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齣中東：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周軼君著

下載連結在頁面底部

facebook linkedin mastodon messenger pinterest reddit telegram twitter viber vkontakte whatsapp 複製連結

想要找書就要到圖書大百科

book.qciss.net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頁

你會得到大驚喜!!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77064

版次：1

商品編碼：12137215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膠版紙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本書2016年在颱灣上市，榮獲《亞洲周刊》2016年度好書。梁文道、劉瑜、《東方曆史評論》等閤力推薦。內地版本增加50幅圖片，全彩印刷，真實還原這個時代所經曆的逆轉、混亂與動蕩。

周軼君為國內讀者打開一扇瞭解伊斯蘭世界的窗戶，她作為華人新聞界中一綫國際經驗豐富的記者，帶來真實的中東與世界。作者既有專業的記者視角，也有細膩的女性視角，細讀中東的過去與現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滿變革的地區，

作者遍訪16個國傢，與135位人物交談，寫齣一百多篇采訪，講述的並非變革原理，而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獨裁者與小市民、軍人與信徒、男人與女人述說的真實故事，展現瞭變革之中個人的喜怒哀樂。

雖寫的是中東與西歐國傢，但對於作者而言，也在尋找自身問題的解答。體察不同生活、製度，均是為瞭重新認識自己心係的那片故園。後記中提到“我總是在彆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韆萬裏找尋大韆世界的，心裏其實都裝著一個故園。”

內容簡介

與中東的情緣召喚周軼君迴到齣發的原點：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亞、伊朗、尼泊爾……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爾改製、伊拉剋重建、阿拉伯之春、烏剋蘭戰爭、委內瑞拉的陰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國女王存廢等全球重大變革事件在書中一一展現。身曆16個國傢，訪問135位人物後，周軼君由中東落筆，蕩至全球各大新聞熱點地區，她冒著性騷擾、歧視、甚至汽車炸彈的危險，為這個時代正在經曆的逆轉、混亂與動蕩，做瞭普遍描繪。她以客觀、真實、思辨的筆觸，記錄下每個人在曆史轉摺中的處境、變遷中的笑聲與淚影。拉開時間的距離，每一瓢變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作者簡介

周軼君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CCTV“中國記者風雲人物”。曾任新華社常駐中東記者，鳳凰衛視資深國際記者、時事觀察員。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華社派駐巴以地區，為*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關於巴以衝突的文字、攝影作品獲多個國際國內奬項。2006年至2014年任職香港鳳凰衛視，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曆尼泊爾改製，朝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剋重建，烏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係列變革，也曾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治。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FT中文網、騰訊大傢、《周末畫報》等。

隨筆《在埃及數駱駝》被收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

2005年齣版《離上帝*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

精彩書摘

02伊朗：不隻是伊斯蘭

約公元前549—前529 年

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開創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330 年

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徵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徵服波斯，伊斯蘭教傳入。

1220 年

濛古人入侵。

19 世紀初

伊朗、阿富汗成為俄英博弈的戰場。

1890 年

納賽爾丁國王嚮英國商人齣讓全國煙草專賣權，引發宗教力量與巴紮商人聯手抗議。

1908 年

英國人在伊朗發現石油。這是中東石油資源首次被開采利用。

1926 年

軍官禮薩·汗黃袍加身，開創巴列維王朝。

1963 年

禮薩·汗長子巴列維國王實行親西方政策，石油美元收入滾滾，國內依靠秘密警察加強監管。

1979 年

巴列維國王一傢齣逃，伊斯蘭教士霍梅尼迴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80 年9 月

兩伊戰爭爆發，伊朗陷入8 年苦戰。

1989 年6 月3 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繼任*高精神領袖。拉夫桑賈尼齣任總統。

1995 年

美國指責伊朗從事“恐怖活動”並秘密發展核武器，由此實施經濟製裁。

1997 年

改革派哈塔米贏得總統選舉勝利。

2005 年

保守色彩濃重的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總統選舉。對西方態度強硬，堅持發展核技術。

2007 年

美國對伊朗進行更為嚴重的製裁。“綠色革命”遭到鎮壓，內賈德正式就職。

2013 年6 月

西方製裁步步加緊，伊朗經濟每況愈下。支持改革的魯哈尼在新的總統選舉中勝齣。

2015 年7 月

多年談判之後，伊朗與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達成曆史性全麵協議。

3 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麯摺。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並不容易找。走瞭很久，再打瞭一趟車，纔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為德黑蘭人民反美意誌的標準像。

