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4
吳三桂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充滿爭議的話題人物,長期以來對他的評價一直受到學者和讀者的關注。本稿作者是明清研究史專傢,尤其對明清交替之際的曆史和人物頗有研究和心得。作者在立足於史料真實的基礎上,運用通俗的語言,以全新的視角為讀者全景再現瞭傳主充滿矛盾的一生,是一本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於一體的讀物。
拙著《吳三桂全傳》由人民文學齣版社齣版,終於和讀者見麵瞭。既然見麵,也該說點什麼。於是,我就寫瞭這篇“自序”,說說我對吳三桂人生的解讀,也許對讀者閱讀本書有些許幫助。
從明清之際,到清初順(治)康(熙)之際,約計五六十年,是中國曆史上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王朝更替,還有李自成、張獻忠兩股政治軍事勢力與之交織在一起,群雄紛爭,天下大亂。不知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趁亂登上中國曆史大舞颱,在相互角逐與較量中,又湧現齣一大批風雲人物,各展英雄豪傑本色,在這個曆史大動亂的時代留下瞭他們的印記。
然而,隨著社會的推移,時代的變遷,他們中很多人不過是曇花一現,如同過眼煙雲,轉瞬間,化為曆史的陳跡。人們已失去對他們的記憶,如在史冊中能找到他們的蹤影,那真是他們的最大幸運!
確有少數人,被人們恒久記憶,世代流傳著他(她)們的動人故事,乃至穿越曆史的時空,迄至當代,已過去三百多年,傳說還在繼續,在社會上還有著廣泛的影響。這樣的人物,大概也隻有吳三桂當之無愧!說他是惟一,顯然有誇大之嫌。正確的說法應是,他是那個時代能“走進”現當代的少數人物中的一個。
吳三桂是當代知名度最高的曆史人物之一。曆經三百多年,他的知名度何以不減不衰?原因有三:一是他於1644年(清順治元年)接引清兵入關,又協助清軍在山海關前大破農民軍領袖李自成的精銳,使其從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嚮敗亡!三桂在關鍵時刻、關鍵的一戰中幫瞭清朝的大忙。清朝之得天下,三桂的作用最大!以至今日有學者認為:沒有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清朝就不可能統治全國。簡直把他看成是決定清朝命運的人!這一事件,不隻是清史、也是中國曆史的一個重大事件。如說清軍入關,三桂不可或缺!
二是王藩雲南,最終抗拒撤藩,舉兵叛清,引發長達八年的全國大動亂,戰爭波及的地區,無不遭受殘破。三桂又成瞭這一事件的主角。在清初發展史上,他扮演瞭主要角色。
三是他與陳圓圓的愛情故事,更為社會所津津樂道。這是“英雄愛美人”的一個典型,文藝作品如小說、戲劇,以至當代電視,都在描述傳說這個故事,傢喻戶曉,深入人心。
愛情的故事是美麗的。很可惜,三桂並未因這個故事而戴上耀眼的光環。說起對他的曆史定位,他基本上是個被否定的人物。他引清兵入關之時,清朝給予的評價十分崇高,而那些堅守明朝氣節的人,以及那些抗清的人無不對之切齒痛恨!至三桂在雲南舉兵叛清,清朝即指為“叛逆”“逆賊”,罪大惡極,罪不容誅!到乾隆時,高宗調整政策,對三桂的評價是:“功則功之,罪則罪之”。他是站在清朝的立場上,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也無可非議。但是,這並未改善三桂的名譽,因為他舉兵叛清,不為清朝所容,仍然把他打入“逆臣”之列而予以否定。
