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的感觉，我就像一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或大海中的一滴小水珠，被卷入到某些过程中去了。这其中有一些故事很精彩，跌宕起伏；而另有一些事则是不足为外人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说。用最不违反纪律、最不犯错误、最简单、最不影响他人的话语来表达，那个离奇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由于某种与我无关的原因，阴差阳错地，我就遭到蒙古边防军羁押，而负责看守我的那个军人，就是前几天我进蒙古时帮我们填写入境单的那个在中国上过学的蒙古族小战士，因为他会说一点中文。然后领事馆出面，将我接出。

　　由于此事，我有幸被两个凶神恶煞的蒙古军人带进蒙古边防军的办公室待了两三个小时。在那里，一个彪悍的蒙古少校带着一群有着明显敌意的蒙古军人不断地问着我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蒙古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蒙古都干了什么”之类的问题。在进去之前，我其实也没料到情势会如此紧张。在那一瞬，慌乱是没有用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赶紧通知组织。就算天马上要塌下来，咱也得把这塌天的信息传递出去不是？所幸他们仅仅是边防军，而不是专业的国家安全部门，经验不足，才让我有机会传递消息。就在我迅速地、偷偷地发出短信之后的那一刻，被他们发现，然后手机就被他们收缴扣留了。他们通过会中文的小战士问我：“在发什么短信？”

　　我坦然地说：“我刚汇报了，我在你们这里。”

　　然后他们将我的手机摆在长官面前的桌子上，一群脑袋围在一起，通过那个会中文的小战士的翻译，确认了我所言非虚。那天，在蒙古国边防军办公室的时候，虽然蒙古军人态度极其粗暴、敌对，却没有发生任何身体上的伤害，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发出了求救短信吧。

　　那么，你一定很好奇，他们对我——或者说对中国人——的这个敌意有多大呢？如果我简单地告诉你，一个国家的边防军逮住了他们心中的“敌国”的间谍或偷渡者之时，他们持有一种何等凶神恶煞的态度，你无法得到直观的感受。当然，你可以从你看过的电影中去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譬如说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围着一个疑似间谍的平民，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就差下手毒打了。那个奉长官之命看守我的小战士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一直绷着脸，与几天前他帮助我时判若两人。有几分钟里，他单独与我在一起，我试图和他打个招呼，回忆一下几天前我入境时他帮助过我的情形，他立即就声色俱厉地呵斥我：“闭嘴！不许说话！”那一刻，他稚嫩的脸因紧张、愤怒或别的什么情绪而扭曲。

　　在蒙古相关当局决定放我出来之后，等待领事馆来接我的那会儿，小战士似乎觉得咱俩的关系又恢复到了此前那种正常的交往水准上，他才又恢复了几天前那清纯无邪的笑容，笑嘻嘻问我：“你刚才怕不怕？”

　　我问：“要换你，你怕不怕呀？”

　　他立即就说：“我肯定怕！那么多枪，那么多军人！”

　　我不由莞尔，说：“如果你手无寸铁，那么比着你脑袋的是一条枪或一百条枪，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多一条枪就会多一分恐怖吗？”

　　也许我这话稍微难了一点，他显出茫然的表情，摇摇头表示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我耐心地给他解释道：“你们没有一进去就搜掉我手机啊，所以，你们不是看到了我手机上发出去的短信了吗？我已经给咱们的组织汇报了这事儿，然后我就不怕了，因为我确信领事馆很快就会来接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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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一

　　2016年5月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应H哥相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一家餐厅参加一个小范围的私人聚会，席间见到了来自于新加坡的Alfred。

　　Alfred刚从川西高原游荡了20多天下来，一脸的高原红还没来得及消退。H哥解释说，因为Alfred拿的是新加坡护照，外国人进西藏诸多手续，所以这次就只去了川西。

　　“去了川西却没能进西藏，有点那个啥啊！”我说。

　　现已经移居澳洲的H哥曾经多次进藏，他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驾车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直接就溜达到了山那边的尼泊尔。这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当年绝对是壮举。深谙西藏之美的H哥说：“是的，没能见到西藏的那些著名的雪山，是挺遗憾。”

　　“譬如说，西藏著名的圣山之王冈仁波齐。”我补充道。实际上，去转一转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雪山一直是我的梦想之一，但囿于身体的原因却又难以成行，长此以往，竟成心结。

　　听了我们的感慨，Alfred倒浑不在意的样子。他建议道：“去不了冈仁波齐圣山，咱们可以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去看看啊。现在气候变迁，那里的雪都快融化完了。”

