★　继《观看之道》、《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我们在此相遇》后，约翰·伯格在《留住一切亲爱的》中利用多样的形式、体裁，发出指向不同的主题，却都引人深思的抒情诉求。伯格使用了“通讯”（dispatches）、箴言、评论，以及他擅长的讲故事的方式，向人们轻柔却又不失力度地诉说了他本人对政治、公平、正义以及自由的关照。

★ 凭借高超的写作技巧、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一如既往的行动主义立场，伯格有力地揭露出正发生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痛苦的深度，并就终结这些痛苦提出了自己的行动建议。这世上为什么会有“痛苦”，以及应当如何理解“痛苦”？伯格将矛头指向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消费主义，并建议说，理解“痛苦”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跨学科的视野。……而任何这样一种视野必定是政治的。……要看到正在发生的这些不必要的痛苦的整体性。”

★ 在书中，伯格分析了恐怖主义的本质和致使其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绝望，写了数百万因贫穷和战争而被迫四处漂泊的无家可归者，讨论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民被剥夺了*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地方。伯格尖锐地指出，“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前，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具讽刺意味的侵略战。”因为，“它所声称的原则”——反对恐怖主义，“与实际目的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而对于无辜的伊拉克民众来说，这场战争却意味着一种全然的绝望：“渺茫的一线希望（离真正的希望还很远）崩毁或被击碎；绝望充塞心灵中那曾为希望所占据的地方。”

内容简介

“但对于这个过度拥挤的世界，对于那些除了偶有勇气和爱、其他则拥有很少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希望产生的作用就很不同了。那时希望就是他们要用牙齿紧紧咬住的东西。”——约翰·伯格　　

作为布克文学奖的得主和我们这个时代*富激情的作家之一，约翰·伯格通过《留住一切亲爱的》这本充满力量的散文集，向我们全面描绘出后“9·11”时代的立体肖像。在书中，伯格分析了恐怖主义的本质和致使其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绝望，写了数百万因贫穷和战争而被迫四处漂泊的无家可归者，讨论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界上其他任何国民被剥夺了基本的自由权利的地方。凭借高超的写作技巧、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一如既往的行动主义立场，伯格有力地揭露出正发生于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痛苦的深度，并就终结这些痛苦提出了自己的行动建议。

作者简介

作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

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创作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

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书，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小说《G》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08年，伯格凭借小说《A致X：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2017年1月2日，约翰·伯格在法国安东尼去世。

精彩书评

（在《留住一切亲爱的》中，）伯格的文章集中探讨了以下几个要点：我们应如何自持，谁拥有权力，以及我们如何改变了自然。对于伯格，这位布克奖得主、画家、哲学家、批评家和活动家来说，观看的行动—就是，专心而好奇地看这个世界—是一种共情的形式。他以一种特别的专注，在这些既富于挑衅意味，却又不失优雅的后“9·11”通讯之中实践了这种艺术。——《书目杂志》（Booklist）

我尊崇并热爱约翰·伯格的作品。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与思想者。——苏珊·桑塔格

约翰·伯格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一手是投入公共领域的锋锐评论，另一手则是深沉内向的虚构创作。——梁文道

精彩书摘

我将轻柔地诉说我的爱

（节选）

星期五。

纳齐姆，我正穿着丧服，我想将它分享给你，因为你曾将那么多的希望和那么多的哀伤分享给我。

　　　　电报是夜里来的，

　　　　　　　只有三个音节：

　　　　“他死了。”

我在悼念我的朋友胡安·穆尼奥斯（Juan Muñoz），一位从事雕塑和装置艺术创作的杰出艺术家。他昨天在西班牙的一个海滩上去世，享年 48 岁。我想问你一些困惑着我的事情。因为有别于牺牲，被杀或死于饥饿，自然死亡带来的首先会是震惊，除非这个人患病已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尤其是当死者还很年轻的时候——

