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失落的敦煌（沙州）文明◎马可·波罗眼中的沙州公元1271年11月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的商队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登陆以后，踏上了丝绸之路，走向神秘的东方世界。他们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伊朗，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再经于阗和罗布泊，到达敦煌。马可·波罗在晚年回忆说：我们好容易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了一座名叫沙州（即敦煌）的城市，它在大汗（中国元朝皇帝）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古忒。人们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那些佛教徒操着自己特殊的方言。沙州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之间。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敦煌附近地图境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他们对这些偶像十分虔诚，时常祭之以牲畜。a 这就是十三世纪时西方旅行者所见到的沙州，记述的仅有佛教文化了。汉武帝经营河西的业绩在哪里？汉将赵破奴筑的敦煌城在哪里？唐代的开元寺在哪里？归义军都督府在哪里？河西的历史风云烟消云散了，民族间征伐掳掠的金戈铁骑不见了，张氏和曹氏家族的豪华消歇了，丝绸之路变得荒寂模糊了。汉代以来千年的人物、功业、城堡、烽燧、建筑、器物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们像被暴烈的风沙侵蚀和湮没，仅余下了无际的黄沙和丑怪的碛石。异域来的马可·波罗是匆匆的过客，他不可能抒发历史沧桑的感叹，也不会去追溯那断裂的文化线索。◎清末的敦煌与莫高窟清代道光《敦煌县志》卷七关于沙州城址古迹记载云：今按沙州旧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墙垣基址犹存。以党水北衡，城墙东圮，故今敦煌县城筑于旧城之东。古代的敦煌郡治——地区行政所在的城市，到清代只剩下断垣颓壁，新的敦煌县城是在旧城之东建筑的。公元1942年中国学者向达到敦煌考察。关于敦煌古城，他说：a《马可波罗游记》第49页，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汉敦煌郡治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其冥安、渊泉、广至三县在今（甘肃）安西境内，敦煌、效谷、龙勒三县在今敦煌境内。……今出敦煌城南门或东门，复东南行约十五里，过敦煌沙漠区边际，越沙丘，即至一地名佛爷庙，以有小庙一座故名。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至今将六十年，栋宇如新。其地弥望皆是土阜，绵亘南北可五六里，东距戈壁不足半里。西则沙丘连绵，土阜不可复见。然西面沙丘中有平地，屋基痕迹，依稀可辨。土阜间陶器碎片到处皆是，形制与他处所见六朝以及唐代之陶器同。则其地必是一古城遗址也。向达根据地方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断定“今佛爷庙一带遗址，疑即唐宋时代之沙州也”。他又认为“汉以后之敦煌郡治果在何处，尚无可考”a。沧海桑田，故城难寻了。敦煌的佛教胜地莫高窟却历尽风沙侵蚀与战争浩劫而保存下来。敦煌因有了佛教胜地莫高窟使它成为佛教文化在东土生根开花而结成的果实。莫高窟之巍然地存在下来应是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的奇迹之一。所以自敦煌设郡两千多年来，我们在此见到的历史遗存竟是佛教文化，而它是凝结并深藏在莫高窟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这里存在：a 向达：《西征小记》，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51页-353页，三联书店，1979年。敦煌千佛洞的石窟寺石窟492个，其中十六国时期开凿的7个，北朝的37个，隋代的94个，唐代的279个，五代的25个，宋代的16个。a 壁画有经变图和故事画572壁；佛像275铺、21组、126身。藻井图案约420顶。塑像共2400身，其中魏塑729身，隋塑318身，唐塑442身，五代塑39身，宋塑187身。b 佛经写本约30000卷以上，仅《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有1800号以上。a 胡戟、傅玫：《敦煌史话》第2页，中华书局，1997年。b 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见《敦煌学文选》第375页-377页，兰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它们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人们佛教信仰的产物。佛教文化为什么会在这里有生长的良好土壤，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开凿佛教石窟，善男信女们为什么要做菩萨的供养人，他们为什么要虔诚地抄写许多佛教经典？我们若不能理解古代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便不可能认识敦煌文化的神秘原因。二　在黑暗世界中捶响不朽之鼓◎黑暗中的光明之路佛教圣人释迦牟尼向世界芸芸众生宣称：“我已获得清凉，并已达到涅槃。为了建立‘真理王国’，我在迦希城；我将在黑暗世界中捶响不朽之鼓。”他教导众生：出生是痛苦，老年是痛苦，疾病是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可爱的人结合是痛苦，与可爱的人分离是痛苦，得不到希求的东西是痛苦，总是五重执著（尘世）是痛苦：这就是痛苦的神圣真理。由于渴求（生存），导致生而又生；伴随着肉欲和贪求，到处寻找满足；渴求欢乐，渴求生存，渴求权力：这就是痛苦原因的神圣真理。完全湮灭愿望而灭寂这种渴求，让它离开，驱除它，与它分离，不给它留下余地；这就是寂灭痛苦的神圣真理。正确的信仰，正确的决断，正确的言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生活，正确的努力，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自我专心：这就是导向灭寂痛苦的道路的神圣真理。a 人们如果坚信这是真理，便可从现实的苦难与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自由而崇高的思想境界。悉达多·乔答摩（旧译瞿昙）是佛教的创始人。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释迦是族名，牟尼是贤人的意思，即释迦族的贤人；中国尊称为佛，或称佛陀、如来。佛之本义为智者或觉者。佛陀约生于公元前565年。