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曆史與記憶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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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北京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城市，尤其是在告彆帝製、民園建元的時刻，承載著古老文明意識的曆史遺跡隨處可見。而如何看待、處理和安置這些“曆史與記憶”，使它們不斷融入“現代”中國的現代生活之中，相關討論、爭議貫穿瞭整個民國乃至共和國初建時期。在大量典籍、詩文、建築、城市規劃、民族國傢等問題的“書寫”互動下，作者直麵各種形態的材料，條分縷析、抽絲剝繭，既結構化地呈現瞭古都北京逐漸消逝的氣息，又在現代性理論上做齣推進的嘗試，是“曆史與記憶”本土化思考的範例。

作者簡介

季劍青，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民國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國近現代文學及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産：1928-1937》，編有《北平味兒》，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若乾。

精彩書評

　　★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是很強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劃為另一類的近代城市，但絕不能把它從中國近代史上拿走。北京的近代性更多地錶現為非確定性，這或許是我們往往邁過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講述它的傳統性的一個原因。然而，越是非確定性，卻越值得書寫和講述。因為，正是在這種不確定性中，纔含伏著大曆史的主題。
　　——唐曉峰
　　
　　★本書采用曆史視角解讀瞭大量文本，討論瞭二十世紀上半期不同人群如何以各種文體形式，藉力於變換的政治與社會機構“重寫舊京”。作者從多種角度展示瞭對北京的“曆史記憶”在這一時期發生瞭怎樣根本性的變化，對這些在現時與過去之間進行對話的文本實戰中所錶現齣的曆史意識和文化心理的分析，頗多新穎獨特的見解，令人反思怎樣的曆史纔對現時生活的世界具有真實的意義。
　　——董玥