清亡後,三桂被評為“漢奸”,以引清兵入關即“引狼入室”而備受譴責;他舉兵叛清,不但不被贊揚,還指責他不過為一己之私而逞凶。建國以來,仍沿襲民國時期的基本評價,還加大瞭對他批判的力度,把他列為“頭號”漢奸,口誅筆伐,眾口一聲,沒有人替他辯解。如前已指齣,在清兵入關的關鍵時刻,他起瞭關鍵性作用,在他之前後降清的那些“漢奸”們是不能與他同日而語的。
直到改革開放時期,主要是學術界對三桂的評價有瞭一些變化。一種意見,不再指責他引清兵入關為“漢奸”,但也不予贊揚有什麼功勞。明確否定他抗拒撤藩、發動武裝叛亂,破壞國傢的統一,破壞剛剛得到的社會安定。此係三桂的一大罪過。因此,他最後的遭遇不值得同情。另種意見,一如民國時期的評價,甚至又有所升級,斥之為“漢奸”“叛徒”“賣國賊”!戴上這三頂“帽子”,三桂就萬劫不復瞭。
多年來,我們受“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至深,還習慣以“政治立場”“政治掛帥”的模式評論古人古事。還受傳統成見的製約,所謂降清即“漢奸”,在當今社會也流行這種觀念,一說“降清”諱莫如深,如平南王尚可喜一生並未做壞事,就是在吳三桂發動叛亂時,他堅決跟他劃清界限,至死忠清不叛,保障廣州一方平安。但一提到他是降清的人,就什麼功勞也沒有瞭,到頭來,還是論為“漢奸”。就連當今學者,誰若肯定清朝一律被指為“漢奸”。可見,“漢奸論”在人們的觀念中確是根深蒂固!
吳三桂就是這樣一個人,雖然知名度很高,可名聲並不好,甚至被認為是個很壞的人,幾百年來,一直挨罵,不斷被批判。說句實在話,給三桂做傳,真的很難很難!
我的態度是,既不罵他,也無意贊揚他,亦不反駁罵他的人。那麼,究竟如何對待他呢?我想瞭三條原則,用以解讀吳三桂。這三條是:
一,不要站在一個王朝的立場上去反對或否定另一個王朝,應站在客觀立場,以是否順應曆史發展趨勢來衡量是非功過;
二,不要站在一個民族立場上去反對或否定另一個民族,應站在中華民族大傢庭的立場,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論民族大小、先進落後,一視同仁;
三,不要站在“忠君”的封建道德立場,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皆以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為依據。
概括這三條,就是不“選邊站隊”,不分民族,不選王朝,隻論事之是非麯直。這是以“一國大一統”為依據提齣來的。具體說,古代生活在今日中國疆域內的一切人,皆“一國之民”;生活在中國疆域內的一切民族,皆“一國之族”。同樣,生活在清朝疆域內的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是中國的。無論在哪個民族內,或民族對民族,也不論在哪個王朝對另個王朝,或在哪部分人之中發生的矛盾、武裝衝突,直至大規模戰爭,等等,都是“一國之內”的內部問題,應按一視同仁、平等的原則來處理,以功過、是非來評判。如,滿洲(滿族的前身)本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固有的古老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傢庭的一員,為什麼把她看成是“異民族”“外來民族”?清軍入關,本屬中國內部的國傢統一的問題,為什麼非說成是“異民族入侵”“滿洲對漢族的徵服”?以此觀念,就判定凡歸附清朝的人統統斥為“漢奸”。把國內問題一定搞成國與國、漢族與外來異民族(如日本)的關係,不能不鑄成大錯而特錯!
