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二十年来，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一直是北大选修课的热门节目，一届又一届走进又走出北大校园的学子卷帘的风景。与学院派研究追求感情零度介入相反，他选择全心的激情投入。在感受到生命困境和现实困扰之际，他总是回到鲁迅那里探寻答案。而他对鲁迅的读解，也因此知识与学术的范畴：他的课堂，是生命与生命的慰藉、心灵和心灵的对话、思想对思想的碰撞。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是钱理群在告别北大讲坛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的现场录音整理讲稿。钱理群试图把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之中，对其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一并进行“文本细读”。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苍老而暗哑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维系在一起。时在2001年，钱理群的“天鹅的绝唱”。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十八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退休后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合著）、《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

精彩书评

　　★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通过“**”才体验到鲁迅的。“**”之前都读不懂鲁迅，经历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而我最近一次与鲁迅相遇，却是在这场大病中，也是有了种绝望的生命体验。这门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次相遇的生命记录。这也许只是我们这一代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会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刻，什么瞬间，和鲁迅相遇……
　　——钱理群

开场白与鲁迅生命的相遇
第一讲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
第二讲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讲十年沉默的鲁迅
第四讲 “为人生”的文学——关于《呐喊》与《彷徨》的写作
第五讲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1918一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
第六讲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第七讲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第八讲《朝花夕拾》和《野草》
第九讲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后记

精彩书摘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本来讲义风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为什么蔡元培和胡适都看得这么重，认为这是“暴动”，非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从以辞职相威胁，到向替罪羊开刀）将其压下去不可？这需要对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内矛盾这两个方面来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大学之性质”。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打破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在大学期间“植其根，勤其学”，打好基础，刻苦学习。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他当然反对学生参与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游行请愿，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到我这儿来陈述，我会转告政府。你们不能随意上街”。但是学生们不听他的，还是去了。蔡元培于是宣布辞职。在他看来，大学里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去管政治；现在学生不读书上街游行，校长管不住学生，是为失责，就应该辞职。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元培对北大的期待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但同时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蔡元培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文化范围内，期待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比如说有名的林蔡之争是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吗？显然后面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复杂的是，到最关键的时候，连蔡元培自己也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时，蔡元培一反常态，在1919年5月2号就召集学生开会，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起来奋起救国。当天晚上，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元培，当时的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情况万分危急，蔡元培惟一的办法就是靠学生起来唤醒民众，于是当夜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紧接着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对学生行动不加阻挠，其实是鼓励学生上街游行，最后就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这把火是蔡元培点起来的，尽管这是违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学生被捕时蔡元培内心的痛苦，他显然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学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是辞职的问题了。良知与责任使他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当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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