12德國：重返正常

東西相遇

形狀如玩具的特拉貝特（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纔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料，隻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長要等上16 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貝特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 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貝特，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瞭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麵那輛大車辦簽證！” 柏林新聞官剋裏斯蒂· 坦茲勒（Christian 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彆太認真瞭！”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裏麵是兩瓶Wostok ，以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瞭媒體登記處。車廂裏掛滿蘇製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閤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閤。

“紀念柏林牆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貝特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瞭警車。“誰超速瞭？”坦茲勒通過無綫電，嚮每一輛*高時速60 公裏的特拉貝特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 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製服，都是*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裏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 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麯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裏，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産瞭，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貝特塑料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夥，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裏是查理檢查站！”

瞬間，全車都明白瞭，這是錶演。小夥綳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誌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來點特彆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瞭，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瞭事。

圍牆存在的28 年間，10 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 萬人逃脫，201 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瞭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綫鑲嵌在水泥地上，上麵刻字：“ 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 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閤並，不過是曆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柏林牆紀念處。

小夥綳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誌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裏，就是為瞭“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傢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齣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邦德國。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迴聯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3 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傢庭。23 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瞭。”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瞭，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瞭一口氣，金光四射。馬首永遠朝東，指嚮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後一道防綫。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嘆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麵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 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齣弧綫。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瞭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迴市區，“柏林人一定要迴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瞭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嚮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瞭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瞭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裏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邦德國”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默剋爾當瞭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傢庭孩子，他嚮來被排斥在“體製”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傢，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總理默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瞭，第二天一早立即返迴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裏來來迴迴走瞭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裏的戴維，藍色眼睛放齣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發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迴傢瞭。她們剛從美國迴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 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瞭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 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曆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麯摺的人生。

廣場角落裏，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瞭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勛章。一個頭發稀疏、上瞭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瞭10 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僞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瞭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隻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齣舞颱，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裏，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裏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瞭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剋思大街（當時叫“斯大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寜廣場（現在改名為“聯閤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彆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淩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傢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 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占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曆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乾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隻剩瞭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邦德國的融閤絕非無縫。上海作傢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貝特汽車行駛在聯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麵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 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麵……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聯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齣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曆瞭巨大的經濟落差。20 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傢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裏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傢。藝術傢提供不瞭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藉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裏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15 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齣售。西門子盤算瞭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瞭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瞭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瞭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牆倒塌後20 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傢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 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盡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傢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瞭？”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裏的意大利菜吐齣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聯邦德國人，永遠聯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瞭！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說過：“我們並不是閤並，是西邊把我們吃瞭，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齣，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裏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前言/序言

前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來穩定安全、一成不變的地方，接二連三動蕩起來。驚濤怒浪、山河變色的一章，發生在 2010 年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並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然而，稍微把視綫放寬些就會看到，突如其來的變革不僅限於阿拉伯國傢，2009 年伊朗“綠色革命”，2011 年俄羅斯人抗議普京，2013 年土耳其100 多座城市鬧翻天、巴西數十萬人上街、烏剋蘭總統齣逃，2014 年委內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爭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

一

“阿拉伯之春”聲勢*大，變化*劇烈，很容易被單獨歸類，被認為要麼是中東在地緣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續，要麼就是石油鬧的。

誠然，中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撕開舊衝突的瘡疤，但這一次，一種新的因素不但貫穿“阿拉伯之春”前後，更把這世界的不安分連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業主艾哈邁德舉著受傷的手臂告訴我：“這不是為瞭麵包的鬥爭，而是關於自由。”他把那場革命定義為“中産階級抗爭”。在巴林，我看見人們開著奔馳、舉著iPhone齣來遊行；土耳其抗議爆發前10年，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銀行資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翻瞭接近3 倍，國內生産總值（GDP）在全世界第15 至17 位之間，超過西方一些發達國傢。

這些年我走過的抗議現場，幾乎都能見到，不是吃不飽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經濟條件尚可的人，站齣來要求更多權利。國內生産總值反映宏觀經濟，而人均收入、貨幣購買力、失業率等綜閤考量，大緻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發生前10 年計，埃及人均收入翻瞭一倍。突尼斯經濟增長有起伏，但以購買力計，10 年間人均收入增長40%，漲速*快的時期，恰恰發生在推翻本·阿裏統治前3 年。僅僅從資料來理解，兩國人民本該是“奔嚮好日子”纔對。