白日破晓

但我的房间里

长夜如织。

——紧跟着的，是诉说着自己将永不止步的痛苦。伴随痛苦悄然而来的，还有别的，很像是玩笑，但又不是玩笑。（胡安是很会开玩笑的人。）它让人产生幻觉，有点类似于魔术师在变戏法后挥动手帕的姿势，很轻盈，与一个人感受到的截然相反。你懂得我在说什么吗？这种轻盈是一种轻浮吗，抑或一个新的指引？

我问了你这些问题，五分钟后，我收到了我儿子伊夫发来的传真，上面是他刚刚为胡安写的几行诗：

你在出现时

　　总伴着笑声

还有新的戏法。

你在消失时

　　总留下你的双手

在我们的牌桌上。

你离去

　　将你的牌

留在我们手上。

你会再次出现

　　伴着新的笑声

而那将是一个戏法。

星期天。

我不确定我是否看见过纳齐姆· 希克梅特（NazimHikmet）。我想发誓我见过，但我找不到相关的证据。我相信那是在 1954 年的伦敦—在他被释放出狱的四年后，距他去世还有九年。他正在红狮广场（Red Lion Square）举行的一个政治集会上发言。他简单说了几句，然后他读了一些诗。一部分英语，一部分土耳其语。他的声音充满力量，语调冷静，极具个性，很有韵律。但那声音似乎不是从他喉咙发出的—或说，在那一刻不是来自他的喉咙。像是有一台收音机在他的胸腔里，他用他微微颤抖的大手，打开，关上。我描述得很拙劣，因为他的在场与真诚是非常明显的。在一首长诗里，他描写了六个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土耳其用收音机听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的交响曲。六个人中有三个坐了牢（和他一样）。是现场广播，同一时刻，数千公里之外，交响乐在莫斯科演奏。听他在红狮广场念他的诗，我生起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口中说出的词也像是从世界的另一端传过来一样。并不是因为它们难懂（并不难懂），也不是因为它们字义含糊或令人生厌（它们非常耐听），而是因为说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战胜了距离，超越了无尽的阻隔。他诗中的“此地”在别处。

在布拉格，一辆马车—

　　　　　　　　一辆单匹马车

　　穿过老犹太公墓（Old Jewish Cemetery）。

这马车载满了对另一个城市的渴望，

　　　　我就是那驭手。

即便是在站起来发言之前，他还坐在台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高大身材。他有“蓝眼睛树”这样的昵称，并非无缘无故。当他站起身，你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同时也非常轻盈，轻盈得会随风飘然而去。

也许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一个在伦敦举办，由国际和平运动组织的会议上，希克梅特被人用好几根钢缆拴在演讲台上，为的是把他留在地面上，不让他飘到空中去—这情形不大可能发生。但那就是我清晰的记忆。那是一个露天集会，从他口中念出的词，在随后也都飞升到空中去了—他的身体也随着他写的词飞起来，在广场上空越飘越高，飘到从前沿着西奥博尔德路行驶的有轨电车的受电弓与接触网擦出的火花之上。这趟电车在三四年前停开了。

你是山里的村庄

　　　　在安纳托利亚，

你是我的城市，

　　　　最美丽也最不幸。

你是呼救的哭喊—我是说，你是我的故乡；

　　那奔向你的脚步是我的。

星期一早晨。在我漫长一生里，几乎所有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当代诗人的诗歌，我读的都是译本，而绝少读他们的原文。我想在 20 世纪以前没有人会这么说。关于诗歌到底可译与否已经争论了数个世纪——但它们是关起门来的争论——就像室内乐。大多数的室内乐在 20 世纪都已沦为碎渣。新的通讯方式、全球政治、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等等，以史无前例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数百万人聚在一起，又将数百万人拆散。其结果是，人们对诗歌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诗歌，是写给那些远在他乡的读者的。

我们的诗歌

像里程碑

必须标示道路。

20 世纪里，好些诗歌里许多直白的诗行，曾将各个大陆、被遗弃的村落和遥远的都会联接起来。你们知道这些，你们所有人；希克梅特、布莱希特（Brecht）、巴列霍（Vallejo）、阿蒂拉·尤若夫（Atilla Jósef）、阿多尼斯（Adonis）、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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