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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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翔实的资料，如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的文集、全集、日记等资料，当时的报刊如《知新报》《清议报》《湘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国闻报》等，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脱出了以往以“新旧”二元对立解读戊戌纷争的窠臼，较为全面立体地揭示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作者简介

贾小叶，河北阜平人，199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著有《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东南若干督抚为中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在《近代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
　　二　研究现状
　　三　写作思路与结构
　　四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康学”“康教”：“康党”的政治思想与宗教观念
　　一　“康学”：“素王改制”论
　　二　“康教”：创立孔教说
　　三　康门师徒对“康学”“康教”的宣传
　　四　谭嗣同对“康学”“康教”的接受与阐发
第二章　“康学”引发的不同社会反响
　　一　时人眼中的“康学”
　　二　“康学”不同反响背后的学术与政治
第三章　从“吾党”到“康党”：康门师徒与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以《时务报》为中心
　　一　“吾党”之一：维新初期变法派官绅眼中的康门师徒
　　二　“康党”的由来与特征
　　三　从“吾党”到“康党”：变法派官绅眼中康门师徒的角色转换
第四章 　“康党”与湖南的维新运动
　　一　“康党”“康学”进入湖南
　　二　湖南官绅对“康学”“康党”的排拒
第五章　“康党”与百日维新
　　一　康有为进京的动机与机缘
　　二　百日维新前“康党”的维新活动及其反响
　　三　百日维新中“康党”的政治活动与反响
第六章　“康党”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上）
　　一　政变后清廷对“康党”的政策与时人的反应
　　二　“康党”的应对之策与时人的反应
第七章　“康党”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下）
　　一　己亥年“康党”宣传的悄然转向
　　二　清廷的“康党”政策、立嗣上谕与新党的反应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前言/序言

序　　一

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并称近代史“八大事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丰硕，积淀深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等一批新的史料，证实了康有为《戊戌奏稿》改篡的事实，围绕着奏稿的辨伪、考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缘是出现了一次重大突破，高潮迭起，佳作不断，其广度深度较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进入21世纪后，热度渐消，虽仍不乏佳作，但总体上看，成果不多，日显冷清。这与所谓“八大事件”的整体研究状况是一致的。章开沅先生多年前就曾不无伤感地说道：如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成了假日学术，除了逢十的纪念会外，因研究者少，平时交流都成了问题。戊戌维新运动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然而，这合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未必是坏事。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更多的学者因自身的兴趣，转到其他新的领域去了，原先众声喧哗的场景自然就会冷清；二是积累既多，已成学术高原，起点自然水涨船高，学者要有所创获，难度增加，厚积薄发，成势所必然。不过，尽管如此，学术仍从来不缺乏自己的守望者，这便是包括戊戌维新运动在内的“八大事件”的研究，依然时有力作出现的原因。
小叶是年轻的学者，转向戊戌维新运动研究时间并不长，其逆势而上，颇显可贵的学术勇气。这本《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学术专著，是她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她近年潜心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结晶。吕思勉先生说：“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之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是为至理名言。本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作者读书很细，在人所不经意之处，发现了研究新问题的“悟入之处”，这就是人多“耳熟”却不必“能详”的“单词只义”——“康党”。由此切入，她发现了一个新视角，得以重新解读史料并超越新旧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方式，进一步探讨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复杂情状，从而将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认知引向深化。作者认为：戊戌时期的各种政治学术纷争，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存在于新派内部，核心与焦点都是康门师徒，即时人所谓的“康党”，主线则可用“康学”“康教”及其党人做派来概括。“所谓‘康学’是指‘康党’成员所信奉的康有为的学术政治思想体系，即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所阐发的公羊学术与改制理论；所谓‘康教’，即指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创教、传教思想；所谓‘党人做派’（或‘结党做派’），是指‘康党’成员所奉行的结党营私、激进霸道而又处事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此三者构成了以康门师徒为主之‘康党’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康党’成为戊戌时期各种学术政治纷争焦点的关键要素。循此三点顺藤摸瓜，似可解开戊戌时期学术政治背后的很多谜底”。据此，她不仅指出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旧势力强大外，同时还在于变法派内部分裂与“康党”陷于孤立境地，削弱了维新运动自身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而考察了政变后及己亥年清廷与新党、“康党”间的纷争及其分合演变，填补了前人研究之缺失。缘是，作者引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此间的纷争，既是戊戌纷争的延续，也是晚清政局由戊戌到庚子的重要过渡：“不讲己亥，便很难明白戊戌纷争的得失，更难明了庚子政局的由来。”这些新想，多发人所未发，它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很显然，在此新视野之下，戊戌维新的历史画面呈现了愈加丰富、生动的场景。
作者不但读书细，好学深思，且用力勤，广征博引。故资料翔实，论说分明，行文简洁，也成本书的一大特色。
胡适有言，在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或范畴的揭出，往往会成为一把打开一连串“古锁”的“钥匙”，令新意迭出。小叶由“康党”悟入，以小见大，做出了现有可观的成绩，但问题仍有待推进。她表示，“因时间与题目所限，本书对于康党与庚子之后政局变动的关系未能展开论述，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来加以补充”。这恰印证了胡适的说法。期待小叶做出新的成绩。
本书是一部力作。相信它的出版既为作者的研究开辟了新路，也将助益推动戊戌维新运动史的发展。
当然，“康党”的标签本身即包含着伦理学意义上的负面意味，但康门师徒终究是戊戌维新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历史是辩证统一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康党”身上的所谓“恶”，如何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似乎也仍有探讨的空间。
是为序。