變革發生前，突尼斯與埃及的失業率雖然常年較高（10%以上），但沒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業率自2001 年以來甚至一路下降，隻在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略微增高。也許有理由懷疑官方資料是否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兩個*早發生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國傢，革命前沒有齣現特彆嚴重的蕭條。經濟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單獨構成抗爭的導火綫。

貧睏人口亦非抗議主體。2011 年，當開羅城裏的抗議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貧睏人群聚居的墓園——看到人們猶豫旁觀，置身事外，大規模遊行爆發當天，“死人城”裏的一傢人正籌辦女兒婚嫁，對未來所求，不過是能不能搬進城裏住。

日子好過一點的人要求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在人類曆史上並不新鮮，18 世紀法國大革命、1848 年席捲歐洲的革命，乃至中國現代革命一開始也是由知識分子領頭，農民、工人後來纔成為主體。然而，這一次全球中産興起，潮流浩蕩今非昔比，一個深刻的變化正在醞釀：接下來的十多年裏，人類曆史上中産人數將第一次超過貧睏人口總和。

總部設在巴黎的歐盟安全研究所發錶“2030 年全球趨勢”，預言全球中産階層人數將從2012 年的20 億，增加到2020 年的32 億，到2030 年，更會增加到49 億。整個地球村正在脫貧奔小康。

二

討論這股趨勢帶來的變化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誰是“中産階級”？字麵意思是社會中間段收入的人。但各國衡量標準不同，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中産”定義的普世標準。經濟學傢們用來衡量“中産”的指標超過20 個，但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其中，*寬泛的定義是“非窮人”。世界銀行劃定的貧睏綫，是每天可支配收入兩美元。如果在這個標準綫之上就算“中産”，那麼發展中國傢已經齣現30 億中産，但他們有的還沒有用上電和潔淨水。這個指標設定顯然太低瞭。如果以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傢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 美元計，那麼全世界隻有12%的人算“中産”，這個標準又定得太高。

兩位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學者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和什洛莫·伊劄奇，設定的中産收入標準獲得過廣泛引用：把巴西（發展中國傢代錶）和意大利（發達國傢代錶）2000 年的平均收入，定為全球中産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 美元。除去貨幣購買力因素，他們定義“中産”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 美元之間。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名研究員烏裏·達迪什和希莫什·阿裏認為，無論怎麼算，以收入來定義中産階級都會碰到現實障礙，如匯率波動、申報不準確等。他們提齣瞭一個更加便捷直觀的算法：擁有一輛汽車的傢庭，就算中産。車雖有普通豪華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車價格也許隻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負擔得起一輛汽車的人，多數情況下，算得上當地中産。

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采用的中産定義，是除去購買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 美元的人，比米拉諾維奇、伊劄奇的算法上限更寬。而聯閤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研究“阿拉伯中産階級”的報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則”：滿足基本食物、住所開支之後，剩餘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計算方法五花八門，但各種統計都認同這樣的趨勢：全球中産階級增長之快，大大超齣預料。而近年來新增中産人數，幾乎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傢。

以汽車數量估算中産規模的方法，存在諸多缺陷。比如，不適用於中國香港、新加坡這樣公共交通發達、私人汽車稅率極高的地方——當地中産未必買車。如果一個傢庭擁有不止一輛車，以汽車數目代替中産人數，也會不準確。但是，過去10 年間，全世界汽車擁有量增長*快的10 個國傢，其中9 個是發展中國傢，這與其他計算方法推導的中産興起趨勢驚人吻閤。

三

依我所見，各地廣場上的抗爭者，未必各個都擁有汽車，也不清楚他們口袋裏有沒有三分之一的閑錢。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對信息的掌握、爭取自身權利的意識，超過瞭當地統治者的預期。

掌握信息終究有賴一定程度的經濟收入。你需要錢來買報紙、買收音機電視機或者手機計算機，需要積攢旅費齣去見世麵……全球範圍內，獲取信息的經濟門檻正不斷降低，這形成瞭我對“變革型中産”的理解：解決瞭溫飽而對生活産生更多要求的人。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使用智能手機、互聯網，收看衛星電視，甚至四處旅行。說到底，全球中産階級興

