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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著，夏成綺編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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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125955

版次：1

商品編碼：12161041

品牌：中華書局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93

字數：187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孫犁讀史部書的首次結集。正史為主，旁及紀事本末、詔令奏議、傳記、政書、金石等。與金剋木著《中國文化老瞭嗎？》同屬大傢論中國文化係列書。

2.立論恢宏，聯係人生境遇，發彆人未發之高論，深刻而又動人。妙句迭齣，通俗易懂，觸類旁通。

3.望之儼然的孫犁與他寬容的曆史觀形成強烈對比。理解瞭晚年的孫犁，就能理解他早年何以創作齣恬淡雋永、散發人性光輝的文學作品。

內容簡介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收錄的主要是孫犁閱讀史部書的文字，這些文章有讀書筆記、有題記等。附錄部分則是和史部書相關的議論文字，它們對於更好理解孫犁讀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孫犁讀史，讀齣瞭“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言。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本書有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有對曆史事實的再認識，有目錄版本學的讀書方法，反映瞭孫犁的閱讀趣味和曆史觀，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孫犁其人其文。從孫犁的論述中，我們窺見到中國文化的堂奧。

作者簡介

　　孫犁（1913—2002），原名孫樹勛，現當代著名小說傢、散文傢，“荷花澱派”創始人。他的著名小說《荷花澱》、《風雲初記》等，開啓瞭中國“詩化小說”的先河。晚年，他的小說寫得少瞭，除小說集《蕓齋小說》外，他把時間大多用在瞭研讀古籍，寫作散文、雜文上。先後齣版“耕堂文錄十種”，其旺盛的寫作實力和富有個性的思想藝術使他重獲文壇關注。孫犁在《麯終集》之後隱退，徹底告彆文壇。

精彩書摘

　　讀《史記》記（上）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鞦》，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傢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韆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嚮、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纔，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以上，裴駰（裴鬆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隻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韆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瞭以下幾個問題：（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揚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瞭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齣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傢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麵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隻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瞭。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許多現實問題：作傢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曆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韆年不遇的東西瞭。

　　奉勸有誌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呆話。不直，可立緻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瞭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齣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以上，餘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齣現多次。

　　三、《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閤之老子書，彆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後（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傢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纔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力，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乾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瞭不少笑話。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瞭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齣：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傢指要，歸本道傢，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陰陽傢多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傢“嚴而少恩”；名傢“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傢能“使人精神專一，動閤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瞭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彆於那種民間的占蔔書，也有彆於竇太後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傢的黃老思想，作傢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傢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傢的生活、遭遇，容易吻閤，更容易為作傢接受。

　　耕堂曰：作傢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曆，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閤、激發，纔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齣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曆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押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瞭。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謠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錶，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瞭。

　　四

　　曆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鹹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捲。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韆五百言，敘二韆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緻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齣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緻。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麵談到班固指齣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麵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傢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迴事。司馬遷以續《春鞦》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齣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齣。在貨殖方麵，司馬遷詳細記錄瞭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産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瞭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纔寫齣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曆史文獻。

　　耕堂曰：以上所述，可以看齣，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錶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瞭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齣之，猶不失為學術。如齣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齣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彆是作傢，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傢錢，辦刊物，齣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奬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齣真正人纔。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衷。

　　（原載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滿庭芳”）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係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睏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徵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閤，地理與曆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麵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曆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r史記（耕堂按：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復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瞭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隻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誌同道閤，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遷既死，其書稍齣。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隻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隻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隻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誌立不移，隻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摺，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纔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惟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誌與發憤階段。立誌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麵已經說過瞭。

　　人們都知道，誌大纔疏，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但纔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纔能，加強纔能。

　　所謂纔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瞭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彆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齣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纔，或自稱有纔，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齣一定成績的時候，纔能如此說。

　　在曆史上，纔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摺，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纔之士，在此當頭，所能做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瞭。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聯係，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麵，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麵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曆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齊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齣一，百姓當傢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彆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齣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傢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製曰：“可。”

　　耕堂曰：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餘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曆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錶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誌滿驕盈之時。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隻有方士，纔能幫忙。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緻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瞭，那入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瞭。

　　儒傢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傢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傢在政治生活中，和彆的“傢”（錶麵看是和法傢）的一次衝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誇大瞭。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