郑师渠
2017年5月1日于京师园


序　　二

有关于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因受康梁话语系统的影响，大多采用的是新旧之争、新旧对立的二元分析框架或模式，一部戊戌变法史，亦就简化成了一部新旧斗争史。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戊戌历史的脉络中便可发现，戊戌时期的所谓“新旧之争”，其中的“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新派并非全新，旧派也并非全旧，往往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很难截然二分。比如，湖南人王先谦，在人们的笔下历来都是反对戊戌变法的旧派人物，但实际上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就与此君有着很大的关系，除时务学堂外，他还先后参与创办或独自创办过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大经丝织公司和湖南炼矿总公司，对湖南近代实业的产生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参与过湖南一些新政的制定和推行；然而他又确实支持过一些守旧学生对时务学堂的攻讦，并领衔向巡抚陈宝箴递呈过要求整顿时务学堂，撤换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新派教习的《湘绅公呈》，制定过一份约束学生言行、抵制维新思想的《湘省学约》。他是“旧”还是“新”？我认为他是既“旧”又“新”。在晚清，王先谦这样既“旧”又“新”的人物，绝不是个案，而有其普遍性，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另外，戊戌时期的纷争也不仅仅限于“新”与“旧”之间，新派内部同样是纷争不断。而引起纷争的原因，也不仅是观念或思想上的“新旧”，还包含有学术、政见乃至利益的复杂纠葛。以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为例，该纷争就既有思想上的新旧不同，也有学术上的学派差异，还有经费筹集、人事权力、名分引起的矛盾。因此，“新旧”二字无法涵盖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丰富内涵，用“新旧”二分法来研究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我们要想深入研究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必须转换视角，超越“新旧”二分法，超越“新旧”之争、“新旧”对立的二元分析框架或模式。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一书，对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该书认为，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无论是“新旧”之争，还是新派内部的纷争，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门师徒，时人称之为“康党”。而以“康党”为切入点研究康门师徒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不但可以超越以往的“新旧”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涵盖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所谓“康党”，其特征似可用“康学”“康教”及其党人做派来概括。所谓“康学”是指康党成员所信奉的学术政治思想体系，即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所阐发的公羊学术与改制理论；所谓“康教”，即是指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创教、传教思想。“康学”“康教”一体两面，构成了康有为的学术政治思想与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所谓“党人做派”，是指“康党”成员所奉行的结党营私、激进霸道而又处事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此三者构成了以康门师徒为主之“康党”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康党”成为戊戌时期各种学术政治纷争焦点的关键要素。循此三点顺藤摸瓜，便可解开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背后的很多谜底。有鉴于此，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转换视角，从“康党”切入，深入剖析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纷争的真实内涵，进而揭示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七章对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通读全书，以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视角的转换，以及由视角转换带来的对常见史料的重新解读。比如，该书认为，“康党”特有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即“康学”“康教”，是“康党”区别于戊戌时期其他变法派官绅的重要特征，也是“康党”戊戌时期倡导变法的理论依据，更是此期“康党”成员著书、立说、办学、办报所着力宣传的内容。在“康党”成员的大力宣传下，“康学”“康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好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康门师徒因具有共同的变法理论与终极关怀，因此在变法中前呼后应，显示了极强的凝聚力，对推动变法的展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创办《时务报》、《知新报》、时务学堂，以及变科举、废八股等维新事业，都与康门师徒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康门师徒的变法理论并不能得到变法派的一致认可，对于那些曾经倡导过洋务的官僚而言，康门师徒的“素王改制”论已令他们无法接受，遑论“康教”！而那些能够接受“素王改制”的维新士人，在面对“康教”时，同样无法接受。“康学”“康教”在当时引发的争议，遂成为康门师徒与变法派官绅关系疏离的重要原因。“康学”“康教”本已令人侧目，而康门师徒为维护、宣传“康学”“康教”所表现的结党营私的霸道做派，更令人生厌，从而加速了变法派的分裂。康门师徒遂由变法初期变法派眼中“吾党”变成了“康党”。“康党”与变法派关系由合到离的转变，无论在时务报馆还是在湖南维新运动中，都展示得十分清晰。这些已充分显示，当戊戌变法之际，很多纷争主要是在同为变法派的洋务官僚、部分维新派与“康党”之间展开。而纷争的焦点又都指向了“康党”及其学说“康学”“康教”，只要翻阅一下戊戌政变后苏舆整理的《翼教丛编》便可明了这一点，“康党”与洋务派官僚、“康党”与其他维新派之间的纷争错综复杂，这诸多纷争又最终交缠在一起，使得千载难逢的变法良机化为乌有。如此议论，既深刻又合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二，内容的创新。如对“康党”内涵与“康党”称谓前后变化的考察、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研究与补充，特别是该书以两章近15万字的篇幅，对戊戌己亥年间的政治纷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突出了此期清廷、“康党”与新党之间的互动关系，弥补了学术界现有研究的缺失，这是该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比如，第六章在论述“康党”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时，详细考察了戊戌政变后清廷对“康党”、新党、新政的政策变化，以及“康党”对时局的应对与其他新党对清廷、“康党”的态度变化。