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读法指导大概
　　阅读孟子，可取两种本子。一种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一种是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两种都有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孟子集注》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也有。又，这四种是宋代以来至今通行的读本，各地都有木刻本），后一种又有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定价不高，而且容易买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心力所萃，其发挥处表示宋学的精神——宋学指宋代的道学，也就是现代所谓哲学。朱熹是宋代的大哲学家，他注这四部儒书，实即发挥二程（程颢、程颐）与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所以表示宋学的精神。他的训诂考证虽不免有粗疏阙略之处，还待后来好些专家给他正补，但就一般说，简单扼要，篇幅不多，便于省览。《孟子正义》是依据后汉赵岐《孟子章句》的注，逐一给它作详密的疏，所采清代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见《孟子篇叙》篇末疏中）。这是集大成的工作，一般批评都说它当得精博两字。但篇幅繁多，训诂考证又偏于专门，初学者未必能够消化。现在不妨把《孟子集注》作为大家案头阅读的本子，而从图书室中检出一部《孟子正义》来，供偶尔的参考；能力较强，素养较深的同学，自可兼看《正义》。
　　参考书不拟多举，只提以下四种。一是历史课内所用的本国史课本。要读孟子，不可不明瞭孟子所处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无论何种本国史课本，多少总有述及。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本）。这部书的十六章讲孟子思想极简要。阅读古代所谓诸子，必然牵涉思想问题，这就关系到哲学。哲学不一定微妙难知；就简单方面说，只是哲学家所抱的一种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所以，国文课内的阅读，也可取关于哲学的书籍来作参考。三是钱穆的《论语要略》（商务印书馆本）。这是一本研究《论语》也就是研究孔子的书；孟子自负继承孔子，他的思想与孔子关系最密切，理解《论语》当然可以帮助理解孟子。但所以提出这本书，尤其重要的，在它的方法。《论语》只是散乱地记述孔子的言行，这本书却从其中采辑相关的材料，分题研究；因为材料是本身的，排比在一起，其结论也就显然可知，没有穿凿附会的弊病：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孟子也极为合式。四是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本）。孟子一书，虽与后代的文言相差不远，但还有若干虚字，是后代文言所不常用的。这种虚字的训释，《孟子正义》收集得很齐备；恐怕一般同学无力看《正义》，所以提出这一本书。其体例与字典相似；对于每一个虚字，从实例中归纳出若干训释来，在每一个训释之下，就列举古书中的那些例句。只是各字的排列次第，与寻常字典不同；它不依各字的形体，按部首排列，而依各字的声音，按音母编次。起初使用它，不免感觉不便；但音母实在并不难辨，少加注意，渐即熟悉，若是记得注音符号注音的人，一经指点便明白了。——以上所举，除第一种外，通常认为大学适用的；拿来给高中同学参考，似乎是躐等。但所谓某种书适宜于某种程度的读者，原是大概的说法；高中二三年的同学，距离大学的阶段已经不远，若能多努力，多用心，便是大学用书，又何尝不可参考？况且这三种书都是现代人编撰的，条理明白，文字流畅，比较参考从前人编撰的书，阅览上可以省力不少，理解上也有亲切之感。这是提出它们来的又一层理由。
　　《孟子》一书，记载孟子一家的思想言论，与《荀子》、《庄子》等书同类，应当归入“子”部。《汉书·艺文志》，《隋书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把它列在儒家，正是认孟子为诸子之中的一家。但是到了宋代，《孟子》一书却被选拔出身，升到了“经”部。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诗一首，题目下记道：“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以前的石经不收《孟子》，这嘉祐石经却收了，可见把《孟子》归入经部是从宋仁宗时候开始的。而南宋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列入经类，是目录家对孟子移易观点的开头。“经”字原指六艺（诗、书、乐、易、礼、春秋）而言（这样用得最早的，当推《礼记》中的《经解》）。六艺都是孔子以前的旧籍，孔子教人，这些就是他的教科书。他教的时候，也许加点儿选择，又或随时引申，算是他的讲义。后来人所说孔子删正六经，情形大概如此。孔子以后的儒家效法孔子，继续用六艺教人，而他却只讲自己的思想学说，不讲旧籍，因此，六艺就似乎是儒家所专有。到汉武帝时候，罢黜百家，专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或说乐经其时已亡失，或说乐本没有专书），定名为五经；于是“经”字开始含有特别高贵的意味。唐代以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又把《孝经》、《论语》、《尔雅》加进去，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如前面所说，孟子又被加进去，便成十三经。现在用平心的看法，经部书实在就是儒家的书；孟子虽是诸子之中的一家，但如陈振孙所说：“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那么被列入经部确是应该的。
　　《孟子》又是“四书”之中的一部。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以配论语、孟子，为作章句集注，定名为四书。他在《大学章句》的开头记道：“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的《中庸·章句序》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可见他编辑四书，宗旨在供给研究道学的人一套有系统的教科书。他的意思，先读《大学》，懂了为学次第，才可以尽论、孟的精微；对于论、孟既能融会贯通，再读《中庸》，才可以穷道学的指趣（现在四书次第，《中庸》在《大学》之后，乃以篇幅多少排列，并非朱熹的原意）。这套教科书，元仁宗延祐年间开始据以取士，明代清代因仍不改，凡读书的人必须诵习，势力最为广遍。因此，四书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识课本，无论习行方面、思想方面、言语方面，都不免与它发生关系。现在读《孟子》，这一层也是应该知道的。
　　《孟子》一书，汉人都以为孟子自作。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里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这都说孟子如现在的教师一样，自编讲义，自订学生所作的笔记，集合起来，成为一部学术讲录。到唐代韩愈，始以为其书出于弟子之手。韩愈答张籍书里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这是说孟子一书只是学生的笔记集，孟子自己并没有动笔。后人给后一说找证据，提出两点。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所见诸侯大都称谥，而诸侯之中，有可断言死在孟子之后的（如鲁平公），孟子决不能预知死后的谥；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又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弟子大都称“子”，这是尊称，非师对弟子所宜用；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对于前一点，有人解释说，书是孟子自己所作，但后来又经弟子编定；当编定的时候，于当时诸侯，就其可知的，一律加谥，以便识别。对于后一点，有人解释说，“子”是男子的通称，不一定是尊称，师对弟子也常用；在孟子书中，就有“子诚齐人也”、“我明诸子”的话，都是孟子称他的弟子可以为证。前一解释是可能的，后一解释是确凿的；但只能证明那两个证据不很坚强，并不能就此证明孟子书确系自作。大概自作的确据是找不到的；清代阎若隅《孟子生卒年月考》里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也只是想象之辞——不记容貌，岂便是自作的确据？现在只能信从较古且较可靠的材料，如朱熹一样，认为“史记近是”（见《孟子集卷》注首的《孟子序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就是：无论是孟子自作或弟子所记，其编撰工作总之出于一人之手，不像大多数的子书那样，是一派中前后许多学者的著作的结集。这从文字方面看，便可以知道。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微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朱子语类》）。首尾文字一体，读过《孟子》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若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怎能一体呢？朱熹答人疑问，又说：“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非缀缉所就，也说明出于一手的意思。还有一层，私人著作的古书，据现在所知，最早是《论语》。《论语》是记言体，极为简约。及到《孟子》、《庄子》等书，便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这是战国诸子文体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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