　　政治需要知識和學術，但要求為它服務。曆史上從未有過不受政治影響的學術。政治要求行得通見效快的學術。即切閤當前利益的學術。也可以說它需要的是有辦法的術士，而不是隻能空談的儒生。所以法傢、縱橫傢，容易受到重任。

　　儒傢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閤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曆瞭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竪，纔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傢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瞭。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傢時，也隻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瞭。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瞭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瞭其他的途徑。《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彆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閤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齣，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瞭極其諷刺的筆法，寫瞭這位儒士諸多不堪的言詞和形象，但他對叔孫通總的評價，還是：

　　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傢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曆史傢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隻能如此瞭。他著重點齣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傢，並不是儒傢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瞭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瞭“當世之要務”。

　　　　　　　　　　　　　　　　　　　　　　　　　　　　　　　　　　　　　　　　　　　　　　　　　　　　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前言/序言

　　編選說明

　　孫犁晚年雖說是野味讀書，讀得比較雜，但細索其購書記錄和讀書筆記，還是能發現一些規律。譬如，他買書，早年是率性而買，甚至總結經驗是“進大書店，不如進小書鋪。進小書鋪，不如逛書攤。逛書攤，不如偶然遇上”（《野味讀書》）。後來進城後，購書一般是依照魯迅書賬：“《魯迅日記》的書賬上，不記得有沒有這部書。有很長時間，我是按照他的書賬買書的。”（《買〈流沙墜簡〉記》）再譬如，他讀書，早年是學以緻用，但進城以後，就感嘆：“為什麼進城以後，我又愛好起古書來呢？”（《我和古書》）

　　孫犁喜歡讀書，也喜歡寫讀書感想，但寫得最多，最為動情的，還是讀史筆記。在他的讀史筆記中，寫得最感人的又是有關人物傳記方麵的係列文字。由此，對於怎麼寫曆史和怎麼寫傳記，孫犁也有很多自己的見解，比如：“曆史與小說之分野，在於虛構之有無。” （《讀〈燕丹子〉——兼論小說與傳記文學之異同》）又說：“文學傢不適宜修史，因為賣弄文纔，添枝加葉，有悖於刪削之道，能使曆史失實。”（《與友人論傳記》）還說：“一個作者，有幾分見識，有多少閱曆，就去寫同等的生活，同類的人物，雖不成功，離題還不會太遠。自己識見很低，又不肯用功學習，努力體驗，而熱衷於創造齣一個為萬世師、為天下法的英雄豪傑，就很可能成為俗話說的：‘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三國誌·諸葛亮傳》）一位曆史學傢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史纔、史學和史識，孫犁在讀史筆記中都有觸及和討論；對曆史人物如何評價，孫犁也與彆人不一樣，其常常是聯係人生境遇，發彆人未發之高論，深刻而又動人。

　　孫犁在《讀〈舊唐書〉記》其中的《陳子昂、宋之問》篇文末，有議論曰：

　　漢高祖聽任呂後殺人，唐高宗聽任武後殺人，包括他原來的妻子和親娘舅，都是為瞭保住自己。再以後的事，他們是想不到也管不瞭。遇上這樣的時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滅亡，趨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場。

　　宋之問還是唐詩名傢，留下瞭一本薄薄的詩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文。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孫犁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非常寬容的，這個觀點在書中很多地方都曾說及。譬如，北齊魏收因其行甚卑，時人不齒，其所撰《魏書》亦被稱為“穢史”，而孫犁讀後卻說“《魏書》文字典雅，記事明斷”（《買〈魏書〉、〈北齊書〉記》）。再譬如，在《遼居稿》中，說羅振玉當時在遼東忠心於溥儀，往來日本，為建立一個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評論時說：

　　人之一生，行為主，文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僞；言行不一，其人必僞。文章著作，都要經過曆史的判定與淘汰。

　　行文到最後，孫犁卻說：

　　當然，學術也要與政治有所分彆。羅振玉寫的金石跋尾，後世一些專傢學者，還是要參考的。

　　孫犁是一位真實的作傢，他讀史書看到瞭中國文化的寬容，在他自己評定彆人的時候，也是非常寬容的。閱讀孫犁的讀史筆記，我們發現，孫犁寬容的曆史觀和現實中人們對他的評價——“刻薄寡恩”形成強烈對比。他是一位內心善良而又無比冷靜的作傢。

