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唐宋卷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内容简介

《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先生目前学术成就的集成。本论集收录杨际平教授的论文（包括他参加相关问题讨论的一些书评）计113篇。已融入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版）一书的论文，除《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一篇外，都不再收入此论集。还有少数几篇早年写的论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亦未收入论集。 本论文集分为3辑。第一辑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二集为《唐宋卷》；第三集为《出土文书研究卷》。

作者简介

杨际平，1938年10月生。福建省平潭县人。1956年由福建师院附中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零陵三中、湖南零陵一中工作。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历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目录

精彩书摘

　　《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唐宋卷》：
　　入宋以后，于咸平二年（999）在唐州、襄州设营田务。“二州营田皆无税荒土地。襄州凡四百八顷七十余亩，唐州百七十顷。”后因得不偿失，便于天圣四年（1026）废弃。“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充为永业。”
　　北宋时期的各种系省官田（包括废屯、户绝田、没官田、江涨沙田、弃堤退滩、濒江河湖海自生芦苇地、荻场、废弃官牧场、圩田等等）多数则由无地或少地农民承佃，交纳地租。如天圣元年（1023）七月规定：“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户）者听。”天圣三年（1025）九月规定，“应系（官）田及系官荒田，经三年以上者，许挑段请射。于所请田元额税加十分之二，更于次年起税纳，仍先许中户等已下户请射，如有余者方许豪势请佃，即不得转将典卖”。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壬辰诏也规定：“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税三年。其已前诸逋负亦权住催理三年。如合量行借贷，令提举司相度施行。如官员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请佃及官司给与者，各徒二年。”至南宋时期，臣僚还在说，“在法：品官之家不得请佃官产，盖防权势请托也”；“在法：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所以优之也；官户及上三等户不许，所以防其侵细民求生之路也”。说明北宋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让客户与下等户承佃官田。
　　客户佃官田，一般还是“轻立租课”，并世代承佃，视同永业。如河北、陕西、淮南、京西、夔州等地的屯田，“率耕垦已四十余年，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已业”。天圣四年（1026）朱谏亦言：“福州屯田，耕田岁久，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已业。”元祐二年（1087）侍御史王岩叟言：“按三路（河北、河东、陕西）百姓佃官田者甚众，往往父祖相传，修营庐舍，种植园林，已成永业。”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财赋三·省庄田》亦载：“省庄田者，今蜀中有之，号‘官田，……然其实皆民间世业，没贸易，官仍收其算钱。但世相沿袭，谓之官田，不知所始也。”说明蜀中的这些省庄田在北宋时期就已成为民间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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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经济变迁研究》 导言 本书聚焦于中国古代社会自先秦至明初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结构如何演变，以及经济基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尝试超越传统的分期叙事，深入探讨制度、思想、人口变动与物质生产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期勾勒出一幅更为细腻的古代社会图景。本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对长期趋势的考察之上，强调社会内部的韧性与转型的动力机制。 第一部分：早期国家的形成与贵族社会的解体（先秦时期） 本部分着眼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社会建构过程。我们首先考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的社会分化迹象，并分析了夏商周三代“家国同构”的政治哲学如何塑造了早期的精英阶层结构。 第一章：礼乐制度下的身份等级与土地占有 详细分析了西周封建制度下，宗法制度与井田制在维持社会稳定与财富分配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对出土文献和传世史料的交叉比对，重建了贵族身份的继承机制与附庸群体（庶子、奴隶）的社会地位。重点探讨了“礼”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如何规范了不同阶层间的经济往来与权力边界。我们认为，早期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资源占有权的制度化垄断。 第二章：春秋战国的社会重构：铁器、兼并与“士”的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结构经历剧烈重组的阶段。本章着重分析了铁制农具的普及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反作用于原有的土地制度。随着私田的开垦与兼并战争的加剧，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开始瓦解。