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自然不沉默 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第3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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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假如自然不沉默：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這本書告訴我們應該如何與大自然相處，知名學者和環保領域知名人士熱情推薦。

內容簡介

　　自然一直以無言的方式警示著崩潰的世界的來臨，隻是人類聽不見或裝作聽不見。
　　人與自然的對立就這麼“任性”，它足以讓我們對“寂靜的春天”忽略不計。眼下這種“咆哮的夏天”帶給我們的那種崩潰的感覺，誰說不會被再一次遺忘呢？如果這樣，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崩潰的世界的來臨。所以，我們還是得想辦法阻止世界的崩潰。
《假如自然不沉默：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這本書告訴我們，契機隻有一個，那就是環境傳播。

作者簡介

　　羅伯特·考剋斯（Robert Cox），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榮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環境與氣候變化傳播。作為世界環境傳播學者，他不僅在相關領域著述頗豐，還擔任《勞特利奇環境與傳播手冊》的主編，《環境傳播》的主席編輯。
　　他三次當選美國zui大的環境NGO組織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的主席，並擔任世界環境組織“地球迴聲”（Earth Echo）的主席團成員。
　　譯者紀莉，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傳播學理論創新團隊”負責人。

精彩書評

對環境的嗬護需要理念的交流與共鳴。環境傳播是環境保護主體之間的互動平颱。通過環境傳播，各種環保主體就環境問題進行對話並形成共識，從而為環境與發展政策和法律的製定、實施和遵守提供有利的社會條件。在風險社會中，環境傳播在風險決策者與公眾之間搭建起對話的橋梁，為消除和減輕環境風險所必不可少。因此，環境傳播及其相關研究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更大的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王曦

隨著人類對自身與環境的關係的認知不斷深入，環境傳播作為傳播學重要的分支領域已經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麵對的傳播世界，不僅由人類的主體間關係構成，也包括人與自然的聯係、對環境與人類的關係的認知。本書是一本綜閤描述環境傳播領域的研究與發展的書籍，對於我們理解環境傳播這個領域的發展、對於運用環境傳播理論與知識理解與環境相關的傳播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 郭鎮之

世界自然基金會在中國開展瞭36年的環境保護工作。從“地球一小時”，到推動長江江豚保護的社會化參與，都離不開及時、理性以及有效的傳播。《假如自然不沉默：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一書，從理論到實踐，相信都能夠為關於環境問題和保護行動的傳播，提供卓有成效的藉鑒和指引。
——世界自然基金會長江項目高級總監 雷剛

目錄

目錄
通過環境傳播去阻止世界的崩潰（代序）/單波/1
中文版作者序/1
第三版序言/1
導言:為自然言，代自然言/001
傳播與自然的意義/002
我們為什麼要為自然言?/003
作者的背景與視角/005
本書特色/007
新領域和新問題/008

第一部分概念與曆史

第一章環境傳播的研究與實踐/013
環境傳播領域/014
自然、傳播與公共領域/023
“綠色”公共領域中的多樣化聲音/030

第二章關於環境的意義的爭奪/044
嚮開發自然發起挑戰/046
公共健康與對公共品的汙染/052
環境正義:自然不再是身外之物/054
可持續運動與氣候正義/057

第三章環境的社會—符號建構/064
自然的社會—符號建構/065
修辭學視角/068
視覺修辭:描繪自然/075

第二部分公民之聲與公眾論壇

第四章環境決策中的公眾參與/091
知情權:獲知信息/092
公眾評論權/100
訴訟權:公民訴訟/108
國際範圍內公眾參與在增加/115

第五章處理爭端:協作和環境糾紛/122
解決環境爭端的新路徑/123
協商解決環境衝突/130
協作和共識的局限/139

第三部分媒介與環境

第六章新聞媒介與環境新聞/155
環境新聞的發展和本質/156
新聞生産和環境/162
新聞中的氣候變化（或氣候沒有變化）/174
媒介效果/177
傳統（環境）新聞媒體麵對的挑戰/184

第七章社會化媒介和在綫環境報道/194
環境新聞的在綫遷移/195
社會化媒介和環境/200
社會化媒介和環境倡導/212
未來趨勢:環境社會化媒介麵對的挑戰與阻礙/220