孫犁晚年閱讀瞭比較多的史部文字，也應有其原因，“讀中國曆史，有時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讀聖賢的經書，雖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話，有時卻是開人心胸，引導嚮上的。古人有此經驗，所以勸人讀史讀經，兩相結閤。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獻（二）》）。一個人的氣質決定瞭一個人的閱讀選擇，孫犁是一個比較凝重的人，盡管讀史使人沉重，但他還是選擇瞭讀史，他說：

　　我的讀書，從新文藝轉入舊文藝，從新理論轉到舊理論，從文學轉到曆史。這一轉化，也不知道是怎麼形成的。（《我的讀書生活》）

　　一位深刻而凝重的作傢，從不隨波逐流。結閤孫犁內心的寬容和理智，也就可以理解孫犁那些恬淡、雋永，散發著人性光輝的作品瞭，也更可以理解其清靜、簡樸、低調為人和愛憎分明瞭。

　　本書收錄的主要是孫犁閱讀史部書的文字，這些文章有讀書筆記、有題記等。孫犁在《我的史部書》開篇說：“按照四部分類法，史部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古史、彆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共十四類。每類又分小項目，如雜史中有：事實、掌故、瑣記。”本書根據孫犁閱讀的內容，大緻按照上述的順序進行編排。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我的金石美術圖畫書》，金石圖書屬於史部目錄類，美術圖畫書屬於子部藝術類，因為是一篇不可分拆的文章，收入此書，取其前者之故。第二，部分書衣上的文字，也有不少涉及史部書，有些文字隻是觸景生情的感嘆，且幾乎沒有談到書的內容，更不能體現孫犁的曆史觀，比如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書衣上，作者寫道：“昨晚颱上坐，聞樹上鳥聲甚美。起而覓之，仰望甚久。引來兒童，遂踴躍以彈弓射之。鳥不知遠引，中二彈落地，傷頭及腹。乃一虎皮鸚哥，甚可傷惜。此必人傢所養逸齣者。隻嫌籠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彈弓。鳥以聲亡，雖不死我手，亦甚不怡。”類似這樣的文字，都統一不收。第三，日記部分內容復雜，這裏就大緻歸為人物傳記類，因為孫犁說：“日記，按道理講，最能保存時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實情感。”（《緣督廬日記鈔》）當然，這裏說的史部書，不是嚴格地指《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全書》中的史部書。至於附錄部分，主要收錄的是和史部書相關的議論文字，它們對於更好理解作者讀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如《關於紀昀的通信》、《與友人論傳記》、《談讀書記》和《讀〈燕丹子〉——兼論小說與傳記文學之異同》，都是談人物傳記的撰寫問題。

　　編選的過程中，編者主要是想藉匯編孫犁讀史文字來全麵反映孫犁的曆史觀和人生觀，由此嘗試著更好地理解孫犁的人和文。孫犁一生愛書，深居簡齣，所以有時間去涉獵各種典籍，讀書雜且量大，編選中難免掛一漏萬，在此敬請讀者不吝賜教為盼。

　　　　　　　　　　　　　　　　　　　　　　　　　　　　　　　　　　　　　　　　　　　　　　　　　　　　　　　　編者

　　　　　　　　　　　　　　　　　　　　　　　　　　　　　　　　　　　　　　　　　　　　　　　　　　　　　　　　二〇一七年三月

　　代序我的史部書

　　按照四部分類法，史部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古史、彆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共十四類。每類又分小項目，如雜史中有：事實、掌故、瑣記。這顯然不很科學，也很繁瑣。但史書，確實占有中國古籍的大部。經書沒有幾種，占據書目的，不是經的本文，而是所謂“經解”。

　　曆代讀書界，都很重視史書，經史並重，甚至有六經皆史之說。我國曆史悠久，史書汗牛充棟，無足奇怪。

　　人類重史書，實際是重現實。是想從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解釋或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在青年時，並不喜好史書。迴想在學校讀書的情況，還是喜歡讀一些抽象的哲學、美學，或新的政治、經濟學說。至於文藝作品，也多是理想、夢幻的內容。這是因為青年人，生活和經曆都很單純，遇到的，不過是青年期的煩惱和苦悶，不想，也不知道，在曆史著作中去尋找答案。

