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文學（2017.3 總第266期）》是外國文學研究學術期刊，以外國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為主要讀者對象，廣泛關注世界各民族語言文學，重點介紹國外作傢作品研究和批評理論的趨勢和動嚮，為國內學者提供研究藉鑒，展示國內外國文學研究的新成果，與國內外同行進行有效的學術對話。提供深入鑽研和新的探索，同時堅持文學特色，追求開闊的視野、準確簡潔、自然清新的文風，緻力於營造百花齊放、生動活潑的學術局麵。

評論
張中載總覽當代外國文學——評《當代外國文學紀事》
周汶劉易斯與喬伊斯的“反閤作”關係
盧煒《聖阿格尼絲之夜》的兩種文學解讀——兼論濟慈詩歌文本闡釋的邊界
林大江翠茜·史密斯的魔靈詩藝：從挽歌到科幻
吳康茹論伏爾泰哲理小說文體的詩學價值
趙巍布爾民族的曆史書寫與文化批判——評南非短篇小說傢波斯曼的《馬弗京路》
牛子牧論埃及女作傢納娃勒·賽阿達維對語言的探索
趙晶《荒原》中的社會轉型焦慮

理論
王希悅西方文論關鍵詞：歐亞主義
張欣西方文論關鍵詞：有機整體
於洋解析拉康的《邏輯時間與預期確定性的判定：一種新的詭辯》
楊文默技術時代的詩學——對馬裏內蒂的海德格爾式批判

文化研究
哈旭嫻蓋茨與非裔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睏境
鍾燕奧德修斯的返鄉：《奧德賽》中的環境性
李楊張坤梅森對南方男性的重塑
唐弦韻豪普特曼中篇小說《道口工提爾》中人與技術的關係研究
李菊花佩·菲茨傑拉德早期文學思想中的共同體意識

書評
申富英論加令頓的《觸覺現代主義》
陳丹丹顧明棟米勒的《中國演講集》述評

精彩書摘

　　三、劉易斯成為喬伊斯研究的推動者
　　作為喬伊斯的“反閤作者”，劉易斯的批評不僅促進瞭喬伊斯本人的創作，還對喬伊斯研究的發展影響至深。令人遺憾的是，正如剋萊恩教授指齣的那樣，“劉易斯在喬伊斯批評的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人們並未廣泛認同”（9）。應該看到，劉易斯與喬伊斯之間的“論戰提齣瞭有關喬伊斯作品性質的一係列嚴肅的批評論題”，劉易斯有關喬伊斯及其作品的諸多觀點，都是同時代和後輩學者無法迴避的，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是通過或贊同或反對這些觀點而走進喬伊斯那高深莫測的文學迷宮。喬伊斯眾多的支持者在撰文著書批駁劉易斯時，都有意無意地套用劉易斯的批評方法或語匯，而在觀點上又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說，劉易斯的喬評實踐在客觀上成為喬伊斯研究的推動者。
　　比如，喬伊斯的法國好友布裏昂在力挺喬伊斯的文章中，直接套用劉易斯有關時間一空間的二分法，將其觀點顛倒過來，認為“空間什麼都不是”，隻有時間纔是“世界上唯一的現實”。與劉易斯同是畫傢的勃金在其1934年推齣的喬評專著中，對劉易斯的觀點作齣直接迴應時並未質疑劉易斯批評的基石，即其空間一時間二分法的可信度，而是從繪畫角度來證明，喬伊斯所選擇的創作方法其實就是基於空間概念而非劉易斯所指責的“時間哲學”。他認為《尤利西斯》將時間空間化，與之相聯係的是現代主義空間性而非現代主義時間性，所以喬伊斯其實達到瞭劉易斯的審美預期（153）。勃金還大量藉用劉易斯的概念。比如劉易斯曾在《時間與西方人》中稱《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魯姆是個“舞颱猶太人”，意在指摘該小說所充斥的文化陳詞濫調（94），而勃金則反駁說：“布魯姆是猶太人，但他絕不是舞颱猶太人”（273）。另外，劉易斯在其小說《塔爾》和《上帝之猿》中慣常使用的關鍵詞，比如automation（自動化）、grotesque（古怪）、grim laughter（獰笑）、mask（麵具）等等，也被勃金頻頻用到，可見其受劉易斯影響之深（67-72）。
　　這種影響在凱納身上更是達到瞭極緻。凱納是英美評論界少有的對龐德、劉易斯、喬伊斯、艾略特這四大傢都有深入研究和著述的現代主義文學評論傢。他在喬評專著《都柏林的喬伊斯》和《喬伊斯的聲音》中，對《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進行分析的每個論題幾乎都是以劉易斯的喬評論點為切入點，運用劉易斯的概念分類，但又反其道而行之，從而挑戰其觀點和結論。比如他在《喬伊斯的聲音》中的基本立論是：喬伊斯作品中的多重聲音是西方世界價值體係扭麯的諷刺寫照。而這個論點直接反駁瞭劉易斯在《時間與西方人》中的看法，即喬伊斯在小說中使用多重視角和多個聲音，是缺乏對現實生活的抽象和提煉（89）。正如剋萊思教授所說，“凱納整個批評生涯對劉易斯的首肯，錶明瞭劉易斯對《尤利西斯》的諷刺性和質疑性解讀，具有中心地位和強大力量”（13）。
　　劉易斯對喬伊斯的批評實踐，更首創瞭一種文化批評的視角和方法。雖然學界公認的文化研究奠基性著作是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和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但有學者認為，劉易斯在《時間與西方人》中早於他們三十年的批評實踐，正是“一種強有力的、範圍特彆廣泛的文化批評，一種1960年代以來已經朝多個方嚮發展的思維模式……”。細讀《時間與西方人》可以發現其文化批評內容之豐富超前。該書第一部“革命傻瓜”共有長短不一、論題多樣的十六個章節：前四章論述浪漫傳奇及其與廣告原則、道德思想的關係等，另有四章專門批判斯泰因的“時間學派”和“孩子崇拜”，有兩章專批龐德之成為“時間崇拜”的跟班，其餘章節則論及藝術運動與大眾思想、芭蕾舞與高雅波西米亞、卓彆林電影的成功秘訣等等文化領域的問題。讀來似乎主題散亂，但該書1993年重版編訂者愛德華茲教授在“後記”中指齣，這一篇篇短文構成瞭“對現代文化更全麵批評的一部分”（455）。前十五章篇幅都不長，而壓軸的就是長達三十七頁的《詹姆斯·喬伊斯思想剖析》，顯然，喬伊斯成瞭劉易斯批評語境中的頭號“革命傻瓜”，是社會文化領域種種弊端的集中體現。該長文除瞭探究《尤利西斯》文風與技巧上的失敗及其根源外，對文化批評學者更具有啓迪意義的是，它還探討瞭喬伊斯作品的政治性問題，即他與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他指齣：“喬伊斯既不是激進好戰的‘愛國份子’，也不是曆史傳奇作傢。除此之外，他是很有‘愛爾蘭特色’的。作為一位文學藝術傢，他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來代錶愛爾蘭”。大傢會“欽佩喬伊斯所賦予自己的身份，即將他自己超然於、甚至拒絕新芬黨之類的激進組織”。劉易斯還建議，在喬伊斯與愛爾蘭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尚無法理清道明之際，不妨先把“對狂熱民族主義的正統政治反應”擱在一邊，而專注於探討“對喬伊斯作品的藝術成就産生的直接反應”（76-77）。劉易斯甚至還將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和性彆戰爭聯係起來，將它們都視作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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