起，改變的並非隻是錢包，還有頭腦。

這一輪變革，是中産浪潮與信息革命的交匯。曆史上，新技術的産生，往往首先為統治者所用，比如鐵的發現，被用來打造盔甲、製造兵器，壯大王的軍隊。20 世紀前20 年裏，收音機、電視機、擴音器，幾乎都為掌權者服務，當時任何一場變革，都以奪取當地電颱電視颱開場。但20 世紀末期開始嚮公眾開放的互聯網，本質恰恰是反權威、反壟斷，人人相聯，卻無人掌控。盡管統治者仍然能夠實施控製並加以利用，但互聯網生來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獨占的資源。

另一股變革衝擊力，來自人群更大規模、更快速度的移動。以穩定著稱的新加坡，引進外來勞工比例持續上升；2013 年年末，印度勞工挑起建國40 年來的首宗騷亂。以這些勞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産”，在故鄉卻是受人艷羨。他們每天與新加坡本地人謀麵，自然産生對照：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享受平等？無論網上會麵，還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類曆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能夠隨時隨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經曆的管治手段，攤在同一個平麵上對比。

全球中産階級興起，按理說是好事。各國國內消費需求增加，促進經濟發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財富增長*快的不是壟斷性資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應商，而是“為中産階級服務”的商傢，如西班牙平價時尚品牌 Zara的老闆阿曼西奧·奧特加、宜傢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産消費者的壯大是他們緻富的源泉。美國學者法裏德·紮卡瑞亞在《自

由的未來》一書中說：“經濟權力，幾百年來集中在少數商人、銀行傢、大亨手中，如今卻嚮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個國傢，都在竭力討好中産階層，而非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富人。”

通常我們認為，中産階級傾嚮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張溫和。“全世界中産階級聯閤起來”時，世界應該更加和諧、富饒纔對。可是，當2030 年的曆史轉摺點越來越接近時，為什麼我們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場接一場的動蕩和危險？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製度的設計原本建立在“少數精英+少數中産+大多數窮人”的國情之上。中産階級的數量急劇增長，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備更多代錶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閤理和有效，由此形成瞭對舊製度的衝擊。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選舉已經實行多年，但執政黨始終是以貧睏人口為票倉的“窮人黨”——政策往往討好低收入者，民粹主義宣傳

在選舉中也比較管用，真正的獲益者卻是上層權貴資本和裙帶關係。但當這些國傢的中産階級膨脹起來後，他們的訴求卻沒能及時得到滿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視，於是不得不嚮“窮人黨”討個說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會執政的抗爭，就是類似情況。利比亞、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分配不公，少數上層發動多數貧睏人口擠壓中間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可以預見，未來全球不穩定因素之一，正是飛速增長的中産階級與落後的管治之間的衝突。

但是這種衝突本身，很難單獨帶來徹底、積極的改變。中産階級革命改變不瞭什麼。他們通常手無寸鐵，跟傳統勢力缺乏聯係。在土耳其，幾個月的抗爭隻保住幾棵樹，而抗議對象埃爾多安仍然在選舉中獲勝；在伊朗，江山未改顔色，抗爭一朝受到壓製，餘溫幾乎盡散；在埃及，“不為麵包為自由”的抗爭者，眼見變革的結果南轅北轍鏡花水月，代價卻是昂貴

的鮮血；在列支敦士登，號召限製君主權力的人，爭取不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委內瑞拉和巴西的“窮人黨”根基穩固，繼續執政……

更不幸的是，中産抗爭一旦牽扯地緣政治，觸動暗傷隱患，注定攪起翻天覆地的變革。烏剋蘭的一場反貪腐示威，造成俄羅斯乘虛而入，幾乎二分烏剋蘭疆土；埃及三年兩次政變，重新定義東西方力量對比；而在利比亞，內亂招來北約兵臨城下，演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戰爭。

中産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變的燎原之火。街頭怒火一旦點燃，沿著曆史、信仰、地緣、利益的裂縫，燒齣誰也無法預料的圖景。

廣場上的埃及人，並不知道18 天後，做瞭30 年總統的穆巴拉剋會倒颱，更料不到後來的權力反復、生靈塗炭。烏剋蘭人也不知道亞努科維奇真的會齣逃，更無法預見民主抗議會招來強鄰覬覦。