　　進城以後，我好在舊書攤買書，那時書攤上多是商務印書館的書，其中《四部叢刊》、《叢書集成》零本很多，價錢也便宜，我買瞭不少。直到現在，《四部叢刊》的書，還有滿滿一個書櫃。《叢書集成》的零本，雖然在佟樓，彆人給糊裏糊塗地賣去一部分，留下的還是不少，它的書型和商務的另一種大型叢書——《萬有文庫》相同，現在閤起來，占據半個書櫃。剩下的半個書櫃，叫商務的《國學基本叢書》占用。

　　此外，還買瞭不少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零本，都是綫裝——其中包括十幾種正史。

　　這些書中，大部分是史部書。書是零星買來的，我閱讀時，並沒有係統。比如我買來一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認真地讀過瞭，後來又遇到《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我就又買瞭來，但因為部頭太大，隻是讀瞭一部分。讀書和買書的興趣，都是這樣引起，像順藤摸瓜一樣，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個的瓜，大個的瓜，就隻好陳列起來瞭。

　　還有一個例子。進城不久，我買瞭一部《貞觀政要》，對貞觀之治和初唐的曆史，發生瞭興趣，就又買瞭《大唐創業起居注》、《隋唐嘉話》、《唐摭言》（魯迅先生介紹過這本書）、《唐鑒》、《唐會要》等書。這些書都是認真讀過瞭的。

　　還有一個小插麯：五十年代，當一個朋友看到我的書架上有《貞觀政要》一書，就嚮彆人錶揚我，說：“誰說孫犁不關心政治？”其實，我是偶然買來，偶然讀瞭，和“關心政治”毫無關係。

　　又例如：我買瞭一部《大唐西域記》，後來就又買瞭《大唐玄奘法師傳》。這部書是大漢奸王揖唐為他父親的亡靈捐資刻印的，硃印本，很精緻，隻花瞭八角錢，賣書小販還很高興。再例如，因為從《貞觀政要》，知道瞭魏徵，就又買瞭他輯錄的《群書治要》，這當然已非史書。

　　買書就像蔓草生長一樣，不知串到哪裏去。它能使四部溝通，文史交互。涉獵越來越廣，知識越來越增加。是一種收獲，也是一種喜悅。

　　我買的史部書很多，在《書目答問》上，紅點是密密的，尤其是雜史、載記部分。關於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國的書，如《靖康傳信錄》、《鬆漠紀聞》、《荊駝逸史》、《綏寇紀略》、《痛史》、《太平天國資料匯編》，都應有盡有。對勝利者雖無羨慕之心，對失敗者確曾有同情之意。

　　但曆史書的好處在於：一個朝代，一個人物，一種製度的興起，有其由來；滅亡消失，也有其道理。這和看小說，自不一樣。從中看到的，也不隻是英雄人物個人的興衰，還可看到一個時期廣大人民群眾的興奮和血淚，雖然並不顯著。

　　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全國勝利，進入天津以後，我已經到瞭不惑之年。本來可以安心做些事業瞭，但由於身體的素質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瞭。

　　有瞭一些人生的閱曆和經驗，我對文藝書籍的虛無縹緲、纏綿悱惻，不再感興趣。即使《紅樓》、《西廂》，過去那麼如醉如癡，傾心的書，也都束之高閣。又因為腦力弱，對於翻譯過來的哲學、理論書籍，句子太長，修辭、邏輯復雜，也不再願意去看。我的讀書，就進入瞭讀短書，讀消遣書的階段。

　　中國的史書，筆記小說，成瞭我這一時期的主要讀物。先是讀一些與文學史有關的，如《武林舊事》、《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西湖遊覽誌》等書，進一步讀名為地理書而實為文學名著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由綱領性的曆史書，如《稽古錄》、《綱鑒易知錄》，進而讀《資治通鑒》、《十六國春鞦》、《十國春鞦》等。

　　這一時期，我覺得曆史故事、曆史人物，比起文學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勝。《史記》、《三國誌注》的人物描寫，使我嘆服不已。《資治通鑒》裏寫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記不忘。我曾把我這些感受，同在頤和園一起休養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園觀賞時，情不自禁地述說瞭起來，但並沒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調。

　　閱讀史書，是為瞭用曆史印證現實，也必須用現實印證曆史。曆史可信嗎？我們隻能說：大體可信。如果說完全不可信，那就成瞭虛無主義。但“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古訓，還是有道理的。

　　讀一種史書之前，必須辨明作者的立場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學術都靠得住，寫的書就可靠。反之，則有疑問。這就是司馬遷、司馬光，所以能獨稱韆古的道理。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