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化敵為友:持久和平之道》:
和平應是我們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從國傢角度來看,如何能將化敵為友變為現實?
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理念,從全新的角度審視國際關係。
曆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閤:通過對經典曆史案例的剖析,將國際關係理論運用到外交政策的實踐中。
內容簡介
世界注定要陷入無休止循環的衝突和戰爭之中嗎?相互競爭的國傢能否成為閤作夥伴從而建立長久而穩固的和平呢?《化敵為友》一書為國傢如何擺脫地緣政治競爭以及從敵手到朋友提供瞭大膽的創新。庫普乾通過令人信服的分析以及涵蓋全球並貫穿13世紀到當今的豐富的曆史事實,探討瞭如何化敵為友,同時他也揭示瞭關於和平根源的普遍迷思——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條件嗎?相互依賴可以促進和平嗎?《化敵為友:持久和平之道》直接挑戰瞭這些我們常見的理念,並通過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巧妙的外交,而非貿易或者投資,是化敵為友、實現和平的關鍵因素。
作者簡介
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A. Kupchan),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事務學院和政治係國際關係學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美國對外政策研究傑齣學者之一,曾在第一屆剋林頓政府國傢安全委員會任歐洲事務主任。
精彩書評
這本書涉獵之廣令人起敬,有著特彆的吸引力。通過把有趣的理論框架和特彆多元的庫普乾的書引人入勝,極具啓發意義和重要性。
——亨利·基辛格
通過對21世紀世界秩序穩定的三大支柱——和解、安全共同體和統一體——進行曆史研究,查爾斯·庫普乾再一次超瞭常規的外交政策見解。他正確地預見瞭一個新的由相互信任所建構的全球公共産品的要素和藍圖。這是一個由成熟思想傢所創作的成熟著作。
——加裏·哈特,美國前參議員
案例研究結閤起來,庫普乾創作瞭一本十分清晰的著作,對試圖梳理傳統外交、民主與和平之間關係的學者和政策製定者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
——安東尼·萊剋,喬治城大學教授
目錄
目錄
第一章持久和平(1)
和平如何、為何發生(5)
曆史案例(8)
從理論到政策(12)
第二章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到國際社會(15)
理論基礎(15)
關於持久和平的現有文獻(19)
重新審視現實主義(24)
定義(27)
限定條件(30)
持久和平是如何開始的(32)
持久和平為什麼發生(48)
對持久和平光譜及其分解的理論化(62)
第三章英美和解(67)
大不列顛與美利堅閤眾國(1895—1906)(67)
第四章和解: 支持案例(101)
挪威和瑞典之間的和解(1905—1935)(102)
巴西和阿根廷的和解(1979—1998)(110)
英日同盟的興起和消亡(1902—1923)(121)
中蘇和解的興起和消亡(1949—1960)(141)
小結(161)
第五章安全共同體(163)
“歐洲協調”的演變(1815—1848)(168)
歐洲共同體的演變(1949—1963)(178)
1967年以來東盟的演變(192)
“歐洲協調”的消亡(1848—1853)(208)
1981年以來海灣閤作理事會的演變和動搖(224)
小結(245)
第六章統一體(251)
瑞士邦聯的演變(1291—1848)(253)
易洛魁族邦聯(1450—1777)(272)
阿拉伯聯閤酋長國的演變(1971年至今)(285)
阿拉伯聯閤共和國的興起和消亡(1958—1961)(300)
塞內岡比亞邦聯的興起和消亡(1982—1989)(311)
結論(324)
第七章交友與擇友(346)
交友(347)
擇友(360)
參考文獻(369)
譯後記(389)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持久和平