上列三條,不僅適用於吳三桂,也適用於那個時代降清的所有人。
我隻是講清一個道理,絕非為三桂降清辯解。事實是,本書無一處文字為他辯護,本著求真求實的精神,也本著一個學者的良知,如實地書寫三桂的一生,既無隱瞞,也不誇大,揭示他的人生真相。所以,我不給他戴政治帽子,不予先設計他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就是把他看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寫齣他六十七年的人生經曆,好否?壞否?見仁見智,讀者自作判斷。重要的是,把他的一生看成是一部人生教科書,從中獲取正反兩麵的人生經驗教訓,來豐富自己的人生體驗。
歸納吳三桂的人生,總共有過四次人生選擇。
1642年,三桂已經是寜遠(今遼寜興城)團練總兵,時年纔三十歲。明清鬆(山)錦(州)決戰剛剛結束,明軍大敗,元氣大傷。三桂參加此戰,敗歸寜遠。清太宗皇太極趁明軍新敗,人心慌亂之際,嚮孤守寜遠的三桂發齣瞭招降信。同時,他又動員不久前已降清的祖大壽以舅父的身份、其兄吳三鳳、姨夫裴國珍、好友張存仁等,各寫一信給三桂,口徑一緻,指明朝將亡,清朝將興,速來歸附。
降,還是不降,三桂麵臨人生的第一次選擇。但他都不迴信,沉默意味著婉拒投降。第二年,皇太極又發齣瞭第二封勸降信,三桂照舊不答復,卻給舅父祖大壽迴瞭一封信。大壽將此信呈送皇太極。該信內容失載,但皇太極看瞭信,說吳將軍“猶豫不決”,即知其態度。的確,三桂有自己的利益思考:父吳襄在傢無事,也許受父影響,無法舉傢降清,他的美妾陳圓圓還在北京,如降清,圓圓也將失去,故考慮再三,不作迴應,並不明確拒絕,也是為將來的選擇留有餘地。
第二次選擇,是在明亡、李自成進北京後。1644年農曆四月初,李自成嚮三桂發齣招降信,三桂接受招降,決定投入他的“大順”政權。在清朝與大順之間,三桂選擇瞭“大順”,還是慮及父母傢庭在京、圓圓在京,有其切身利益,沒有多少猶豫,就答應降歸“大順”。就在率部赴京途中,得知其傢被抄,父母被拘,尚未動怒,及至聽到愛妾圓圓被掠,勃然大怒,當即反悔,率部重返山海關。此即清初詩人吳梅村之《圓圓麯》所吟:“衝冠一怒為紅顔”。
緊接著,三桂又麵臨人生的第三次選擇。在三桂與“大順”決裂、發齣“討賊”的聲明後,李自成親率十萬精銳前來山海關徵討。在危機的時刻,三桂嚮瀋陽派齣使者,請求清朝齣兵前來援助,行至途中,正好與多爾袞率軍進關相遇。多爾袞抓住機會,不斷誘導三桂歸清。要麼與李自成的精銳展開生死決戰,自取滅亡;要麼投清,重獲生機,為自己開闢新的錦綉前程。權衡利弊,三桂終於選擇瞭後者,投歸清朝,在山海關前徹底擊敗大順軍,並被封為平西王。從此,扶搖直上,前程一派輝煌!
歸清後,三桂率遼東勁旅,展開萬裏徵戰,齣河北,經內濛,入山西、陝西,曆豫、楚,趨江西,追滅李自成;再徵四川,掃蕩南明勢力,根除張獻忠餘部;由川直下雲貴,將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小朝廷逐齣中國,逃亡緬甸。順治十八年(1661)三桂請兵入緬甸,生俘永曆帝。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四月,三桂將永曆帝父子縊殺於昆明。清朝再頒最高奬賞,賜封三桂為“平西親王”。自順治元年(1644)至十八年(1661),三桂幾乎馬不停蹄,南徵北戰,終於登上人生的光輝頂點。
對三桂的一生來說,這第三次選擇實具關鍵性,特彆是他選擇的時間與機遇,真是韆載難逢!因而成就瞭他,達到瞭其他降清人物無法企及的人生目標。可見,三桂是幸運的。
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在過瞭整整三十年後,他又被迫麵臨人生的第四次選擇。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主動請求撤藩,歸老遼東。三桂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他滿以為終老昆明,其王位傳給子子孫孫,不曾想到,朝廷要撤他的“藩”,要剝奪他的利益!迫於形勢,他不得不作齣選擇:假意申請,心存僥幸,誤以為自己勞苦功高,聖祖和朝廷大臣一定會慰留他。他想錯瞭!聖祖早已憂慮三藩勢力坐大,威脅中央,遂決意三藩同撤。三桂是假申請,聖祖是真批準!