第四部分環境運動與活動

第八章倡導活動與信息構建/231
環境倡導/232
環境倡導活動/237
保護祖尼鹽湖活動/246
信息建構/254

第九章環境正義、氣候正義與綠色工作運動/267
環境正義:對置身事外的挑戰/268
不得體的聲音與有毒旅行/278
全球氣候正義運動/285
綠色就業運動/294

第十章綠色市場營銷與企業宣傳/306
自由市場話語和環境/307
企業綠色營銷/309
漂綠和綠色消費主義話語/322
企業的倡導活動/326
反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334
第五部分科學與風險傳播

第十一章科學傳播與環境爭議/345
科學與象徵閤法性/346
風險預防原則/349
早期警告者:環境科學傢與公眾/353
科學與象徵閤法性之間的衝突/360
傳播氣候科學/367

第十二章風險傳播:環境危險與公眾/376
危險的環境:風險評估/377
嚮公眾傳播環境風險/386
媒介與環境風險/395

詞匯錶/409
譯後記/426

精彩書摘

不得體的聲音與有毒旅行

身處環境惡劣的社區的個體有權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這是環境正義話語的重要主題。在第五章中，我介紹瞭塞娜卡(2004)的三一之聲模式，用以描述要讓公民之聲被聽到，或者公民有效參與決策必須具備哪些元素。其中一個元素就是個人的控訴——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法庭上的原告，而是“公民的閤法性，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觀點都應該被尊重、賦予尊嚴和仔細考慮”(p.24)。在這一部分，我描述瞭當貧睏社區或少數族群社區的居民試圖在技術論壇上談及自己的擔憂時，部門官員或專傢認為他們有失體統或不閤時宜，這就是這種尊重、尊嚴或道德立場麵對的障礙。

讓“不得體”的聲音消失

首先，讓我來說明一下我說的不得體的聲音(indecorous voice)的含義是什麼。我的意思是，一些政府官員將其他人的聲音符號化地框架為不閤時宜或沒有資格，認為其不應該齣現在官方論壇上。他們相信普通人在為化學汙染或其他環境問題提供證詞時可能太情緒化或太愚昧。要讓公眾沒有資格談論技術問題，方法之一就是讓人相信低收入社區的居民違背瞭知識和客觀性的某些規範。羅斯·瑪麗·奧古斯汀的故事就是被公共官員無視的典型案例。


羅斯·瑪麗·奧古斯汀的故事:“歇斯底裏的拉美裔傢庭主婦”

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南部，拉丁美洲裔和美國原住民是這裏的主要居民。在這裏，好幾個化工廠的化學物質滲入地下水,這汙染瞭作為47000位居民飲用水源的水井。當地的居民羅斯·瑪麗·奧古斯汀描述瞭她和鄰居們的擔心：“我們不知道這裏發生瞭什麼……從沒有人告訴我們飲用瞭受汙染的水會怎樣……我們這裏有很多癌癥患者。我們想，天啊！ 發生什麼事情瞭？”(Augustine，1991)環保署官員後來確認，嚴重的有毒化學物質泄漏來自附近的圖森工廠，這些物質流入井水，使該地被列為國傢超級基金優先清理之地(Augustine, 1993)。

在當地被列為超級基金清理點之前，南部的居民曾試圖讓當地官員聽到他們的擔憂。奧古斯汀(1993)在報告裏說，當官員會見居民時，他們拒絕迴應飲用井水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她說當居民堅持詢問時，一個縣主管告訴他們：“南邊的人又肥又懶，飲食習慣又不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水裏的有毒化學物質導緻瞭我們的健康問題。”奧古斯汀說：“當我們嚮一位官員求助時，他稱我們為‘歇斯底裏的拉美裔傢庭主婦’。”

社區公共官員駁迴社區居民對環境疾病的抱怨，這種情況還發生在其他案例中。例如，羅伯茨和托弗隆—維斯(Roberts & Toffolon�瞁eiss，2001)報道說，路易斯安那州“癌癥小巷”所在地的官員反駁居民的抱怨，說這些由當地汙染造成的疾病是由於生活方式或吃高脂肪食物造成的(p.117)。早些時候，海斯(1987)發現，當社區成員嚮官員們提供身體疾病的證據時，她們的話往往“被貶斥為‘傢庭主婦’的抱怨”(p.200)。正如我們在第一章看到的，這種錯誤的公共領域概念假設隻有理性的或技術的傳播模式纔是公共論壇唯一允許的話語形式。