另一重驚訝是，推動變革的是受惠於經濟增長的中産階級，但他們卻對主政者沒有感恩戴德之心。埃爾多安執政時期，土耳其經濟騰飛，國際影響力上升，分享這些好處的人卻站齣來叫埃爾多安“彆插手我們的生活”！政府與民眾之間“多一點經濟好處、少一點個人自由”的協議，恐怕保質期有限。

諸多不確定中，如果說誰有多一點的主動權，應該說是統治者本身。變革突發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傳統管治塑造瞭它的走嚮。在突尼斯和埃及，統治者在執政後期給予瞭公民社會一定的空間，因此人們對和平示威並不陌生，初期變革和轉型也纔相對平穩，不像利比亞，沒有一絲公共空間允許錶達，一上來就是內戰。

經濟不是催生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統治者手中如果有經濟這張牌，就可以拖延變革的發生。土耳其、巴林鬧得再凶也無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數人安於現狀。經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經濟改革的共和體製，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製國傢，*多是吹皺春水，卻興不起浪潮。中國嚮委內瑞拉提供的數百億美元貸款，客觀上令查維斯

和他的繼承者兩手不空。

除瞭施以恩惠，統治者壓製變革的辦法還有“恐懼”。伊朗2009 年發生“綠色革命”之後，再沒受到周邊抗爭鼓動。鐵腕鎮壓的記憶、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監控，固然加深瞭人們的反感，卻也真的消磨瞭他們的勇氣。一個伊朗抗議者告訴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高精神領袖發齣瞭“迴傢”的號召：“在這裏長大，你就明白，他們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統治者的技術管製，也能夠阻擋信息傳播的威力。過去我們認為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能夠衡量社會突變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數”反而比伊朗還要低。綜閤世界銀行及其他機構的資料（不是每年都有統計），突尼斯“基尼指數”為0.366（2010 年），埃及0.308（2008 年），伊朗0.445（2006 年）。0.4 是所謂爆發

社會衝突的“警戒綫”，但綫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亂起來，在綫上的伊朗反而相對穩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數”衡量，而是對比這3 個國傢網絡的使用與管製，結果就有趣起來。2001 年以後10 年間，突尼斯和埃及網民增長速度遠超伊朗，伊朗對互聯網內容的限製指數為“32”，世界第一。盡管伊朗幾乎人人翻牆，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信息都在網上。突尼斯抗議爆發的導火綫，除瞭小販自焚視頻迅速傳播外，還有維基解密揭發的本·阿裏傢族的荒淫曆史。信息時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絕對財富值的比較，而是群體感受的不公。

外來勢力在中産變革初期幾乎難覓蹤影。埃爾多安、穆巴拉剋、本·阿裏都是鐵錚錚的西方盟友。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經製定“自由中東計劃”，要求埃及等國政府給予民眾更多自由，但在這個高高掛起的旗幟下麵，口氣輕重、措施緩急卻是分時段、看對象，突如其來的政權更迭，絕不是*有利於西方的選項。卡紮菲怪誕到沒朋友，但要不是國內起瞭風波，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不敢輕易重劃“地中海版圖”。“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反應遲緩，甚至錯判，美國在巴林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更是令自身濛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東亂局很快便陷於陳疾窠臼，令人忘記瞭中産變革的元氣。事實上，衝冠一怒的中産，*後發現身處國內傳統勢力與國際博弈的夾縫中，初時短暫的狂喜過後，迎接他們的是更長久的失敗與痛

楚。中産階級無法單獨創造更好的未來，要不要與傳統勢力聯手，更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道義問題。爭取傳統勢力中的改良派，難保換湯不換藥，一旦取得勝利，中産階級的利益可能會立即被犧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復錯選中備受打擊。而另一個難題是，要改善自身際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還是僅僅為自己找個舒適的小環境，所謂“小確幸”即安？

四

這本書中收錄的是我過去幾年的現場采訪，講述的並非變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從個體命運與情感中，看到聽到嗅到變革的姿態和味道。新興中産階級的訴求或許相似，但每個人在曆史轉摺中的處境各有不同。這裏記錄下的是他們的憤怒與驕傲、淚水和血水，更有拉開時間的距離，看他們如何麵對變革的麯摺與失意。

這些年，我見到中國讀者對彆國變革的品評，常以成敗論。眼見他樓塌瞭，扔下一兩句冷嘲熱諷背過臉去。然而在現場的不同角落，在對人物的反復采訪中，我看到變革過程的復雜。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做齣不同選擇，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異。需要說明的是，為瞭保護受訪者，書中部分人物使用的並非真名。

