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製下的法律職業倫理/中國律師實訓經典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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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包括對抗製簡介、對抗製與保密義務、熱忱辯護（zealous advocacy）與公共利益、僞證、交叉訊問——破壞誠實證詞、法律職業倫理的認識論、嚮委托人提供建議、起訴者的一些倫理睏境、庭審律師的審查等。

作者簡介

門羅·弗裏德曼（1929-2015年），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院教授，美國律師職業倫理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主要代錶性著作有《對抗製下的法律職業倫理》《律師職業道德的底綫》等。其中《對抗製下的法律職業倫理》對推動美國法律職業倫理的研究和實踐産生瞭巨大的影響，曾獲得美國律師協會的銀槌奬。因弗裏德曼在法律職業倫理方麵的卓越研究，他被稱為“現代法律職業倫理之父”和“法學院的良心”。

吳洪淇，1982年齣生，福建安溪人。“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證據法學、法律職業與司法製度，先後在《法學傢》《政法論壇》《法製與社會發展》《比較法研究》《法學評論》《環球法律評論》等期刊發錶三十多篇論文。齣版有《法律職業的危機與改革》（專著）、《轉型的邏輯：證據法的運行環境與內部結構》（專著）、《反思證據》（譯著）、《證據理論：邊沁與威格摩爾》（譯著）、《證據法學反思：跨學科視角的轉型》（譯著）等多部著作。曾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奬、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奬、董必武法學青年成果奬等多個學術奬項。

目錄

1 屍體埋於何處：對抗製與保密義務 1
2 熱忱辯護與公共利益 11
3 僞證：刑事辯護律師的三難睏境 33
4 交叉詢問：破壞誠實證人 52
5 一名律師真正“知道”什麼：法律職業倫理的認識論 61
6 嚮委托人提供建議：刷新記憶抑或鼓勵僞證 71
7 檢察官的一些職業倫理問題 94
8 庭審律師的資格認證 117
9 大不列顛優越性的神話 124
10 通往法律係統：追逐救護車的職業義務 135
法律人的靈魂何處安放？！（譯後記） 151

精彩書摘

屍體埋於何處:對抗製與保密義務 對抗製下的律師職業倫理
最近在紐約快樂湖（Lake Pleasant）的一起謀殺案中，該案的一名被告人告訴他的律師他還殺瞭另外兩人以及這兩個人實體掩埋的地點。這些律師前往該地點，不僅察看瞭屍體還拍瞭照片。但是，截止至數月之後他們的委托人供述瞭這些罪行之前，他們一直未嚮當局告知有關屍體的事。除瞭嚮警方和控方隱瞞這些信息外，其中一名律師還拒絕將信息透露給受害人的一位傢長，他在尋找失蹤女兒的過程中找過該律師。這樣一起戲劇般的事件引發瞭許多有趣的反應。公眾成員普遍對部分律師的顯而易見的冷酷無情深感震驚，這些律師的行為被認為是律師對公眾利益和基本的正義感不健康地缺乏關注的典型錶現。公眾的這種態度得到瞭當地控方所發布的公共聲明（public statements）的支持，控方尋求去起訴這些律師，因為他們既沒有透露有關犯罪的信息也沒有預見到死者的屍體可能會被埋葬。除此之外， 那些被新聞輿論所采訪的律師和法學教授們的反應則是情感矛盾、睏惑不已，這錶明瞭法律職業中的極少數人已經對本案所提齣的與司法管理和職業責任相關的根本問題進行瞭嚴肅的思考。 �唱唱唱�
一個人當然能夠理解幫助這些傢長以及給受害者予適當埋葬的尊嚴這樣一種道德強製的閤理性。從直覺上不那麼容易理解的是律師們對其委托人以及更大意義上對一套司法管理製度——這套製度本身對保衛人類尊嚴非常重要——所負有的義務。但後一種義務在我看來從另一個方嚮達到瞭道德上的平衡。簡言之，這兩位律師不僅從行為上沒有什麼不妥，而且如果他們已經違背瞭他們委托人的利益將信息泄露齣來的話，他們就將嚴重違反瞭職業責任。要對這樣一種答案進行解釋，我們就必須迴到我們刑事司法製度的特殊性質以及確切地說，迴到我們政體製度的基本原理。讓我們以比較的方式從理解刑事辯護律師在集權國傢所扮演的角色開始。正如哈瓦那大學的法學教授們所說明的:“一位革命律師的第一要務並不是辯護說他的委托人是無罪的，而是確定他的委托人是否犯瞭罪，如果犯瞭，那就尋找一種能夠令其最好地改邪歸正的製裁。”
與此相類似的是，一位保加利亞律師在一起叛國案件中，以下麵這樣一段話作為其辯護的開始:“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傢，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職責沒有什麼不同……邊防必須幫助控方查明某一案件中的客觀事實。” 在該案件中，該辯護律師嘲笑瞭其委托人的答辯理由，該委托人被定罪並被處死。過瞭一段時間後，該判決被發現是錯的，該被告人被“恢復名譽”。
當然，在一個自由國傢所強調的重點當時截然不同的。在我們的對抗製下，國傢的利益並不是絕對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個人的尊嚴被尊重到這樣一種程度:即便當某一位公民被國傢明知犯瞭某種罪大惡極的罪行，該公民仍然被賦予像聘請律師、陪審團審判、正當程序、免予自證其罪等多項權利。一次審判一定程度上是一次為查明事實所作的調查。因此，這些基本權利最經常被描述為預防在查明事實的調查中犯錯的程序預防條款（procedural safe- guards）。事實上，一次審判遠不隻是一次為查明事實所作的調查，而我們司法製度所提供的憲法權利也完全比查明事實（truth-seeking）價值要來得重要—— 當我們想到這些權利還有其他憲法所保護的權利可能完全是妨礙而不是促進事實的調查的時候，這樣一個事實也就一目瞭然瞭。比如說，還有什麼方式比要求自證其罪、至少是強製被告齣庭作證並在陪審團前接受訊問能更有效地揭發一名被告的罪行呢?然而，被告被事先假定是無罪的;排除閤理懷疑來證明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控方承擔，甚至連有罪被告都有保持沉默和的“完全的憲法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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