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福春乘坐火车上千次，行程十多万公里，拍摄万余张底片。《火车上的中国人》精选其中114张，包括37张以往画册中都未出现的作品。这些黑白纪实摄影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旅途生活的真实瞬间，有些场景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打麻将、集体做广播体操、带宠物上车；有些场景似乎从来不曾改变：孩子送别亲人时的哭闹、站台上小贩的叫卖、情侣间的含情脉脉、车厢里的拥挤不堪……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迅速熟络起来，生活临时交织在一起。丰富的影像呈现一种久违的浓烈的人际关系，展示一个流动的中国。

作者简介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20世纪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2002年迁居北京，现为自由摄影人。拍摄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中国人影像30年》等摄影专题。
　　获奖记录
　　王福春为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被《中国摄影家》杂志评为2008—2009年度“影响力摄影家”。2010年在西安参加《见证：中国纪实摄影20人》展览并被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报道。2010年被《文明》杂志评为“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和“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2014年被IPA（InvisiblePhotographerAsia）评为全亚洲30位杰出摄影师之一。2015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展览，摄影作品被典藏。2016年《火车上的中国人》获美国洛杉矶中国摄影节社会纪实摄影杰出贡献奖。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大家对王福春都是熟悉的。他很热情，也很谦虚；他从不放过列车上大大小小的题材，一拍就是十多年，就是身患重病他也毫不在乎。现在以“火车上的中国人”为题的摄影作品集终于问世了。这部专题摄影集生动体现了王福春锲而不舍、不断探索的精神，反映出他所追求的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更加娴熟的抓拍技巧。它凝固了不少富于感染力的时空，展现出摄影瞬间性的独特魅力。《火车上的中国人》展示的是流动的社会缩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用人类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它生动、真实，甚至很准确，所以它不仅很吸引读者，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和共鸣，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那一幅幅列车上的生动画面，是王福春用长时间的、无条件的创作追求换来的，他无疑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见证者。

王福春的作品影响广泛，他还参加了1996 年的《今日新加坡》和1999 年《缤纷的澳门》等大型摄影创作活动，并以自己深厚的功底拍出了更多优秀的纪实作品。我们非常佩服他的摄影成就，虽然他年过半百，创作上却焕发出难得的青春活力。

