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选选录作者的一部分人类学论文，其中有河南、山东、江苏、福建、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铜器及铁器时代墓地出土人类遗骸的骨骼人类学研究报告，几篇综述分析论文。研究重点是用生物测量学方法评估中国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探索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群之间的种族关系及历史背景，还包括古墓地人口的性别及死亡年龄分布特点，骨骼的病理创伤和某些特殊风俗的考察记录。

我的人类学学术生涯(自序)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 1
中国夏、商、周时期人骨种族特征之研究 37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西方人种成分 59
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学材料种系特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85
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 102
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 133
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 155
中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拔牙习俗研究 166
中国和日本古代仪式拔牙的比较研究 181
青海民和阳山墓地人骨 199
龙虬庄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215
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 237
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247
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古墓地人骨研究 267
陕西凤翔南郊唐代墓葬人骨的鉴定与研究 290
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居民头骨 304
李家崖墓葬出土人骨鉴定报告 314
陕西神木新华古代墓地人骨的鉴定 329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墓人骨鉴定报告 345
北周孝陵人骨的鉴定 377
甘肃永昌沙井文化人骨种属研究 385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人骨鉴定 402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鉴定报告 419
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 440
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 455
主要学术成果 475

精彩书摘

　　《韩康信人类学文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著作》：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从人类种族衍生的角度来看，十三亿人口中除少数边缘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具有某些非蒙古人种成分的因素外，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支系的不同地域变异类型。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他们各自在形成近代概念的中国人的起源和组成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继人类起源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的一部分，即近代种族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本来，这些问题并不单指某个国家或某个有限地区的，种族（人种）的发生和演变是属于世界性的现象。但要阐明这个问题，又必须依靠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学者对各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材料进行不懈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早期人类起源问题更为复杂和困难。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有其特殊的条件，即有丰富的从地下出土的人类学材料。从时代的连续性来讲，除了已经发现体质发展上处在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外，还在不同地区考古发掘出成批的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的人骨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越来越说明，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发祥和演变的重要地区。因此，在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同时，解决中国境内的种族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和分化及其后来的扩张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是探索和证明这个问题最重要和直接的环节。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在《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卷》里叙述。在本章中，只就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土人骨资料的研究作扼要的记述和讨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与这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之间存在着种族系统学上的联系，尤其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材料中，已经出现某些可以感知的、程度不等的人类种族分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种族形态学方面首先记述和讨论这些资料。
　　第一节中国境内发现的与蒙古人种起源
　　有关的早晚期智人化石的研究
　　首先从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研究提出中国境内现代智人种起源假设的是德国学者魏敦瑞（F.Weidenreich）。他在研究了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以后，提出了由周口店的猿人演化为蒙古人种的观点。后来，美国的孔恩（C，S.Coon）也持相似的看法。他们做这种推测的根据是，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上发现有某些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可能存在遗传连续性的特征，如猿人的下颌骨其舌面出现下颌圆枕，耳道上存在异常骨疣（又叫耳圆枕），上门齿舌面呈铲形，颅骨额、顶部正中央有矢状脊及其两侧平凹的矢状旁凹，顶、枕骨之间出现镶嵌骨，颧骨颧面和额蝶突方向明显朝前方，圆钝的眶下缘，鼻额缝和额颌缝相连续的形状较近水平走向，肱骨上的三角肌粗隆非常粗壮，股骨矢状方向极为扁平等等。虽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这些特征仍然一直延续到包括现代华北人在内的蒙古人种之中。
　　但是，魏敦瑞认为从周口店发现的3具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则分别代表了很不相同的种族类型，即第101号老年男性头骨具有原始蒙古人种兼有西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第102和第103号两具女性头骨则分别代表了太平洋岛屿中的美拉尼西亚人种和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现在一般改称因纽特）人种。这就是说，在华北的同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居民中，出现了三大人种因素的成分。他还认为这些山顶洞人不代表中国人的直裔祖先，他们是从外地迁移来、遭到当地土著居民的攻击而绝灭。受魏敦瑞的影响，中外学者有一度信从其说或作某种变相说法的，如胡顿（E.A.Hooton）的阿伊努人种说，费尔塞维斯（W.A.Fairservis）的高加索人种说。中国学者李济持山顶洞人的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混合说，主张在远古的中国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美拉尼西亚一澳大利亚人种成分。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则认为山顶洞人有弱的人种分化性质而兼有明显的多形性，并已经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时代更晚近的在东亚和南亚广泛分布的太平洋蒙古人种的特征。
　　应该指出，以上学者的各种观点，是在并未经过对山顶洞人化石资料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即使魏敦瑞本人对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也只是一个简报性质的报告。直到20世纪60年代，吴新智将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重新做了细微的核查和研究。他认为这3具山顶洞人头骨都具有共同的蒙古人种特征而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现代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比较接近，表明当时蒙古人种仍在形成之中，但还有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赵一清则根据某些观察和测量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提出过两具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应属蒙古人种的看法。目前在国内对吴新智的研究还没有提出过异议，因而在引用山顶洞人种属问题时一般都沿用他的看法，把山顶洞人当作华北地区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
　　……