政变之初，清廷一度承诺不株连新党，且继续新政。但后来的事实是，清廷并未兑现其承诺，不但株连新党，而且停废新政、幽闭光绪，以致大失趋新士人之所望，大批士人开始离心清廷。反观“康党”，政变之初，为了为自己的流亡活动正名，大肆诋毁慈禧太后，甚至篡改、伪造密诏，将自己塑造成新党的领袖。“康党”对慈禧太后的恣意诋毁与谩骂引起了时人的反感与轻视，其对慈禧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宣传则因符合事实得到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时人舆论由政变之初的靠拢清廷、疏离“康党”转而变为批判清廷、同情“康党”。在此基础上，该书强调了戊戌政变在清朝统治中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体现为由此而来的清廷失道与士人离心。怨我孤陋寡闻，此前还没有学者如此深入地考察过“康党”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
其三，资料的丰富。“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有十份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一些人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就在那里高谈阔论，动辄写出洋洋洒洒少则万字多则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的论文或著作来。当然，不看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所发表的高谈阔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相，值得怀疑。与此种现象相反，该书所引用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这些资料突出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当时的报刊，尤其是对《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湘报》《国闻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申报》等，进行了系统的查阅与充分的利用；(2)时人的日记、书札，特别是对《郑孝胥日记》《翁同龢日记》《师伏堂未刊日记》《忘山庐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复堂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利用颇为充分;(3)档案资料也是本书资料的重要来源，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张之洞档案等；(4)时人的文集，如《康有为全集》《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谭嗣同全集》《严复集》《宋恕集》《张之洞全集》《李鸿章全集》《黄遵宪全集》等。正因为该书是在大量占有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写成的，所得出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就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符合历史实事。
除上述三点外，该书的文笔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国史学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一个好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即所谓“出文入史”。如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但现在这一优良传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和著作只是一大堆材料，毫无文字优美可言，读起来非常枯燥无味，提不起兴趣；有的只是罗列国外新名词，不知所云；有的读起来如雾里看花，绕来绕去，摸不着头脑。曾有不少青年学生和老师告我，他们读一些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的文章，一是读不懂，二是读后不知道文章要解决或说明什么问题。而该书不仅文笔十分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读起来不觉枯燥，而且观点明确，论说充分。我们搞史学的人，往往抱怨自己的著作发行量少，没有读者，因而出版难，出版社不愿做赔本的生意。当然，不可否认，史学著作出版难的确有其社会方面的原因，但除社会方面的原因外，史学著作普遍的选题狭窄，文笔枯燥，读起来让人昏昏欲睡，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通读该书之后得出的一些印象，对错与否，读者自有判断。但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这是一本很见功力、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位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实属不易。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好的文章或著作也有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空间和必要。也许受时间与课题内容所限，该书没有涉及“康党”与庚子之后政局变动的关系，个别论点也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
小叶是200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毕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依据我15年来的观察和了解，小叶为人低调，顾全大局，和所里同事的关系处得都很好。除了自己的研究外，她还能积极参与集体研究项目，保质按时完成交给的写作任务，这在当下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参加集体项目，费时费力，会影响个人的研究计划和成果发表，最终影响自己的职称评定，所以很多人不愿参加。在业务方面，她能下苦功，能坐冷板凳，且勤于思考，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虽然孩子小，家务负担繁重，但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她的科研工作，这几年她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好文章，而该书的完稿和出版，是对她辛勤付出的回报。作为她的同事和曾经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为她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也真诚地希望她能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以回报关心她、爱护她的人们。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应小叶的要求，拉拉杂杂地写了上述这些话，权为序。

郑大华
2017年4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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