目錄

導論

從帝京到文化城

宮苑的轉變

文化城的建構

旅遊指南與城市景觀

城市規劃的發明

懷古的終結

寺廟與掌故

地誌的變遷

名勝的名與實

“古城”憂思

重述多民族都城史

民族主義者的想象

旗人的錶述

另一種建築史

餘論 從“新北京”到“古都”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導論

北京是一座過去的遺跡隨處可見的城市。對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來說，這些曆史性的建築和景物意味著什麼？劉心武的小說《鍾鼓樓》為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提供瞭有趣的個案。這部小說描寫鍾鼓樓地區一戶四閤院的眾生百態，鍾樓和鼓樓這兩座古老的建築，隻是充當鬍同生活的背景，它們是被保護的文物，遊離於市井煙火和街衢繁華之外。但曆史上的鍾鼓樓是作為公共報時裝置而存在的，每天晚上和次日淩晨，鼓樓上的大鼓敲擊齣有節奏的鼓聲，鍾樓隨後撞鍾報時。而在整個夜間，每個時辰撞鍾一次，鼓樓則保持沉寂。 暮鼓晨鍾構成瞭城市生活的自然節律，鍾鼓樓因而深深地嵌入普通市民的日常起居之中，即使在清朝覆亡民國建立之後，這種狀態仍然在持續，直到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迫齣宮，原來負責鍾鼓樓報時的鑾輿衛隨之取消，鍾鼓樓的報時功能纔被徹底廢棄。
有趣的是，劉心武對曆史上鍾鼓樓與城市生活這種有機的聯係，完全持否定的態度。鍾鼓樓傳統的計時和報時方式，被當作落後的象徵。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對時間和曆史的思索，顯然是建立在現代化觀念基礎上的。充當公共報時設備的鍾鼓樓必然被現代鍾錶取代，它們隻有作為文物纔具有價值。這部獻給“在流逝的時間中，已經和即將産生曆史感的人們”（小說題記）的作品，對曆史采取瞭毫不留情的棄絕的態度。
鍾鼓樓的命運，可以看作當代北京城市身份的一個隱喻。在《鍾鼓樓》齣版前不久，1982年，北京被定位為“曆史文化名城”，市政府編製的總體規劃提齣瞭保護“古都風貌”的明確要求。 “古都”和“風貌”這兩個詞經常放在一起使用，這提醒我們“古都”是一個處於一定距離之外被觀看的對象，定義古都的那些建築與景物及其承載的曆史，屬於一個從當代北京分離齣去的過去的世界，它們與當下的現實並不發生直接的聯係，就像鍾鼓樓疏離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一般。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夠去建構和把握“古都”，恰恰依賴於這種把曆史對象化和客體化的策略，依賴於將過去從現在分離齣去，將曆史從日常生活中分離齣去的邏輯，這些都是現代曆史觀塑造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古都”乃是現代的産物。
在一部介紹古都北京的著作的序言中，作者把北京稱作“偉大東方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的比喻，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觀點。他用博物館的陳列品來比擬傳統事物的現代命運，傳統的價值體係崩塌後形成的碎片，被安置在博物館中，它們隻有曆史和審美的意義，而不再具備現實的能動性。 就古都北京作為被觀看的對象以及它與當下生活的關係而言，把它比作博物館是很恰當的。
不過，在博物館作為一種現代製度齣現之前，今天我們視為藝術品的許多器物，都曾在政治體製和社會生活中行使著各自的職能，就像鍾鼓樓在被當作文物古跡之前，曾經作為公共報時裝置存在一樣。想象一下我們迴到瞭清代的北京，如今構成“古都風貌”的那些古建築，都在一個幾近完美的秩序空間中各安其位。宮殿、苑囿和壇廟等皇室建築，既是行使政治權力的場所，同時又以其莊嚴神秘象徵著皇權的至高無上，遍布城內外的諸多寺廟滿足著各個階層宗教生活的需要，有的還發展為市集，或者因其景色風物成為文人士大夫遊賞雅集之地。它們構成瞭這座城市的內在肌理，為居住其中的人們提供瞭現實的活動空間。
更重要的是，古代北京城的各類建築和景物提供給人們的現實生活經驗，本身就充滿瞭曆史感。鍾鼓樓的暮鼓晨鍾，在日復一日有節律的報時聲中，已經獲得瞭深沉的曆史意味，一種莊嚴的“紀念碑性”。 中國是具有深厚曆史感的國度，北京是擁有數百年建都史和上韆年建城史的都城。在清代的北京，人們隨處都能碰到曆史悠久的古跡，城闕、宮苑、寺廟乃至街市，都有漫長的過去可以追尋。然而古代中國人與現代人的曆史意識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彆。按照黃俊傑的說法，中國古代的曆史意識的基本特點是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曆史感，他們把從曆史中獲取的啓示作為當下生活和行動的指南，過去和現在緊密而有機地聯係在一起，中國人就生活在從過去綿延至今的曆史之中，他的意義世界就是由他身處其中的曆史而被揭示、闡釋和塑造的。現實生活本身就浸潤著對曆史的感受。
古代曆史意識中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在有關城市的文獻中錶現得尤為明顯。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某處古跡，作為一個具體的空間，構成瞭聯結過去與現在的紐帶。我們翻開《天府廣記》、《京城古跡考》、《日下舊聞考》這樣記述北京曆史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考古證今”、“案古證今”、“茹古涵今”一類的詞匯，它們把作者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錶達得再清晰不過瞭。對乾隆皇帝來說，他統治下的帝京超越瞭前代都城 ，這種今昔的對照顯示瞭盛世的氣象，皇權的神聖性和閤法性也由此得到重申。而仕宦京師的文人士大夫，則常常以特定的古跡為中介，將自己與前賢聯係起來，錶達個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關懷。康熙年間馮溥因希慕元代名臣廉希憲而重建萬柳堂，嘉靖年間法式善考證明代李東陽“西涯”舊居，為錶示仰慕而自號“小西涯居士”，不過是其中兩個例子，凡是文士經常詩酒雅集的勝地，大多具有類似的意義。無論是皇帝還是文士，他們麵對北京或北京的某處古跡時生發的曆史意識，都充滿瞭政治和倫理的領悟，這些領悟是活躍的現實經驗的一部分。曆史不是外在的客觀認識的對象，而是像一條長河從過去流來，攜帶著豐富的意義融匯到人們的心靈中。
近代以降，在現代性的衝擊下，以古今之間連續性為核心的曆史意識漸漸失去瞭存在的依據。“現代性”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名詞，中國的現代性究竟起源於何時，是否有其本土的內在脈絡和獨特性，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我在這裏並不打算介入有關現代性的理論論辯，隻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將現代性界定為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對中國産生巨大衝擊的力量，以及伴隨這一力量而在中國産生的種種新的器物、製度、觀念和文化實踐。現代性使中國偏離瞭原先的軌道，與此同時，在新的視野和觀念下，中國人身處其中的曆史傳統也開始被相對化和客體化，不再成為價值體係和意義世界的自然源泉，而是構成瞭被批判地加以審視的對象。正如王晴佳所指齣的，現代中國的曆史學傢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這個國傢的過去，對過去與現在的分離的感知，成為新的曆史意識的基礎。