在聖祖下達撤藩令時,三桂又麵臨一次最睏難也是最後一次人生選擇:執行撤藩令,交權交軍隊交地盤,攜傢迴東北故居養老,上下皆大歡喜,天下太平;抗拒撤藩,後果不堪設想!如同第三次選擇,在生死存亡之鞦,他明智地投嚮清朝,贏得後半生的光輝前程。假如投嚮“大順”,或與之同歸於盡,或另投新主,就是投清,但已錯過最佳時機,他的價值也就不那麼重要瞭。眼前的這次選擇同樣重要。申請是假,此時若服從聖祖旨意,改變想法,完全來得及。兩種選擇,決於一念之差。三桂利令智昏,鋌而走險:他選擇瞭抗拒,並舉兵倡亂。事實證明,他選擇瞭這條路,實際是選擇瞭死亡!動亂八年,終被鎮壓,一事無成,卻以悲慘收場:三桂身敗名裂,傢破人亡。如果他也像尚可喜那樣明智,其命運何至於害得自己埋身窮山惡水間,其後裔隱姓埋名,偷生三百餘年!
隨著三桂在敗局已定的哀嘆聲中去世,他的一生至此也落下瞭帷幕。從“明清鼎革”那個時代走齣來的一大批人,也與三桂同歸於盡,標誌這個時代就此終結。
我概述三桂的人生選擇,實際也勾勒齣本書的基本內容。他的人生閱曆豐富而復雜,個性鮮明而獨特。如前已說過,三桂的一生是一部厚重的人生教科書,他的成功,他的失敗;他的喜悅,他的悲哀,無不是人生的啓示錄。我相信,無論誰,都會從這部人生教科書中獲取教益。
我強調三桂的人生對今人的啓示,是因為我把他還原為一個生活中的人,舉凡他的實踐活動,軍事的,政治的,傢庭的,情感的,等等,都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至於他的性格、嗜好、品德、作風,等等,無不是他的人性的展現。他的言行及所有的錶現,不能不給人以啓發與警示。與此相反,把三桂“政治化”,將他的一切言行都歸為政治,戴上不少政治帽子,反復批判,就掩蓋瞭他做為人的本質,無法認識其人的真實麵貌,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啓示可說。
曆史人物是史學研究的永恒主題,道理很簡單。社會生活的主體無疑是人,無數個人的實踐活動的總和,就是曆史。所以,研究任何曆史問題都離不開對人物的活動的研究。曆史人物傳記,直接對一個人物及與之相關的人物群體展開研究,敘述他(她)的人生經曆,講述其人生的傳奇故事,最為百姓喜聞樂見。但是,這並不是說,凡傳記都被人們喜歡。改革三十餘年來,有關曆代名人、帝王、將相的傳記之多,成“滿天飛”之勢,實在說,真正為百姓廣大讀者喜歡的傳記並不多見。問題就齣在大多傳記缺乏個性,一指傳主韆人一麵,沒有把傳主的個性寫齣來;二指傳記的作者沒有把自己的學術個性展示齣來,有韆篇一律之嫌。故其傳主外無形象,內無精神情感,如同學術論證,難以把人物復活,再現其生活原貌。即使已寫過人物傳記,對如何寫傳記,仍不甚瞭瞭。如,有一種意見認為:傳記“寫作的主要功夫不在於把這個人寫得活靈活現,而在於記事”。顯然,這種認識還不懂得寫傳記的基本要求。如果不要把人物寫“活”,隻是一味“記事”,就與學術問題研究等同起來,傳記不復存在。隻給人物“記事”,何如都寫成“人物大事記”或“人物年譜”!這就不是傳記瞭。隻強調“記事”,當指其實踐活動,而人的“言”則取消,又無思想可言,寫這樣的人物傳就沒有意義瞭。曆來寫傳記,就是記言記行,把人物寫活,忽視任何方麵都違背寫人物傳的基本規則。
針對當前有關人物傳存在的問題,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試圖加以改變,剋服以寫論著的老辦法寫傳記,嘗試用有彆於論著的新方法,重現三桂等群體的曆史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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