我们详细考察了“士”阶层——一个由军事、行政和思想技能构成的边缘群体——如何通过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对新兴诸侯国的服务，成功突破了血缘的桎梏，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其经济基础的独立（如食邑的固化、商业活动的介入）是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第三部分：帝国初期的整合与地方分权的博弈（秦汉魏晋南北朝） 本部分的核心议题是如何从松散的邦国联盟过渡到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以及在帝国初期，中央集权如何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长期的权力拉锯战。 第三章：秦汉大一统的经济基础与户籍控制 分析了秦朝在统一六国后，推行的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等一系列措施，如何从经济层面夯实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重点研究了汉代的“编户齐民”制度，阐释了国家如何通过精确的人口普查（户籍）和土地登记（田簿），确保赋税和徭役的稳定供给。我们探讨了这一制度对个体农民的社会流动性所产生的双重影响：既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也限制了其脱离土地的可能性。 第四章：豪强地主经济的兴起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固化 汉末以来，中央权威的衰弱导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本章详细剖析了豪强如何通过兼并、隐匿土地，形成庞大的庄园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依附和“荫附”现象极为普遍，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寄生性与固化趋势。我们对比了南北方在这一转型期的差异，指出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在经济基础和阶层流动性上，展现出比北方更强的韧性，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正是对这种门阀世袭结构的一种制度性回应。 第三部分：中古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再塑（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成熟与转型。本部分关注这一时期在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对传统社会关系带来的冲击。 第五章：均田制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及其衰变 隋唐国家继承并完善了北朝的均田制度。本章详细考察了均田制运作的理想模型及其在实践中的困境。我们利用唐代法律文书和敦煌文献，重建了农民在国家、地方官员与富户三者间流转的实际生活状态。重点分析了土地兼并加速、人口增长与国家可分配土地有限之间的矛盾，如何最终导致了均田制在盛唐中期的名存实亡，为后来的赋税制度改革提供了背景。 第六章：唐代商业的复苏与城市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唐代商业贸易的繁荣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特征。本章探讨了丝绸之路与大运河体系对区域经济的重塑，以及城市作为新的社会空间如何催生了新的阶层——商人、手工业者群体。我们对比了唐初对外来文化与商业活动的开放态度，与晚唐时期对商业利润的日益警惕，分析了商业财富积累对传统士族地位的侵蚀，以及新兴官僚阶层如何试图通过控制贸易来巩固其权力。 第四章：赋税制度的变迁与国家财政的重构（唐中后期至五代） 本章聚焦于“两税法”的推行及其深远影响。两税法标志着国家财政结构从以人丁为核心的徭役、力役体系，彻底转向以土地和财产为基础的货币化税收模式。我们分析了这一转变如何加速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与自耕农的命运紧密捆绑，同时也为地方藩镇的财政独立提供了便利，间接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 第四章：宋元明初的社会转型：理学、商业革命与士绅的出现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目光投向宋代，探讨其在经济和思想上对后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第七章：宋代商业革命与城市阶层的分化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化程度最高、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时期之一。本章研究了纸币（交子/会子）的出现对传统货币体系的冲击，以及发达的内陆和海外贸易如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我们考察了城市中“行”与“作”等行业组织的形成，以及这些专业化群体在社会保障和政治游说中扮演的角色。宋代士人阶层与商业资本的关系比前代更为复杂微妙，理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度商业化的一种反动与调适。 第八章：元代统治下的社会阶层重组与民族关系的经济维度 元朝的建立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本章分析了蒙古人如何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同时，通过严格的民族分层来固化其统治。重点考察了色目人的商业垄断、汉人地主阶层的暂时性衰落，以及江南地区手工业者（匠户）被强化和固定的状态。我们认为，元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宋代已显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并为明初的保守政策埋下了伏笔。 第九章：明初的恢复与士绅阶层的最终定型 明太祖推行的一系列恢复性政策，如黄册、里甲制、屯田制，旨在重建一个稳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本章论述了这些制度的初衷与实际效果。重点分析了明初国家对社会流动的严格限制，以及在严控土地兼并的政策下，知识分子阶层（士绅）如何通过科举制度和地方教化活动，重新确立了其在乡村经济和地方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这一阶段标志着一个以地主士绅为核心，依附于稳定皇权官僚体系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成，并维持了数百年。 结语 本书通过对多个断代史的深入比较，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权力结构、土地制度与商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平衡。我们强调，社会结构的变迁并非单一要素决定的，而是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理解这种结构性制约，是认识中国历史长期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