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学常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考证学、考古学、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科学及艺术等学术的演变，并评述了各学术派别及其代表性人物，内容通俗流畅，要点完备，条理清晰。
　　读者可借此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形成对国学的完整概念。对年纪尚轻的大学生或工作繁忙的上班族，《国学常识》也可以作为探索国学入门的捷径。

作者简介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语言学家。曾任香港《华商报》翻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昆明《进修月刊》编辑，后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20余部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第二研究室（负责汉字简化研究）主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

第一章概说
一所谓国学
二国学在清代
三国学的分科
四国学的派别
五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六欧美学术的影响
七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八国学与世界学术
九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一十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第二章语文
十一研读古籍的阶梯
十二所谓小学
十三六书
十四字形的演变
十五字义的演变
十六训诂学
十七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十八方言学
十九字音的变迁
二十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二十一双声叠韵
二十二反切
二十三四声
二十四声韵学
二十五字母
二十六韵部
二十七古音之推定

第三章古物
二十八金石之学
二十九殷墟发掘
三十甲骨之学
三十一古物与社会学
三十二无文字的古物
三十三古物与考证学
三十四古物与古书

第四章书籍
三十五传写本与刻本
三十六版本之学
三十七校雠之学
三十八章句之学
三十九目录之学
四十图书分类法
四十一辑佚及辨伪
四十二类书及丛书
四十三考证学与读书法
第五章经学
四十四五经、十三经、四书
四十五《易经》
四十六《书经》
四十七《诗经》
四十八三礼
四十九《春秋》
五十十《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五十一经之传授
五十二今文经学与谶纬
五十三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五十四汉以后的经学
五十五清代的经学
五十六经学的扬弃

第六章史地
五十七所谓正史
五十八正史的内容
五十九编年史
六十纪事本末
六十一别史
六十二政书
六十三杂史传记及其他
六十四学术史
六十五史评
六十六地理
六十七历史哲学
六十八新史学的产生
六十九新史学的业绩

第七章诸子
七十诸子的学术派别
七十一儒家
七十二道家
七十三墨家
七十四别墨及名家
七十五法家
七十六兵家及其他
七十七王充之学
七十八魏晋时代的玄学
七十九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第八章佛学
八十初期的佛教
八十一佛教的中国化
八十二流传中国诸宗派
八十三小乘诸宗
八十四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八十五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八十六佛学与儒学
八十七因明学
八十八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八十九现时佛学的趋势

第九章理学
九十宋明理学的产生
九十一周敦颐与邵雍
九十二张载及二程
九十三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九十四陆象山与杨慈湖
九十五浙东学派
九十六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九十七王阳明之学
九十八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九十九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一百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第十章诗赋词曲
一百零一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一百零二最早的诗总集
一百零三楚辞
一百零四赋
一百零五乐府
一百零六五言诗
一百零七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一百零八唐诗
一百零九李白、杜甫
一百一十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一百一十一词
一百一十二重要词人
一百一十三散曲

第十一章散文和骈文
一百一十四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一百一十五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一百一十六周秦汉的散文
一百一十七六朝文
一百一十八唐宋八大古文家
一百一十九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一百二十所谓古文义法
一百二十一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一百二十二八股文及对联
一百二十三文艺论评
一百二十四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第十二章新被重视的文学
一百二十五戏曲的摇篮期
一百二十六戏曲的成长期
一百二十七唐以前的小说
一百二十八宋元明的小说
一百二十九清代的小说
一百三十宝卷、弹词、鼓词
一百三十一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一百三十二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第十三章科学及艺术
一百三十三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一百三十四天文学和历法
一百三十五数学
一百三十六物理学及化学
一百三十七医学
一百三十八应用技术
一百三十九科学与迷信
一百四十艺术
一百四十一绘画及书法篆刻
一百四十二音乐

精彩书摘

　　《中国国学常识/不可不读的文化常识书系》：
　　一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这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做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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