在歐洲移民抵達北美很久以前,易洛魁族(Iroquois)人的部落定居於今天的紐約州北部地區。這些部落之間時常發生戰爭,嚴重損耗瞭他們的人口。到瞭15世紀中葉,五個易洛魁部落痛感人口損失日益增多,於是聚集在奧內達加族人一個村莊的公共火堆旁,商議停止彼此間的爭鬥。他們建立的邦聯(Confederation)不僅結束瞭戰爭,還帶給瞭易洛魁族人超過三百年的和平。幾個世紀之後,維也納和會也構成瞭歐洲一個類似的轉摺點。1814年到1815年間,歐洲政治傢們的這次聚會不僅標誌著拿破侖戰爭所造成的破壞的結束,也帶來瞭“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該協定維持瞭大國間超過30年的和平。易洛魁族的代錶們通過設立在奧內達加的大理事會定期舉行會議、解決爭端,而歐洲外交官們更偏愛非正式的、視情況所需召開的會議來舒緩潛在的危機。但兩者的結果是一樣的——持久和平。
盡管易洛魁族部落邦聯和“歐洲協調”已經成為曆史陳跡,但它們都雄辯地證明瞭通過外交來剋服地緣政治對抗的可能性,後者往往被視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必然特徵。巴拉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十分欣賞外交的這一潛力;他從總統任期開始,就決定不僅要修復美國同其傳統盟友的緊張關係,還要運用美國的影響力來處理一些世界上最為棘手的衝突。在就職演說中,奧巴馬總統聲稱,經曆過內戰和隨之而來的民族復興的美國人“不得不相信:有一天曆史的仇恨將會過去;部族的分界綫很快將會消失;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人類共同的天性將會顯現;美國應該在引領新時代的和平進程中發揮它的作用”。奧巴馬毫不猶豫地將他的言辭付諸行動。就職兩天後,新政府就派遣高級彆的使團齣訪,其任務是締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以及維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穩定。正如奧巴馬所選擇的中東特使、前國會參議員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所說,“再沒有比結束衝突更睏難的事情瞭……衝突由人類所引發、實施和持續,它們也能夠被人類所終結”。即使是對於伊朗這個美國最難與之和解的對手,新政府也決心要開展對話。奧巴馬當局顯然相信敵人可以變成朋友。
易洛魁族邦聯和“歐洲協調”並不是證明外交可以帶來持久和平的特例。例如,在19世紀末,英國巧妙地接納瞭美國的崛起,為持續至今的戰略夥伴關係掃清瞭道路。不僅美國和平地取代瞭英國作為全球霸權國,整個20世紀中北美和歐洲的自由民主國傢打造瞭一個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持續性的政治共同體。盡管這個共同體的建立是為瞭應對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威脅,但大西洋共同體絕不僅僅是一個軍事聯盟。的確,就像易洛魁族邦聯和“歐洲協調”一樣,它演變為一個持久和平區——在該區域內,戰爭已經不再是閤法的國傢手段。
持久和平區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特、有意思的現象,並不僅僅是因為在其中戰爭已經消除這麼簡單。相反,正是因為齣現瞭這樣一種更深刻、持久的和平,戰爭得以避免的根源不再是來源於威懾、中立或者冷漠,而是來源於國傢間高水平的互相禮讓,從而有效地消除瞭武裝衝突的可能性。當一個持久和平區形成時,其成員國就會放鬆它們的戒備,非軍事化它們的關係,以及理所當然地認為彼此間任何可能齣現的衝突都應該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研究國傢如何成功地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的曆史事件,就是為瞭探討持久和平如何、何時以及為什麼會齣現。
在探究持久和平的根源時,本書不僅提供瞭一個化敵為友的外交路綫圖,也揭露瞭幾種流行的有關和平根源的迷思。基於民主國傢之間不會開戰的假設,學者和政策製定者們時常錶達類似的論點,即傳播民主就是促進和平。為瞭實現這一目標,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相繼齣颱瞭促進民主的大膽政策。的確,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雙方都有一些有影響力的聲音呼籲建立“民主國傢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這樣一個新的國際機構將會製度化民主國傢間的和平,而被認為不值得成為夥伴的專製國傢則被排除在外。有一些學術和政策共同體受到經濟相互依賴促進穩定這種主張的深刻影響,它們也存在類似的思維傾嚮。常見的觀點認為,美國和中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當局或者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商業聯係不僅會有助於繁榮,在促進和平方麵也是富有成效的投資。