　　我和H哥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可以有！

　　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5895米，它之所以闻名遐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明威的名著《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小说中，海明威以精彩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垂死之人的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在非洲狩猎的作家哈里遭遇汽车抛锚，并染上坏疽病。他和情人在等待一架飞机来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哈里人生阅历颇丰，与不同的女人有染，这一切他一直都打算写下来却没来得及写。故事的结尾,他死于一个梦境：他乘着飞机，向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山顶飞去。这暗示着哈里对死亡已有了深层的感悟，所以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写道：“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实际上也不需要解释，豹子在如此的高度上出现，本身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那天，就着温暖的夕阳，H哥、Alfred和我兴致颇高地讨论起了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种种可能性。我想，就算不能去冈仁波齐转山，至少还有机会可以去攀登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雪山。一阵莫名兴奋之后，忽然记起，其实在那个聚会之前，我就已经买好了当年夏天飞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机票。而古巴是海明威从1933年起就一直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他写下了文学史上的名著《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

　　世界很有逻辑，在貌似不经意间它就悄悄地将不相干的时间、事件和人们紧紧地纽结到了一起。

　　这一次，纽带是海明威。

　　一个人，当所有的梦想都已褪色，剩下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我猜，海明威曾经也很有可能与这个问题遭遇过，所以才有了不朽的名著《老人与海》。传奇般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人生独特的领悟，以及对生命的深刻理解。而晚年沉重的病痛亦丰富了他对死亡的想象，这使得他笔下的死亡总是带着某种神经质的敏感和宗教式的吊诡。

　　2016年8月，取道美国和墨西哥，我来到了海明威生活过近三十年的古巴。然后，在一个汗津津的下午，坐在哈瓦那的那间全名叫LaBodeguitadelMedio的酒吧里，我被挂在墙上的据说是海明威亲笔手书的一个与文学或命运并无直接关系的著名句子所吸引：

　　MymojitoinlaBodeguita.

　　MydaiquiriinelFloridita.

　　—ErnestHemingway

　　翻译过来就是：“我的Mojito在Bodeguita酒吧，我的Daiquiri在Floridita酒吧。”Mojito和Daiquiri是两种以朗姆酒为基酒调出来的鸡尾酒。Bodeguita酒吧里面挤满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海明威粉丝。吧台里面的那个古巴女孩以极为熟练的手法在每一个空杯子里放入数片新鲜薄荷叶，舀上一小勺糖，再挤几滴新鲜柠檬汁。然后旁边那位秃顶调酒师接手过去，用特制的小木棍把被子里的玩意儿捣碎，倒进适量梳打水，再倒入适量朗姆酒，最后放入冰块，轻轻搅匀，就成了一杯薄荷清凉的Mojito。实际上，Mojito这款声名遐迩的鸡尾酒调整得是否成功，便取决于白朗姆酒、苏打水、青柠檬、薄荷叶、砂糖这五种原料在某个微妙的点上的完美平衡。

　　客人们端着各自的杯子，在拥挤的Bodeguita酒吧里慢慢地享受着调酒师最后掺入的苏打水所搅起的细密气泡带来的清爽口感。说实话，酒调得真不错，但缺乏新意，或者说缺乏某种我们时常暗中期待的冒险精神。在古巴，无论你走进那个酒吧，点上一杯mojito，只要调酒师按照配方去配制，他大致就不会失败。这款酒似乎有点过于四平八稳了，我甚至都有点怀疑这难道会是海明威最喜欢的鸡尾酒之一吗？

　　“生活能伤害你，但你要从受伤处开始生活得更坚强。”这样的口吻是典型的海明威style。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说出过这句话的硬汉海明威，最终却在1961年7月2日亲手用一把猎枪轰掉了自己那颗天才的脑袋。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每个人都必须死两次，第一次为生物学上的自然死亡，第二次为符号死亡。所谓符号死亡，是一个更为复杂、也更据阐释意义的现象，它是对自然死亡所进行的符号化处理。海明威结束了自己的物理生命，但他的精神却借助文学符号永远地流传下来了。这便是人们经常说的“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句话在精神分析学上所具有的深邃内涵。

　　简洁干净的文字，冰山式的手法，含蓄凝练的意境，这就是海明威。在哈瓦那的那些日子里，泡在海明威生前最喜欢的酒吧，品着海明威生前最钟爱的鸡尾酒，憧憬着不远的将来的某一天，经过艰难跋涉最终登上海明威笔下的非洲乞力马扎罗雪山——那一刻的感觉是诡异的，有一种语言所不能捕捉的空灵感。仿佛此前所有的人生阅历与际遇，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历经艰辛、不远万里地游荡到那些奇妙的地方去五味杂陈……

　　本书此序，写于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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