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真实人生：安徒生自传》是安徒生本人在人生创作辉煌的时期对自己的回顾与总结。正如他所说，他的一生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出生于一个穷鞋匠的家庭，在14岁的年纪只身前往哥本哈根闯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学习与探索这个世界。他的人生经历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跟着安徒生本人回归没有童话包裹的真实世界。

作者简介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1805-1875），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他出版的著名童话故事有《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等。除此之外还创作过多部诗集、小说、剧本、游记、自传。作品《安徒生童话》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被尊称为现代童话之父。

　　王娱瑶，安徽巢湖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硕士。曾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在天堂和人间发生的事情》。目前从事版权贸易工作。

精彩书摘

　　我的一生是个有趣的故事，快乐并充满了偶然。假如我还是个出身贫苦又没有朋友的小男孩，能碰到一位好心的仙女对我说：“现在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你将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会按照你日益成熟的思想，在合乎逻辑的情况下，指引你、保护你直至愿望的达成。”即使如此，我的命运也不会比现在更快乐，更稳妥，或者更好。我将用自己的一生告诉这世界，也是世界告诉我的一句话—有位仁慈的上帝，他已经对一切作了最好的安排。

　　我的故乡—丹麦，是片诗意的土地。这儿延续着民间的传统和古老的歌谣，它动荡的岁月和瑞典、挪威的历史紧密相连。丹麦的岛屿上生长着美丽的榉木林、玉米地和苜蓿田：这些小岛仿佛一个个庞大的花园。在绿色的岛屿中，有个叫弗能的小岛，弗能岛上的奥登赛，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根据古老的传说，异教徒的神奥丁曾住在这里，奥登赛因此而得名。这是个省会城市，距离哥本哈根二十二里。

　　在1805年，这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彼此深爱着对方。丈夫是位制鞋匠，还不到二十二岁，他心灵手巧，有着真正的诗人气质；妻子比他还要年长几岁，她对生活和世界一无所知，却有一颗善良、充满爱的心。这个年轻男人自己动手做了制鞋用的木凳和床架，开始了生计。就在不久前，他用来做床架的那块木架上还安放着已逝的特兰佩伯爵的棺木，木架上残留的黑布保存着人们对那件事的记忆。

　　1805年4月2日，躺在这块木头上的不再是黑纱丧烛环绕着的贵族遗体，而是个活蹦乱跳，哭泣不止的婴儿—那就是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我出生的那天，父亲坐在床边大声朗读着赫尔拜[2]的作品，而我却啼哭不止。“你不能睡觉吗？或者静静地听？”父亲开玩笑地说。我却继续哭着，即使去教堂做洗礼的时候，我也大声啼哭，以至于那位脾气火爆的牧师说：“这个小孩像只野猫在叫呢！”我的母亲永远忘不了这话。担当教父的戈玛，是位穷困的外乡人，他在一边宽慰着母亲，说我小时候哭得越大声，长大后歌声就会越动听。

　　鞋匠铺子、床和我的摇篮，几乎就填满了我们的小屋。这便是我童年的安乐窝。墙壁上画满了画，制鞋凳上面的橱柜里装着书籍和歌本，小小的厨房里，堆着闪亮亮的盘子和铁锅，有一把梯子可以爬上屋顶。在我们和邻居的房子之间有一口填满了泥土的大缸，那是我母亲的私人花园，她在里面种了各种蔬菜。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里依旧鲜花盛开。

　　我是家中的独生子，几乎被宠坏了。母亲一直告诉我，我比曾经的她要快乐得多。我就像贵族的孩子一样被抚养长大。母亲小的时候被父母撵出家门去乞讨，她一旦讨不到钱就会在桥洞下抽泣着坐上一整天。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卡和《小提琴手》中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身上，从不同的角度融入了我母亲的性格。

　　我的父亲对我是有求必应，我占据了他的心，他为我而生活。礼拜天的时候，父亲为我做透视玻璃、排各种各样的戏剧和图画给我看。他给我读赫尔拜的剧本和阿拉伯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这些时候父亲才会真正地开心起来，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的一生从未感到过快乐。他的父母曾经住在乡下，家境宽裕。可是家中接连遭受了不幸。牲畜死了，农场的房子失火烧毁了。他父亲失去了理智，于是母亲带着他来到欧登赛，让满腹才学的儿子去鞋匠那里做了学徒。尽管他曾热切地梦想能去语法学校学习拉丁文，但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几位富裕的市民有次提到这事，商量过凑钱资助他上学，以助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他们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我可怜的父亲看着自己的理想化为泡影，他从未忘记过这些。记得儿时有一次，我看见他眼含泪水，那是因为语法学校的一个学生来我们家做新靴子。他拿出课本，给我们看他所学的功课。“那是我本应该走的路啊！”父亲说，他激动地吻着我，一晚上都异常沉默。

　　他很少和同行们交往。礼拜天他会带着我去林中散步，出门时他都不多话，只会静静地坐下，陷入沉思。而我则在旁边乱跑，把草莓系在一根稻草上，那是在五月，林子里的树木都冒出了第一抹新绿。母亲身着一件棉布长袍，我记得那是她的假日服装，她只有在这时和领圣餐的时候才会穿。她总是从树林里带回许多新鲜的树枝，把它们栽种在一块假山石的后面。在后面的日子，我们房梁的缝隙里就会插上些圣约翰草的枝桠，大家将这些植物的生长看作是预示我们生命长短的象征。绿色的树枝和墙面装点着我们的小屋，屋子总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净整洁。家里的床单和窗帘也总是雪白的，这是母亲特别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祖母每天都要来家里待一会儿，看望她的小孙子。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位安静、特别和气的妇人，生着温柔的蓝眼睛，身材娇小，饱受了生活的考验。她嫁给一位农民，曾过着舒适日子，现在却穷困潦倒，和神志不清的丈夫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房子是他们仅存的一点可怜的财产。我从未见她流过一滴眼泪。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静静地叹着气，对我讲她家族的故事。她的外祖母是卡塞勒城里的贵族小姐。用祖母的话说，她嫁给了一位“喜剧演员”，并与他私奔了，因此她失去了高贵的身份，从此过起了苦日子。我实在记不起祖母提到的她外祖母的姓氏，不过祖母娘家的姓是诺梅森。她受雇打理一个疯人院的花园，每个礼拜天她都给我们带来些鲜花，因为雇主允许她带些花回家。这些花儿装点了母亲的碗柜，可它们都是属于我的，我会将它们插在装满水的玻璃杯里。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啊！她把花儿全带来给我；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我明白这一点，也理解她的心情。

　　祖母每年要焚烧花园里的垃圾两次，这个时候她会带我一起去疯人院，我就躺在高高堆起的绿叶和秸秆上。我可以在花丛中尽情玩耍，而且我在这里会比在家里吃得更好，因此我特别重视这样的机会。

　　那些没有暴力倾向的病人都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他们常常来到花园里，而我怀着好奇和恐惧听他们说话，跟着他们走动。哦，我甚至曾冒险尾随护理人员跑去看那些发疯的病人，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向他们的病房。有一次，趁着护士不在面前，我趴在地板上，透过一个病房的门缝朝里面看。我瞧见一个女人，几乎一丝不挂地躺在稻草床上。她的头发垂落在双肩，正唱着歌，嗓音很美。突然她一下子跳起，扑到我正趴着的门前，门上递送食物的小窗口被撞开了。她朝下瞪着我，向我伸出老长的胳膊，我惊恐地尖叫起来，我感到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衣服—护士赶来的时候，我已吓得半死。许多年过去了，那情景和感觉仍然在我灵魂里保留着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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