除瞭中産人群本身，書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 中央計劃 + 自由市場”經濟，需要造齣一個神秘難測的君主；而超然穩定的瑞士，卻沒有人坐在權力頂端；同樣號稱“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亞、委內瑞拉模式，則少瞭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嚮共和的尼泊爾，尚未形成中産階級，我看到新階層身影朦朧，但步履興奮；而伊拉剋人雖然首先要解決的是安全問題，可是關於民主的討論從未缺席……戰後十多年，新的中産正在形成，卻成分復雜，又常常被教派標簽模糊訴求。

書中也收入瞭我在英國留學時的見聞。800 多年前，英國《大憲章》簽訂。英國貴族要求限製王權，大概是有錢人爭取政治權利的*早例子。雖然《大憲章》初次簽訂之後幾經反復，但卻被視為近代民主與自由的起始。

受時空所限，我無法到達每一個抗議現場。雖然沒能親曆敘利亞，但書中仍然收入對變革起因的探索，因為它提供瞭一個統治者的經典難題：改革的門，能不能半開半關？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曾經主導“大馬士革之春”，引入全麵改革，卻很快發現失控的危險，隻得急急踩下刹車。不幸的是，“對一個糟糕的政府而言，*危險的時刻，是它開始瞭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夢，始發地突尼斯卻不聲不響走齣暴力怪圈。2015 年諾貝爾和平奬也授予瞭突尼斯內部對話機製。在去往利比亞的途中，我幾次經過突尼斯，卻始終沒有機會好好研究它的轉型。突尼斯在本·阿裏齣走後，也曾經曆混亂與殺戮，但它的成功似乎還因為國情特殊：軍隊不強大、宗教團體較溫和、世俗派不極端、社會氣氛開放。換句話說，

傳統勢力不強，傳統包袱不多。而恐怖組織也看齣瞭突尼斯可能成為“另類”的端倪，存心製造襲擊。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時間檢驗，希望將來有機會另篇詳論。

書中少不瞭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國同胞。變革發生在他們眼前，在他們的不同反應中，一幅中國世界觀越發清晰。各種趨勢報告都認同，這一波全球中産潮，浪花掀起的*高處在中國。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指齣，中國的中産階級比例在2030 年之前將躍升至74%，居全球第一。

暢想未來，全球中産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讀的書看的電影聽的音樂，很可能越來越接近，甚至我們的胃都變得越來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沒有新興中産與舊製度的矛盾，全世界中産階級就真的能夠團結起來嗎？文化、信仰、曆史、地理，這些基因裏的記憶會不會在彼此對比之下，反差更加鮮明？

伊拉剋人終於有瞭上街抗議的權利，但我見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處死獄中的“基地”成員。事實上，國際人權組織批評伊拉剋政府不審訊而直接槍斃被捕武裝人員的情況已經夠多瞭。2015 年1 月，《經濟學人》雜誌一則極短的報道，措辭彆具深意：“斯洛文尼亞終於齣現公民社會大規模遊行，遺憾的是，這是一次反同性戀權益遊行……”在自由瞭800 年的英國知識分子看來，斯洛文尼亞人有瞭公民意識是好事，但沒想到首先宣講的是保守價值觀。全世界中産階級在爭取權利的戰壕裏並肩，但很難講他們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說，生産與消費全球化後，發展中國傢中産人數暴增，西方發達國傢卻是中産身價貶值、規模縮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産此消彼長潮流對衝中的失落者。新型中産首義中東，四處激起迴響。互聯網與急速全球化（人類祖先走齣非洲就開始瞭全球化，但當下互聯網等多種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腳步沒有停，發達國傢未做思考就行動的排外情緒高漲，可看作中産變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産的失落。

美國作傢托馬斯·弗裏德曼曾經站在開羅解放廣場上，感慨埃及變革“如巨象起飛，如果你沒有預見到它的發生，也就彆瞎猜它將飛嚮何處”。全球中産階級興起，作為一種現象，儼然也是一頭騰飛的巨象，無人能夠預言它的方嚮，甚至可能連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僅僅從眼下來看，那些覺悟起來的中産階級，那些起而抗爭的中産人士，仍然在舊世界沉重的陰影下，匍匐在地，難以飛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纔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