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1898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某些现代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是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抓住中国文学史上关键的蜕变期--"晚清"与"五四"，在两代作家共同努力的差异比较上做文章，指出两代作家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本书以史家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目录
自序/
第一章导言/
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叙事学研究的理论模式——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小说传播方式的转变——作家知识结构的转变——两代人的共同努力——艰难而又令人神往的历史进程

上编西方小说的启迪与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二章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情节时间与演述时间——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政治小说“一起之突兀”——侦探小说“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言情小说之“前后倒置法”——“五四”小说理论家对叙事时间之冷淡——为了更真切地表现人物情绪——联想并不依自然时序出现——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于人物瞬间的感受中——不同时空场面叠印造成的美学效果
第三章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三种叙事角度——文言小说部分采用限制叙事——章回小说的全知叙事——“新小说”家从谋篇布局角度切近限制叙事——录见闻的第一人称叙事——自叙体小说的革新意义——作为观察者、记录者的视角人物——“五四”时期的视角理论——第一人称叙事受青睐的原因——日记体、书信体小说风行一时——作为行动者、思考者的视角人物——纯客观叙事——两代作家的区别——真实感的追求——发挥个性与表现自我——间离与反讽
第四章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
小说三分法的传入及其影响——“叙事结构”的界定——“写人心”的托尔斯泰不如“讲故事”的哈葛德受欢迎——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位于科学理论的宣讲——山水名胜的描写让位于怪现状的刻画——注重“内面生活”的“新小说”——政治小说中情节功能的削弱——“五四”小说实现结构重心的转移——对西洋小说的“创造性误解”——“五四”小说的独白倾向——“所写正是一时的感觉”——“清新的诗趣”——小说中诗趣的三要素

下编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
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

第五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产生误解的原因——古典文学而不是古典小说——对“叔侄继承”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诗人、文章家作小说——小说概念的模糊——转化而不只是接受——转化三型——两种移位的合力
第六章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
暂把小说当文章读——“笑话小说”——引笑话入小说——“轶闻小说”——引轶闻入小说——长篇小说结构的解体与短篇小说之兴起——“假设问答以著书”——小说中的演讲与辩论——对传统叙事结构的冲击——游记的视角——旅人成了大时代的见证人——记游式小说统一视角的成效与代价——日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进入作家视野——中国古代日记的著述化倾向——日记与日记体小说——书信之为文体——中国古代书信的著述化倾向——辛亥革命后艳情尺牍的盛行——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特点及作用
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两代作家的不同选择——“补正史之阙”——社会史式小说——“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旅人与限制叙事——小说中之引录诗词——对小说诗趣的寻求——即兴与抒情——“情调”与“意境”——突破情节中心的叙事结构
第八章结语/
“拥有一个更大的针线筐”——叙事模式转变的深层意识——转变只是初步完成——移位过程中的“损耗”——移位过程中的“对话”——四种合力论其二——小说的文人化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文人化、主观化与书面化——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话”——叙事学理论框架之简化——历史的启示
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
文学生产工具的变革——报刊、书籍的出版与销行——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每号全回完结”与“每回自成起讫”——短篇小说的兴起——说书规则与小说叙事模式——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从“说—听”到“写—读”——小说的书面化倾向——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附录二说“诗史”
——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
被称为“诗史”者——“以韵语纪时事”对抒情诗传统的冲击——史诗与“诗史”——限制中国叙事诗发展的“三座大山”——纪事之切于“史感”——事之近乎“诗”——用典、诗题与联章合咏——在直陈时事与感事抒情之间——讲“诗史”者避开叙事诗——“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对“诗史”的限制与改造

主要参考书目/
书评摘录/
索引/
新版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中国小说家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无意中选择“情节时间”为突破口，这并非偶然。中国古典小说大都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作家们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故事的布局；而金圣叹、毛宗岗辈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关注的仍然是故事的布局。这就难怪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只能从“布局”角度来评判外国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翻译介绍进来的外国小说，“大都只能译出原书的情节（布局），而不能传出原书的描写方法”，因此，即使作家们想学习借鉴，“也只能模仿西洋小说的布局罢了”。而对外国小说“布局”的赞叹，又大都集中在小说的开篇。居然可以“后者前之”，不从神猴出世或者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而是直取故事中心。惊叹之余，不免纷纷模仿。在颇长一个时期内，如此简单的“开局突兀”居然成了不少“新小说”家和“新小说”理论家喋喋不休的话题与互相标榜的旗帜。
　　1894年上海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节译的政治小说《百年一觉》，1896-1897年上海《时务报》刊出五篇中译福尔摩斯侦探案，1899年福州刊行林纾翻译的“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三部早期译作，不单开启了“新小说”三个重要的故事类型，而且代表了“新小说”家学习外国小说叙事时间的三种倾向和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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