現代性給北京這座古城帶來瞭巨大的變化，1900年庚子事變後，北京開始瞭它的現代化進程，引入瞭現代市政管理製度，道路交通得到改善，西式房屋到處拔地而起。在新齣現的現代建築、設施和生活方式的映襯下，沉澱著久遠曆史的北京城顯得陳舊起來，它像是屬於一個過去的世界。過去與現在之間齣現瞭裂痕，分離在所難免。1912年民國建立後，北京徹底告彆瞭帝京的身份，在觀念的層麵上，帝京的曆史也已成為過去。然而，整個民國時期，帝京遺留下來的大量建築、古跡和空間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還保留著對帝京的曆史記憶。換言之，過去的北京有很大的一部分仍存留瞭下來，民國時期人們如何對待和處理這個“過去的北京”，是我要討論的課題。
我用“舊京”這個時人經常使用的詞匯來指稱這個“過去的北京”，它包含兩方麵的涵義，一是帝製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古跡和空間格局，二是北京作為帝京的曆史。如果說在前現代的北京，人們是生活在曆史之中，那麼到瞭民國，“舊京”已經屬於一個被對象化的過去。但過去與現在的分離本身是一個過程，藉用列文森的術語，舊京的“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並不是隨著現代性的到來立刻就實現的。民國時期齣現瞭將舊京客體化和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但不同的群體，齣於不同的動機，與舊京仍保持著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情感與態度上的維係。隨著舊京日漸遠去，對舊京的曆史記憶漸漸淡化，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最終占瞭上風，“舊京”於是變成瞭“古都”，以穩定的形象定格在時間之中。
這個復雜的過程同時也揭示瞭現代曆史意識的特點，雖然人們意識到舊京屬於過去，但在“舊京”成為“古都”之前，麵對舊京時所生成的曆史意識，往往包含著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某種張力：過去尚未完全作為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存在，它們以某種新的形式活在現代人的記憶之中。重新去探訪民國時期關於“舊京”的各種書寫中錶達的曆史意識，也有助於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如何重建人與曆史、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係這個更大的問題。
所謂“書寫”，在這裏泛稱以文字形式呈現的各種錶意實踐，它既包括各種類型的書寫文本（文學作品、學術著述、旅遊指南等），也包括圍繞某些事件展開的公共性的輿論，乃至藉助文字展開的命名、規劃等實踐性的活動。我希望通過不同形式的“書寫”，來把握人們麵對舊京時生成的曆史意識的豐富性，不同的書寫者，賦予舊京以不同的新的內涵，“書寫”實際上就是“重寫”。在對舊京的“重寫”中，過去的北京獲得瞭新的意義，成為民國北京的現代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時期的“重寫舊京”，凝結瞭人們對這座城市的過去的豐富體驗。因而本書並不是以民國北京為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關於對北京之過去（“舊京”）的認知、理解及想象的曆史的研究，更接近觀念史和心態史。在這裏，“過去”作為一個書寫的對象，本身就是那種將過去與現在區彆開來的現代曆史意識的産物，正如“傳統”往往是現代性的發明一樣。過去的北京（“舊京”）如何被對象化和客體化，最終成為博物館化的“古都”，這個過程是我想要描述和分析的主要內容。
這本書在時段上大體民國時期（1912—1949年）為範圍，不過在具體論述過程中，為瞭使整體思路更加清晰和完整，某些章節會突破民國的時限，將視野上下延伸至晚清和共和國時期。就全書的結構而言，並不完全以時間為綫索，而是以問題為導嚮，大緻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關注帝京的物質遺存（建築及空間布局）在民國時期的命運，它們如何從皇權的象徵轉變為文化遺産，這是一個客體化乃至符號化的過程，它體現在一係列城市書寫中：民國初年宮苑形象的轉變，30年代關於“文化城”的爭論，旅遊指南中帝京景觀的再現，以及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對帝京空間布局的文化價值的確認。第二部分則把目光轉嚮舊京的其他古跡，它們不像皇室建築那麼受到重視，大多在北京的現代化過程中淪為廢墟乃是消失。其中一部分古跡先前主要依托文人士大夫的風雅傳統，如今隨著士人階層的衰微而陷入無人照料終至破敗的境地。盡管有舊式文人試圖復振前朝風雅，卻難免時代錯置的尷尬，或傳統歇絕的傷懷。現代作傢和知識分子對待這些古跡則錶現齣兩種態度，一種是以寫實和科學的眼光對其加以描述和記錄，將其轉化為對象化的客體；另一種是把這些廢墟遺跡看作北京這座“古城”衰老不堪的錶現，特彆是在30年代麵臨嚴峻的政治危機的語境中，齣現瞭許多以“古城”為母題的詩文，其中常常流露齣對曆史的深沉憂思。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曆史記憶和認識在一係列書寫中的錶現，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納入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曆史敘述中去的。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民族主義者視少數民族王朝統治北京的曆史為恥辱，潛藏的種族記憶被激活，形成負麵的北京形象。而早已視北京為故土的旗人則在民國時期被壓抑的處境中，發展齣自身的北京錶述，他們有意忽略身為滿族的族群記憶，強化自己作為北京人的地方認同，並將自己的北京書寫構造為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不同看法，也滲透到建築史的研究中，這些論述在30至40年代民族危機的背景下，透露齣不同的政治意味。最後，在一個整體性的民族視野中，擁有數百年都城史的北京，被定義為“民族藝術”的載體。這也構成瞭舊京博物館化的一個環節。
在全書的餘論部分，我將從40年代末關於北平文物整理的爭論入手，重新梳理新中國建立至當代北京舊城保護的討論與實踐的大緻綫索，探討舊京博物館化的復雜過程和後果，特彆集中於舊京與市民生活的關係方麵，最後嘗試對曆史、記憶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作理論上的思考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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