前言/序言

　　录入本文选的论文（或报告）是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墓地出土的人类骨骼，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人骨形态学和测量学密不可分。这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科，但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并不太受到重视，但作为与田野考古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面对考古遗址出土大量古代人类遗骸的现实，这种研究绝对是不应缺少的。
　　对古代人骨的鉴定和研究可能提供某些重要的人类本身及社会行为方面的信息。如对新石器及以晚时代人骨的种族形态变异方向的调查，可了解现代各民族的种族属性及其来源；对古代（特别是大型完整的）墓地出土的入骨做系统的性别年龄鉴定，则可对古代居民的寿命、死亡年龄的分布乃至婚姻以及家族或氏族生活的某些规则和制度进行合理的推测；对骨骼病理及营养状况的考察不仅能提供某些重要的古代疾病及其特征方面的资料，而且可以推测这些疾病对古代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影响；从古代居民骨骼上鉴别出某些异常变形和损伤，这可与史前居民某些特殊习俗联系起来。对骨骼上常出现的各种创伤的观测也可了解史前人类致伤的原因。
　　我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纯属偶然。1957年中学毕业本想学医，无意中看到一份有关人类学专业的介绍，说这个专业与医学关系密切、又高于医学，于是把第一志愿改成人类学。原想只有10个名额可能考不上，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就是体质人类学专业。在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大家都已知道，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综合性大学里都设有人类学系，其下一般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专业。这些专业虽都与“人”有关，但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所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乃至更早），在我国的浙江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也曾设立有人类学系但在后来进行的院系调整中都被取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科学教育方面全盘学习苏联，把体质人类学放到生物系、把考古学放到历史系等做法都与此有关。
　　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祯先生，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是堪称中国体质人类学开山泰斗的吴定良先生，他留学英国和瑞士获得人类学和统计学博士学位，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一些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吴汝康和颜阉都曾在其手下工作过。1946年在浙江大学创建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并在1948年当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校期间除学习理科的基础课程外，也学习了人体解剖学、古人类学、人种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统计学、民族志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期间还到杭州和北京周口店做地质和田野发掘实习。1962年毕业，与其他三位同窗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时我所在的古人类研究室的主任是闻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具体指导和管理我们的是研究室副主任吴汝康先生。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贵州大学从事人类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1946至1949年赴美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先在大连医学院任教，1956年正式调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对新进所的年轻人要求很严，一方面抓外语（当时我们都学俄语）学习，给我们指定俄语专业书进行翻译训练，还要求自学英语。此外要求识别各种动物化石、学习化石修理技术和制作资料卡片等。这一阶段的培训、特别是俄语专业书籍的翻译对我后来研究新疆的人骨材料助益匪浅。
　　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十一年间，虽经历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时光，但在科研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收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1970～1973年三次赴湖北西部山区考察，追踪并找到了广西以外的巨猿化石产地，摸清了它们生存的地质时代并找到了与其共生的早期人类化石；二是1968年在当时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所革委会指令我负责1966年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的研究。化石是在裴文中主持发掘下发现的，包括1件几乎完整的额骨，连有部分顶骨、左侧蝶骨大翼的上缘以及鼻根部和1件颅骨由枕麟的右半及与其相连的部分顶骨所组成。两件头骨骨片出自同一自然层，相距不到1m，从其大小和粗壮程度看二者应该同属一个个体。因为历史原因，当时裴文中已被剥夺了研究权，但他提示我们去找20世纪30年代与这2件头骨骨片相距不远同一层位发现的2块称作5号头骨的骨片，结果证明这4件头骨骨片同属一个个体，将它们拼接在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北京猿人第6个头盖骨。
　　1972年国家文物局在故宫武英殿举办了全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展，这个展览实际上是后来出国展的一个预展。当时古脊椎所派我去参展，参展的主要文物就是上述北京猿人的第6个头盖骨。参加这个展览的人员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和文博单位，他们对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方面的情况都比较陌生，要我介绍一些有关方面的知识。在我做了一些介绍后，他们都说以后发现了人骨就找我，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扩展了材料的来源，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来自考古所以外的单位。在此回顾我的研究生涯之际，我要对考古所野外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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