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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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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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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ISBN：9787515514673

版次：1

商品编码：1211526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纯质纸

字数：500000

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是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校史的作品。本书主要讲述了1937至1946年，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联大子体八校（平津冀三校：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西北五校：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抗战与学术。

作者简介

张在军，湖北人，客居广东。学者，作家。已出版《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等作品。

精彩书评

　　●此前读过张在军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也多次想问在军，他研究民国大学的原初动力来自何处？个人花费近十年的精力选择这个难题，其中乐趣何在？但终于是没有问，我只读他的书。先是一本关于武汉大学的研究，后来就是关于东北大学的研究，他还有写西北联大的学术计划，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了。说实话，就是专门在学校和研究所的职业研究者，也很少有在军这样的持续研究热情，我想这也许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在军的研究放在专业研究中毫不逊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的偏见是对知识有兴趣，自然也就有能力，无兴趣则无能力。

　　——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精彩书摘

　　第一节何去何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是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清华大学“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可是，对于这枪炮声，很多人已经麻木，并未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写道：

　　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在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7月10日给梅贻琦校长电告北平近况，电报中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3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7月11日发给梅贻琦的电报也是说：“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日军提取。”电文中还特别说明“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心稍安”。显然，潘、沈、胡等人还没意识到战争即将全面爆发。

　　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还是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2、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袪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大学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把军车开进南开大学，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当日军兵临津门时，北洋工学院位于平津必经之路，首当其冲，学校被日军侵占为兵营，仪器设备损失惨重。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

　　8月中旬，侵入北平的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了和平门外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8月末，日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北平师范大学给世界学生会《抗战中的大学》刊物提交的中英文稿件记载：“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即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

　　总之，“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1937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被日军破坏情况作了初步的总结：“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日军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人民。张伯苓校长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事变之前，面对很多人的担忧，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在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

　　在中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这批高等学府，到底何去何从呢？

　　8月14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双双接到教育部密电：“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定于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在本部召开预备会，届时务希出席为盼。”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初步计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不料，北平师范大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自愿分到西安一组。

　　为了挽救教育，保存文脉，国民政府及时出台《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临时大学构想的出台，同时得到了相关各校人士的积极参与。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参与了这一计划的构想。从北京大学的独立性出发，他虽然不是十分赞同联合大学的计划，但是考虑到战争局势的严峻，还是勉强同意了此项安排：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建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由此可见，联合大学合组之动议，当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结合庐山谈话会期间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意见，由平津各校负责人参与构想而形成的。

　　9月2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第16390号令，聘请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童冠贤（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教育部特派员）、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长）、臧启芳（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开办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紧急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坚持抗战，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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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时，有三个难题，我意识到了，但没能很好解决：第一，前方战事与后方学术如何互相勾连；第二，是否公开谈论伪北京大学与伪中央大学；第三，怎样叙述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些都不是“禁区”，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写作方式、史料运用与学术立场之间，存在某些不太好弥合的裂缝，再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暂时搁置。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汉中办学75周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年）、第五届（2016年）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地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至7月）；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走兰州（1941年），“西北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的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从大处着眼，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怎么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体全部回迁。”这可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名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上篇“三校合一”里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下篇“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可能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予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既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2017年1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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