本書直接挑戰瞭這些常見的理念。本書否認民主是和平的必要條件,證明非民主國傢也可以是國際穩定的可靠支持者。相應地,美國應該依據他國的國傢戰略來判斷敵友,而非依據其國內製度的性質。類似地,本研究錶明,貿易上的相互依賴在促進和平方麵隻扮演瞭一個輔助性的角色,它有助於假設不同社會之間的聯係,但隻是在國傢之間的政治開放性先為和解掃清道路之後纔有可能發揮作用。巧妙的外交,而非貿易或者投資,是化敵為友、實現和平的關鍵要素。
關於國傢如何以及何時得以避免地緣政治競爭、找到持久和平之道的這些和其他見解具有深刻的學術和政策意義。從理論意義來說,對持久和平現象的理解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國際關係史的特徵是反復齣現的和看起來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競爭和戰爭周期。持久和平區的齣現清楚地說明,衝突並非難以解決或者不可避免,國際體係存在轉型的可能性。因此,對持久和平的理論化促進瞭我們對於全球政治中一個長期睏惑的理解:這個睏惑就是我們如何解釋國際體係特徵的變革——尤其是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嚮國際社會的轉型。
對持久和平的研究顯然也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如果學者和政策製定者都對如何促進和維持消除戰爭前景的國際共同體有更為深入的瞭解,和平的現象將更加普及。和平為什麼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挪威和瑞典之間、東南亞國傢聯盟(ASEAN)的創始成員國之間以及阿拉伯聯閤酋長國的遊牧部落之間齣現?對於中國和日本之間、希臘和土耳其之間或者其他競爭對手之間建構和平區的進程來說,我們可以獲得哪些經驗教訓?在中東和非洲,區域製度可能有助於抑製競爭和製止戰爭,但它們仍然發展得不成熟。怎樣做可以提升這些地區實現持久和平的前景呢?
和平的可持續性絕不是可以想當然的問題,因此,對於政策製定者來說,另外一個優先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保住現有的和平區。自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歐洲協調”成功地維持瞭大國間超過三十年的和平。但是,到1853年,歐洲的主要大國又陷入瞭戰爭——這次是在剋裏米亞。蘇聯和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打造瞭一個十分親密的夥伴關係,但是到瞭60年代初,它們又轉變成公開的對手。美國的各州之間享受瞭長達超過七十年的穩定和繁榮的聯盟關係,僅僅在19世紀60年代的時候陷入內戰。美國的統一體性經受住瞭挑戰,但其他的聯盟就沒有這麼幸運。蘇聯、南斯拉夫、塞內岡比亞邦聯以及捷剋斯洛伐剋在今天已成曆史,它們隻是許多聯盟中少數幾個例子罷瞭。
上述這些和平區的脆弱性錶明,大西洋民主國傢之間的禮讓決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的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跨大西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一係列熱點問題上不斷上升。這些問題包括巴爾乾的族群暴力、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剋以及正在阿富汗進行的衝突。基於伊拉剋戰爭所導緻的不和,歐洲人開始質疑他們是否仍然可以從美國那裏獲得負責任的國際領導。反過來,美國開始質疑他們是否應該繼續支持歐洲的統一體,並且懷疑歐洲聯盟正在逐步地將其自身從美國的夥伴轉變為美國的對手。大西洋共同體仍然是一個持久和平區——其成員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仍然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地緣政治競爭,即使僅僅是以微妙的形式齣現,也已經迴溯到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之中。
對當代治國方略的挑戰不隻包括維持現有的持久和平區,還包括鞏固和擴大這些持久和平區。即便已經把範圍延伸到瞭南歐和東歐,歐盟繼續加強中央治理機構的權威,將其新成員納入製度的和平效應之內。東盟的成員規模也在擴大,考驗著該機構協調地區外交的能力。南美地區最近在協調貿易和防務方麵取得瞭進展,但是地區一體化的加深仍然麵臨著一些重大的障礙。剋服地緣政治對抗的實驗還未結束。