相传他是净饭王的儿子，属刹帝利种姓，出生于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尼泊尔境内）。他出生第七天，母亲便去世了，由姨母抚养成长。这敏感的孩子从小即观察到世间存在老、病、死的种种痛苦，后来又接受了婆罗门悲观厌世主义哲学思想，便静思默想苦求解脱世间痛苦的道路，于29岁时出家，苦修七年而成佛。此后他在印度各地传教，于公元前486年死于拘尸那城。当他成佛时已有千余弟子，其影响遍及恒河流域各国。佛陀在生前没有留下著述，印度保留的早期佛教文献都是佛陀之后由弟子们记述的。佛陀亲身经历了印度东北部落社会解体和国家政权建立的社会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残酷地掠夺和奴役人民，社会现实中充满了物欲、自利、粗暴、捐税、敲诈、拷问、高利贷剥削和血腥屠杀。佛陀是重视现实的，他不相信祈祷和祭祀能消除人们现实的苦难，不相信苦行和禁欲能产生有益的作用，也不相信玄学的智慧能给予精神的解脱。他知道自a 〔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己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于是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而提倡转变个人心理趋向以使受苦的感觉被克服，带来“心灵的宁静”。

前言/序言

引　言公元二十世纪之初，在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现了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各种文书，共约四万五千余件。它包括佛经、儒典、史籍、文人诗词、通俗文学作品、地志、星图、历书、医书、契约、账籍、政府档案等；它使用的文字除汉文而外，尚有梵文、藏文及中亚民族古文字。这是二十世纪世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明珠。这条横贯亚洲的要道在公元十世纪阻塞之后，中西交通贸易改行海上路线，于是敦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史家的记载所忽略了。公元1442年波斯帖木儿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沙哈鲁派遣使团出使中国，就是穿过亚洲腹地，经新疆哈密而至肃州的。1804年中国清代学者祁韵士遣戍新疆伊犁，记述了其西北之行的地理见闻，经过肃州等地，也未及敦煌。学者徐松曾考察西域水系，他在1821年著的《西域水道记》里记述了所见到的敦煌千佛洞的情形是：“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圮，梯级多断，而佛相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敦煌的繁盛已是过眼烟云了。徐松第一次考证了敦煌莫高窟的建造年代，并在著述里附载了有关的碑碣。1831年敦煌知县苏履吉纂修的《敦煌县志》卷一里有《莫高窟图》。1897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L.de Loczy）到中国西北考察地质，发现莫高窟佛教艺术，于1902年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做了详细报告。自此，敦煌石窟艺术为西方和中国学者所瞩目，让千佛洞恢复了昔日佛教胜地的光荣。莫高窟自中国十六国时营建，迄于元代，历经一千六百余年，拥有492窟的彩塑造像2420尊，壁画45000平方米。因其地处僻远的西北边陲，自宋代以来的中原和内地学者无能问津，足迹罕至，是以长期被遗忘；但它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建筑，其艺术价值迟早会被人们发现的。莫高窟第17窟的秘室里沉埋的文化宝藏，如果不是由于极偶然的原因，它将永远不得再现于世。中国的文献著录在世界上堪称详备，但敦煌文书里却有许多佛经未见于《大藏经》，也有一些道教经典未见于《道藏》，其他还有许多历史、地理、文学和自然科学典籍不见于史学家和藏书家的著录。敦煌文书里有的虽然见于文献著录，但它们已是佚书，无从寻访了，可是却在莫高窟秘室里幸存下来。自唐宋以来大量的笔记杂书里有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记述，但敦煌写本里的俗赋、变文、话本和曲子词却没有留下一点线索。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契约经过多次兵火之后荡然无存，使我们既见不到实物亦无从详考其有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俗，但敦煌秘室里却神奇地保存着这类珍贵的文献资料。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中亚和中国古代几个世纪的宗教、儒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俗、医学、天文、古文字和其他自然科学提供了原始资料或珍贵文本。它们有助于解开古代文化的许多疑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一度失落的中国古代文明。敦煌文化颇富神秘与传奇色彩。中国的中原文化、西北地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竟在这里遗留下来，奇怪地在边陲保存了将近九百年。这数万件文书是谁收集的，为什么要将它秘密封藏？它是在什么年代封藏的，而且怎么会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它的命运似乎注定多灾多难，偃蹇坎坷，躲过无数次劫运之后，偏又在中国清政府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再现，而且恰值西方考察家深入亚洲腹部探险之时。因此，它本来完整一体，却不幸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甚至大部分流散于海外。这为研究敦煌学造成种种客观的困难，然而中国学者早已敏感地认识到它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意义，面对西方与日本汉学家的挑战，艰苦地开垦着这片新的学术园地。早在公元1588年，法国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了《中华大帝国史》的法译本时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这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仍未丧失它的意义。敦煌文化是中国一度失落了的古代文明，或者确切地说是隐没而又再现的文明。它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化是多么富丽神奇，无论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都难彻底而真切地认识它。现在。我们试从历史的与文化的视角去进行探索，但愿能见到其神秘的原因与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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