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先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偏重经济治理，忽视政治治理特别是执政党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共生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治理腐败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将会给政治社会生态带来什么趋势性变化？

《廉洁拐点》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书指出，随着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将迎来21世纪全球shouge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同时，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将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

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这事关每个人的福祉。

作者简介

高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

代表作品：《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新观察》，《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全国首届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中央“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推荐读物），《党章中的纪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图书，入选“2015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选题”，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教材”）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从美国、瑞典、新加坡等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中，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涉及方方面面，历经风风雨雨，既要触碰利益又要触及灵魂，既要战术突进又要战略控盘，总归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而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管用起效的核心驱动力量是“三位一体”的，即核心组织（组织领袖）、核心思想（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20 世纪头20 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即努力实现“国家和联邦法律准许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和工业的公平”。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还是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都在以如出一辙的理念、殊途同归的方式召回久违的“美国梦”，让美国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为美国廉洁拐点的开拓者，老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一个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职务提供给他的任何权力的强人”；“既然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对于步老罗斯福改革攻坚战之后尘，强硬“改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威尔逊，时任法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的经典评价是：“他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同样，瑞典于20 世纪30 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 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称为“瑞典国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间4 次担任瑞典首相，作为国家“政治引擎”，引领社民党自1932 年以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44 年，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 世纪60 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对任何国家来说，腐败都是一笔公摊化的“负资产”，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论道而不躬行。

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我曾在《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将其简括为两句话：一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 “以责任换权力”。c 瑞典社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实现小国廉洁拐点的核心力量，结合本国国情各辟蹊径，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国”模式的向心力“对冲”腐败痛感，后者用严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慑力肃清党风民风，为赢得长期执政时间和综合改革空间开了好头。说到底，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diyi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zui后、笑得zui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中国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从现象上看，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 世纪上述几国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 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1901—1909 年）和威尔逊时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间笼罩于老罗斯福光环下的塔夫脱总统过渡时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洁拐点起始于汉森时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其间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农夫联盟”的布拉姆斯托尔普短暂接替汉森任首相3 个多月），成型于埃兰德时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经历了30 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zui高行政首长，分别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吴作栋（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显龙（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实际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由“腐败综合征”造成的系统性隐患、颠覆性危机是否被确认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腐败远非zui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对不同国情党情下的“腐败综合征”进行成功阻击之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验。

“美国梦”如何在大萧条的“政治重组”中诞生

因此，国家成长和国家竞争的“超级公开赛”一直在进行，始终未停歇。廉洁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赛末点”、“冠军点”唾手可得，而是一个新起点的开始，说明整个国家和全体国人有了全面提升的自信和底气。这种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综合效应，在20 世纪shouge大国廉洁拐点即美国廉洁拐点积淀的“政治遗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20 世纪20 年代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大为改善的时期，如全美上高中的学生数在1920—1930 年间翻了一番。在“咆哮的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以工业批量化生产和盛行于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成长为世界diyi经济强国，“美国家庭形成了度假、观看电影和体育赛事的习惯”。从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1927 年独自驾机直飞大西洋的创举到棒球明星贝比·鲁斯、拳击好手杰克·邓普西等体坛明星引发的全民体育潮，再到爵士乐、全彩有声电影、海明威小说和T型车等的逐渐普及，美国进入了“历史上zui多彩的年代”。但是，1929—1933 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期而至，一度令“ 黄金20 年代”戛然而止。然而，就在这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美国梦”被diyi次提了出来。1931 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美利坚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及此后数年的《纽约时报》上，提出并诠释了“美国梦”的理念：“无论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如何，‘美国梦’是每一个人对更好、更深刻、更丰富人生的美好愿景。这个梦想一直承载着在经济上飞黄腾达的机遇，但它同样（或者更倾向于）包含着我们打破社会等级或是风俗习惯的不公正限制，将自身能力扩展到极致的机会。”实际上，面对巨大的美国危机，zui重要的就是挽手并肩向前走的信心和希望。亚当斯指出，美利坚民族zui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成为全世界仰视的标杆，而是在“美国梦”这一真正的民族史诗面临毁灭之时，每一代人都会奋起抗争以拯救它。应当说，这就是美国廉洁拐点所带来的“信心红利”，“经济大萧条与‘二战’后来被证明是一段‘美国梦’硕果累累的时期，因为整个国家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中挣扎，以保持认同感”。b 特别是经过“……根本性的政治重组。20 世纪的那次经济大萧条结束了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使美国过渡到了新时代”。在zui艰难的抗争中“保持认同感”并共历“新政”挑战，这一内生动力正是源自老罗斯福时代“重组社会、拯救美国”的努力和行动。这就是廉洁拐点对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终极意义与核心价值所在。