在大國間締造持久和平是另外一個關鍵的挑戰。隨著歐盟、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傢的崛起,實力分配的重大變革有可能會重新導緻圍繞著位置(position)和地位(status)的危險競爭。但是,全球均勢的轉換也很有可能不會助長大國競爭。“歐洲協調”的曆史提供瞭如何營造大國閤作的重要經驗——但是也敲響瞭這些閤作可以被輕易腐蝕的警鍾。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和解證明,霸權的轉移可以和平地發生——但它僅僅是唯一一個記載在冊的和平轉移案例。冷戰的結束可以被視為霸權和平轉移的一個案例——從兩極嚮單極轉移、沒有發生大戰。但是,這一轉換實際上是偶然性的。隨著衛星國的脫離和蘇聯的解體,蘇聯集團崩潰瞭。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相反,英國是深思熟慮地將霸權讓渡於美國,逐步放棄瞭自己對西半球的承諾。因此,考察“歐洲協調”、英美和解的發端以及其他持久和平的例子有可能說明多極世界形成時所伴隨的那些機會和挑戰。
和平如何、為何發生
兩個睏惑促成、引導瞭這一研究。首先,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各國可以消除彼此間那些突齣的不滿、抑製地緣政治競爭以及成功地建構一個和平區?化敵為友的進程順序是怎麼樣的?第二,在什麼條件下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區?使得持久和平齣現和持續的因果條件是什麼?
持久和平的齣現需要經曆四個階段。和解發端於單方麵的包容行動:麵臨多重威脅的國傢通過戰略剋製和對敵人做齣讓步以消除某個不安全的根源。這些讓步是嚮對手伸齣瞭和平的橄欖枝,一個錶明善意而非惡意的開局讓棋(Opening Gambit)。第二個階段則需要相互的剋製。涉及的國傢相互做齣讓步,小心翼翼地避免發生對抗,以期地緣政治競爭可能讓位於有計劃的閤作。
邁嚮持久和平的第三個階段需要加深夥伴國(Partner States)之間的社會一體化(Societal Integration)。夥伴國之間交往頻率、強度的增加,將會帶來各國政府官員、私營部門精英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廣泛的接觸。從這種更加密切的關係中獲益的利益集團就會在進一步削減經濟和政治壁壘的方麵進行投入和遊說,從而增強和解進程的動力。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需要的是産生新的錶述和認同(New Narratives and Identities)。通過精英的陳述、大眾文化(媒體、文學、戲劇),以及諸如憲章、旗幟、頌歌等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事物,有關國傢接受瞭一種新的國內話語,轉變瞭它們相對於他者的認同。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界綫不再分明,讓位於共有認同(Communal Identities)和共同的團結感(Sense of Solidarity),從而實現持久和平進程的開端。
那麼,化敵為友需要什麼樣的因果條件呢?當有關國傢滿足瞭三個條件之時,持久和平就會齣現:製度化的剋製、相容的社會秩序以及文化共同性(Cultural Commonality)。製度化的剋製是一個有利條件,但並不是必需的,而相容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共同性則是必要條件。因果邏輯是按照如下情形展開的:
國傢如果接受瞭製度化的剋製,它們就會錶現齣特彆適宜於推進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願意在國內剋製其權力的政府是最有可能對它們的對外行為施加戰略剋製的。實施戰略剋製和權力剋製能夠帶來善意的溝通、減少競爭,從而讓潛在的夥伴感到安心。戰略剋製的實踐在自由民主國傢中是最為常見的;法治、選舉問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以及權威分散於相互獨立的治理機構都是有力的權力製衡機製。但是,自由民主製度並不是持久和平的必要條件。其他的憲政秩序也常常實施戰略剋製。例如,憲政君主製以製度化的形式對不受剋製的權力進行瞭製衡,從而錶現齣有助於持久和平的政治特性。而且,本書的案例研究部分將會說明,即便是缺乏權力製衡的獨裁專製的國傢,有時也會實施戰略剋製。這意味著,雖然實施戰略剋製是持久和平的一個必要條件,製度化剋製的存在並不是一個必要條件。相應地,單單政體類型這一點並不能決定某個國傢是否適宜於謀求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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