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

1999 年9 月

前言/序言

　　1991年11月，我率中国摄影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六本木隆重举行了“中国摄影艺术作品展”，当时展出的许多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实作品，引起日本同行的极大关注。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先生对一组《旅途百态》的摄影作品很有兴趣，我当场向他介绍了这组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在列车上的旅途生活的照片。这些看似普通却耐人寻味的照片生动地展示了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生活和观念的变化。这组照片的作者就是擅长黑白纪实摄影的王福春，他曾是中国摄影金像奖的得主。
　　大家对王福春都是熟悉的。他很热情，也很谦虚；他从不放过列车上大大小小的题材，一拍就是十多年，就是身患重病他也毫不在乎。现在以“火车上的中国人”为题的摄影作品集终于问世了。这部专题摄影集生动体现了王福春锲而不舍、不断探索的精神，反映出他所追求的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更加娴熟的抓拍技巧。它凝固了不少富于感染力的时空，展现出摄影瞬间性的独特魅力。《火车上的中国人》展示的是流动的社会缩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用人类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它生动、真实，甚至很准确，所以它不仅很吸引读者，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和共鸣，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那一幅幅列车上的生动画面，是王福春用长时间的、无条件的创作追求换来的，他无疑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见证者。
　　王福春的作品影响广泛，他还参加了1996年的《今日新加坡》和1999年《缤纷的澳门》等大型摄影创作活动，并以自己深厚的功底拍出了更多优秀的纪实作品。我们非常佩服他的摄影成就，虽然他年过半百，创作上却焕发出难得的青春活力。
　　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
　　1999年9月
　　自序
　　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十几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与空间在交织交错，在列车启动时，窗外还飘着鹅毛大雪，一觉醒来，又发现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当我的镜头聚焦莘莘学子苦读时，身后还响着搓麻将的噪声，另一车厢里有小女孩望着车窗外默默地发呆。那么，迎面驶来的列车里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1995年7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1987年5月，那场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我和新华社记者王建民、解放军坦克四师作训参谋王永刚在河湾林场和军民奋战了四天四夜。临回来我登上了漠河—齐齐哈尔的列车。我一上车，就发现车厢里挤满了投亲的灾民，大包小裹，满脸愁云，不时地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和老年人的呻吟声，那情景真好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似的，心里很沉重。我在列车上采访了列车员为灾民发送面包和菜汤、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大夫为灾民送医送药的情景。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老太太抱着一个在大火中降生的婴儿，他们什么都没有从家里抢出来，唯一将孩子抱了出来。我马上找到车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车长和餐车主任很快为产妇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感动得一家人握着车长的手不知说啥好。列车长将孩子抱在怀里，亲如一家人……这些感人的镜头被我一一记录下来。我看他们一家人穿得很单薄，顺手将我穿的一件新军大衣送上去说：“留在路上防寒用吧。”这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唯一的一件纪念品。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我爱人就对我说：“你看谁困难，就把大衣送给谁吧。”没想到，军大衣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这个人是兴奋型的，一拍片，就来精神。这些年养成了坏毛病，患了神经官能症，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直翻个儿，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靠吃安定睡觉，最初吃一粒，到后来四粒、五粒都不管用。说也奇怪，在火车上，一躺下，列车把我颠得左摆右晃，有时会有把五脏六腑颠出来的感觉，伴着车轮隆隆声，很快入睡。可一回到家里，一静，反倒睡不着了。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1998年4月，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采访三十多年前满身戴着毛主席像章的解放军战士王国详。在返回的列车上，我与《江城晚报》记者小车同行。上车后，一回头看见了身着黄色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岁的老方丈，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一百多岁的师父。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我拿起相机拍了起来。突然，小车说：“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老方丈说：“你有什么病？红光满面的。”说完站了起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戴在手上，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右手两指按住脉穴，号起脉来。这时，看我手持相机，他顺口说：“别照啊！”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那明亮的眼神，那洁白的手套，那圣洁的心灵，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授不亲的规矩……都融入了这一瞬间。
　　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心里很愧疚。有时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怎样才对。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有些镜头可遇不可求，像这样的镜头，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
　　1999年5月23日，我刚从澳门采访归来，兴奋还没有消除，又在广州登上了九龙—上海的100次旅游列车。经过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背上我的小徕卡相机，到车厢里转转。当我来到10号车厢时，眼睛顿时一亮，一群穿紫红色袈裟的喇嘛兴高采烈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有说有笑，于是我拿出相机就拍。就在这时，一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年轻喇嘛笑着对我说：“嗨！好面熟啊！”我也觉得他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随后问：“你们是哪个寺院的？”“我们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四次去甘南。于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议为他拍照，他高兴地向我点点头，我正要按快门时，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金黄色的哈达，两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献上。我心里一阵激动，同时按下快门。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年，一趟哈尔滨—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呵！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苦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列车上最忌拍片，生怕我给曝光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上无关。有时，我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瞅。”我在车厢里一次次串来串去，眼睛不时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觉性很高，提防我，暗地里通报乘警，警察审查我，看我的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在车上被人误解，不由分说，被人夺走了相机，列车长、乘警都不向着我说话，弄得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从小喜欢画画，梦想当画家，凭着我这点天分，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进了摄影圈里，真有一种误入歧途和上贼船的感觉。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
　　我这人生来头脑简单，属于真正的东北人，几句好话下来能把心掏给人家。我觉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样的，做不好人，同样也做不好事。爱说实话，伤了不少人。我爱人常劝我学着会说点话，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这把年纪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真是江山难改，秉性难移。
　　朋友单一，只有摄影朋友，爱好单一，只会摄影，整天忙于摄影的事，在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说话张嘴摄影，闭嘴摄影。一次同影友冯羽去外地同住一室，睡到半夜把冯羽吵醒了，冯羽说：“你说梦话还说摄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摄影令我这样痴迷。
　　一晃我退休了，本想在家陪伴老伴玩一玩，可就没这个时间，总也静不下心来，还是往外跑，比在职时还忙。看看左右，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再看看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还住在斗室里，真对不起多年支持我的老伴。好在有一堆数也数不清的废底片，学阿Q精神，打肿脸充胖子，硬充精神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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