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法律史译评》(第五卷)选取了海内外汉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的全新研究成果,大多基于新出文献和历史档案,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于中国法制史、思想史乃至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领域,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法律史译评》以境内外新出中国法律史论文为内容。第五卷论文包括《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东汉古典国制的建立——汉家故事和汉礼》《193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检察制度》等共15篇,内容丰富,涵盖了上至秦汉时期,下至晚清民国的法律史上诸多问题,旁涉出土文献、思想史、行政史等诸多学科,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学术性。
作者简介
1961年生,福建周宁人,史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东洋史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独著、合著、译著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参与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朱腾,1982年生,浙江舟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国法学》《哲学研究》《法学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独著、合著、译著多种,主持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
目录
可计量的犯罪与刑罚:早期中华帝国非官方执法的量化与正当性——【俄】马硕 著,朱潇 译
迁陵县志初稿——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占领支配与驻屯军——【日】宫宅潔 著,刘欣宁 译
有关某女的告发——岳麓书院藏秦简“识劫冤案”所见“奴隶”及“舍人”、“里单”——【日】下仓涉 著,陈鸣 译
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和汉礼——【日】渡边信一郎 著,张娜 译
北周天元皇帝考——【日】会田大辅 著,何燕侠 译,周东平 校
“唐六典”编纂的一个剖面——以重复规定为视角——【日】榎本淳一 著,周东平、黄静 译
请求公事──宋代地方官犯罪探析——刘馨珺 著
清代边疆的吏治——以科布多为例——赖惠敏 著
“治人”之下的制度:再论清代复审制——【日】铃木秀光 著,魏敏 译
清代后期的夫妇诉讼与离婚——以同治年《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日】水越知 著,海丹 译
超越法律阴影:晚清重庆的商户债务纠纷、国家建构和新政破产改革——【美】戴史翠 著,黄艺卉 译
清末巴县农村地区的赋税包揽与诉讼之关系——以“抬垫”为例进行探讨——【日】小野达哉 著,凌鹏 译
争讼人生:《张棡日记(1888-1942)》所见清末民国时期地方社区调解人的生活——郭威廷 著,张一民 译
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检察制度——【日】久保茉莉子 著,周东平、陈进立 译
法律、主权与中国沿海的缉私之战(1928-1937)——【美】蔡骏治 著,杨昂 译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法律史译评(第五卷)》之外的其他图书的详细简介,旨在提供详实内容而不涉及您提到的那本书籍。 --- 《国际私法前沿:冲突规范与法律适用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当代国际私法领域最前沿的理论进展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议题。全书围绕“冲突规范的演变与重构”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系统梳理了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和跨境经济活动的爆炸性增长,各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和商事法律关系时所面临的理论与制度挑战。 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既有法律体系的梳理,更在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与构建。它结合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视角,对《海牙会议公约》的最新实践、欧盟层面的法规统一进程,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冲突规范制定上的独特考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第一部分:冲突规范的理论基础与概念革新 本部分聚焦于冲突规范(Conflict-of-Laws Rules)作为连接国内法与外国法的桥梁,其理论基础在当代背景下面临的冲击。我们首先探讨了传统连接点理论(Connecting Factor Theories)在面对“无国籍”或“多国籍”法律关系时的局限性,特别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重新审释。 随后,本书重点讨论了“准冲突规范”(Quasi-Conflict Rules)的兴起,这类规范虽然表面上是实体法规定,但其内在功能在于替代或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如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书中详述了“规范选择(Rule Selection)”与“准据法选择(Choice of Law)”之间的动态张力,并分析了如何在跨国诉讼中有效识别和适用这些新型的准冲突规范。 第二部分:数字化时代的法律适用挑战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传统的地域性连接点(如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正在被削弱。本部分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数据主权与法律适用: 探讨了在数据跨境流动背景下,如何确定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归属和商业秘密的法律应如何选择。本书对比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域外效力与中国在数据安全方面的管制框架,分析了各国在数据管辖权上的冲突与协调机制。 平台经济与合同: 针对在线交易和平台服务合同,分析了“点击式合同”(Click-wrap Agreements)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确定此类合同的准据法,尤其是在消费者与全球性平台之间发生争议时。书中详细分析了通过“选择条款”(Choice Clauses)规避或明确管辖/准据法的新型策略及其法律效力限制。 第三部分:特定领域冲突规范的重构 本部分深入到国际私法的具体应用领域,探讨了在复杂经济活动中,冲突规范的实际适用难题。 国际商事合同: 重点分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在与国内冲突法结合适用时的复杂性,特别是当当事人选择适用某一国内法而非CISG时,该选择如何影响合同的成立、效力和救济措施。此外,还探讨了国际金融工具(如衍生品、加密资产)的法律适用问题,这些资产的“所在地”难以确定,对传统连接点构成了巨大挑战。 家庭与继承法的最新发展: 关注现代家庭结构(如代孕、同性婚姻)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冲击。