之后的“美国故事”，人们基本上都已耳熟能详了：1932 年，美国人民明智地选择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第32 任总统，并且让他连任四届，以“新政重塑了美国政治文化”，“创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雏形”。其实，罗斯福的新政应当被称为“新‘新政’”，因为其本质是对美国廉洁拐点时期老罗斯福“反托拉斯新政”的隔空接力和超级传承，其目标都是“缓和资本主义弊端，进而保护而非摧毁资本主义”，他们两人也“都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而且，这两位新政缔造者系出同门，还是远房叔侄关系，zui终联手导演了“两个罗斯福，一个新美国”的历史正剧。可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意义。把有意义的人和事联结起来，就是昨天的传奇，今天的故事，明天的历史。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人创造历史，历史不能创造人类。”但不论何人创造历史，也不论如何创造历史，都应当记住一点：

即便是已经成为“廉洁拐点俱乐部”的一员，也要警惕不进则退，防止得而复失。我们不妨回顾一段奥运逸事。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23 岁的美国选手埃蒙斯进入射击男子50 米步枪三姿决赛。埃蒙斯在zui后一枪之前，领先第二名选手3 环之多，几乎已将金牌收入囊中。他只需打出7 环就够，这对专业运动员易如反掌。当时，许多记者已写好“埃蒙斯夺金”的新闻稿，只等枪响之后按鼠标发送。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埃蒙斯zui后一枪打到了别人的靶上，成绩为0 环，将金牌拱手让给中国选手贾占波。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同样是50 米步枪三姿决赛，同样是前9 枪领先，这一次美国射击名将埃蒙斯拥有3.3 环的更大优势，看来必将一雪前耻。然而，历史再度重演，埃蒙斯zui后一枪打了4.4 环，创下当届奥运会所有射击选手的zui低纪录。冠军属于另一名中国选手邱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卷土重来的埃蒙斯年过而立，在男子50 米步枪三姿决赛zui后一枪前，落后diyi名5.8 环，但领先第三名1.2 环，只要像前9 枪那样正常发挥，“拥银望金”并无大碍。然而，这一次他不可思议地重蹈覆辙，只打出大失水准的7.6 环，让几乎到手的银牌“褪色”为铜牌。

埃蒙斯年少成名，14 岁学习射击以来，曾赢得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是位超级大满贯得主。实际上，在2004 年zui后一枪憾失50 米步枪三姿金牌之前，他已勇夺50 米卧射金牌。然而，人们记住的似乎只是埃蒙斯连续三届奥运会的“末枪秀”，他也因此被戏称为“9 枪之王”、“zui后一枪先生”。

选手竞技残酷如此，国家竞争大同小异。

当廉洁拐点宛在目前，我们面临同样近在咫尺的“冠军点”、“发枪令”，又将带着怎样的心态、姿态和状态，击发这撼动人心的“关键一枪”呢？

大国反腐如同一场“公开赛”，美国、苏联作为夺标热门都已经亮过相了，拿到了自己的“完成分”。现在，轮到中国上场了。

前言/序言

序言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 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 年12 月4 日，八项规定这个位列“2013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总设计师”习近平强调：“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八项规定实质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发了全党的行动感召力和民众的舆论向心力。中华文明历来倡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八项规定这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其引领的正风反腐新高潮，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并且传导出中国由内而外发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某种先兆性信号。

无怪乎2013 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诚如众见，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习近平时代”的启幕，以及“八项规定冲击波”的巨大震撼，为“改造中共、改变中国”的中兴伟业奠定了基调。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 年12 月23 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