特别比较了处理涉外收养、离婚管辖权和跨国继承财产法律适用的最新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改革。书中对《规范遗产事务的法律的公约》(Brussels IV)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详尽的案例分析。 第四部分:司法互助与承认执行的前沿视野 冲突规范的制定最终服务于司法实践的效率与公正。本部分聚焦于域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这一关键环节。 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的国际司法协助机制,如《海牙公约》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方面的进展。分析了各国在“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抗辩权上的适用差异,以及在金融制裁和反洗钱背景下,承认外国判决时需要考量的附加政治和安全因素。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法院判决的并行关系。在国际商事争议中,当事人越来越倾向于仲裁,因此,如何确保法院在处理涉及仲裁协议的冲突规范时,能与仲裁法的适用形成合力,是本部分的重点讨论内容。 结论与展望 本书最后总结了国际私法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核心矛盾:一致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平衡。未来的国际私法规则将更注重实体法的直接适用(Direct Application),减少对传统冲突规范的过度依赖,从而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测性和效率。本书为从事国际私法研究的学者、处理跨国案件的律师以及立法和司法实务工作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当前复杂法律环境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引。 ---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制度的嬗变:以礼法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一次深刻的、跨越数个朝代的系统性考察。研究的核心聚焦于“礼”与“法”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这一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结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精神。本书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并非僵化的“刑罚主义”,而是处于“礼治”的宏观框架下,不断寻求“刑”、“礼”、“教”的融合与平衡。 第一部分:先秦时期礼法之源与早期分化 本部分追溯了中国法律思想的源头,分析了上古的血缘宗法制度如何构建了早期的社会规范体系。 “礼”的法律化: 详细分析了周代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与“礼”的内在逻辑。重点探讨了“礼”如何从社会道德规范逐渐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政治与法律规则,尤其是在《礼记》等典籍中体现出的“内服外刑”思想。 法家与儒家的早期交锋: 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法家(如商鞅变法)对“法制”的强调与儒家(如孔子、孟子)对“德治”的倡导之间的理论冲突。本书批判性地分析了“霸法”与“王道”思想的对立,并指出这种对立奠定了后世“以德化民”的法律哲学基调。 第二部分:秦汉帝国形态下礼法的初步融合 秦朝建立的统一帝国,标志着国家权力对法律的集中化控制。本书分析了秦朝严酷的法制如何服务于中央集权,以及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如何引入儒家思想,完成了“礼法合流”的关键一步。 秦律的结构与精神: 对《秦律十八种》等出土文献进行解读,分析其严密性、形式主义特征及其对后世地方性法规的影响。 汉代“礼入于刑”的制度化: 重点研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伦理纲常(如“三纲五常”)如何系统地渗透到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中。探讨了“孝悌”原则如何成为量刑的重要考量,以及“八议”制度的形成对维护贵族阶层的法律特权的意义。 第三部分:魏晋南北朝的变迁与隋唐的集大成 这一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经历剧烈变动与最终定型的关键阶段。 魏晋玄学与法律的松动: 分析了“九品中正制”对法律公正性的冲击,以及士族阶层在法律适用中的特权化倾向。探讨了法律条文中对“清议”和“名教”的尊重,如何使得法律适用具有更大的弹性。 《唐律疏议》的体系构建: 本部分给予最大篇幅。系统分析《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典范之作,其“疏议”部分正是对儒家“礼”的解释和固化。本书详细考察了“十恶”制度的结构,解释了刑罚的等级设定如何严格对应社会身份和伦常关系,揭示了“礼”在法律逻辑中的基础性地位。 第四部分: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僵化与潜藏的变异 进入宋代后,尽管法律条文有所修订,但本书认为,在“程朱理学”的严格束缚下,法律的灵活性进一步降低,更趋向于维护僵化的社会等级秩序。 宋代法律的精细化与人情化悖论: 分析了宋代司法实践中对“情理”的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个案的关怀,但同时也意味着法律解释权的高度集中于官方。探讨了如“鳏寡孤独”在法律救济上的特殊地位。 明清法律的集权与定型: 研究《大明律》、《大清律例》的特点。分析了法律如何被用于巩固皇权,并通过“律例折中”的方式,在保持法律形式稳定的同时,允许统治者在具体案件中通过“例”来灵活调整刑罚,这反映了“法”对“礼”的服从在实践层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结论:礼法关系的历史遗产 本书最后总结,中国古代法律的根本精神在于“抑暴而扬善”,其手段是“刑罚”与“教化”并重。礼法关系并非简单的工具使用,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它使得中国的法律体系长期保持了强大的伦理化和人身依附性特征,这种特征对近现代中国法律思维的转型构成了深远的影响。本书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史视角。
作为一名法律史爱好者,我一直对法律制度的演变和思想的流变充满兴趣。偶然翻阅到这本书的目录,心中便涌起一股强烈的阅读冲动。虽然尚未涉足其具体内容,但仅仅是“法律史译评”这个书名,就足以勾起我对跨文化法律交流的遐想。历史上,不同的文明在接触和碰撞中,如何借鉴、吸收、改造彼此的法律传统,这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课题!这本书的“译评”二字,暗示着作者并非仅仅罗列史实,而是带有独立的见解和分析。我很期待看到作者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本,并对其进行深入解读。是西方古典法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法理的对话?还是东方神秘主义法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路径?亦或是古代商业法在不同地域的变异与融合?这些都是我脑海中浮现的诸多可能性。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窥探法律历史背后深层逻辑的大门,让我对“法律”这一概念的普适性和独特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通过这些“译评”的视角,我能否看到那些被历史长河冲刷得模糊不清的法律原貌,并从中汲取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