公共論壇的禮節和規範

圖森官方駁迴瞭羅斯·瑪麗·奧古斯汀的投訴，認為奧古斯汀在與政府官員談話時，違反瞭規範。最初這顯得有些奇怪，因為讓我們震驚的是官方對她的無禮。但是，環境正義的倡導者堅持認為，在環境健康和法律責任問題上，貧睏和少數族群的居民經常不被認真地對待，因為對於什麼是閤適的或閤理的，這裏有隱形的規範。 當他們努力建設一個更包容和更健康的社區時，遭遇的正是這種微妙的障礙。

在很多論壇上，涉及環境問題時，沒有說齣口的規則以很多方式發揮著作用。這些規則與古代的“得體”原則有類似之處。在經典的古希臘和古羅馬修辭手冊裏，得體(decorum)是一種美德，常常被翻譯為閤規矩或者適閤特定聽眾和特定場閤的。例如，古羅馬修辭學者西塞羅（Cicero）寫道，明智的演講者“能以情境要求的方式說話”，或以最“閤適的”方式說話。他提齣，“讓我們稱這種品質為得體或‘規矩’” (Cicero,1962，ⅩⅩ.69)。

然而，在貧睏社區和少數族群社區的人試著談及技術問題時，得體這個想法就成為約束他們，甚至是貶低他們的東西。在法製論壇上，判斷什麼閤適什麼不閤適的規範往往將普通公眾的講話方式建構為不得體的，因為普通市民說話的方式和知識水平常常達不到衛生與政府部門要求的規範的程度。盡管環境受害社區的成員可能在公眾聽證會上發言，但他們的地位和尊嚴會被部門程序和知識規範上非正式的規則和期待貶低。

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看看公共官員認為在公眾聽證會或技術論壇上應該有些什麼規範和期待。違背瞭它們，低收入社區的成員會怎麼被視作不得體的。


“證據在我身體裏!”：挑戰部門規範
在部門發言的規範
由於暴露在化學汙染之下，而官員們卻予以否認或抵賴，被影響的居民常常感到煩惱、失望和憤怒。諷刺的是，正是與他們互動的部門，那些被政府任命幫助他們遠離危機的部門，比如州衛生部門或環保署，激起瞭居民的這種反應。與這些部門打交道時，個體經常發現自己陷入瞭一個令人睏惑的環境。這裏機構管理權限重疊，各種技術論壇充斥其中，在危機評估中關於有毒物質的語言令人不解。這些情境不僅對於低收入社區的居民，就是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不熟悉的。環境學傢邁剋爾·埃德爾斯坦(Michael Edelstein，1988)解釋說：“這些社區居民感到迷茫。他們缺乏能力理解，也不能直接參與到決定他們生活的重要行動過程中去”(p.118)。他們，在某種意義上“被部門俘虜瞭。因為他們依賴部門的澄清和救助”(p.118)。

很多機構的官員傾嚮於將公眾參與的框架建構在機構流程和規範的受限製的界限內，這使得他們可以俘虜公眾。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見，産業和政府部門的官員經常將環境爭論的基礎從公眾討論領域轉移到技術領域，後者更傾嚮於“理性的”討論形式。這也是記者威廉·格雷德(1992)的書《誰將告訴人民？》(Who Will Tell the People？)中的觀點。格雷德在書中寫道，技術論壇經常假設在關於環境和社區健康的討論中已經有瞭閤法的依據，以此將底層公眾排除在討論之外。

過去沉重的實踐也幫助我們解釋瞭為什麼一些機構不願嚮受委屈的社區開放技術聽證會。通過限製底層目擊者的證詞，機構得以感知它的決策不會受到“被喚起而又可能很無知的公眾”的妨礙(Rosenbaum, 1983, 引自 Lynn, 1987, p.359)。在這種得體的規範下，對一些市民來說，發言意味著麵對痛苦的睏境。一方麵，進入有關毒理學、流行病學或水質的技術層麵的討論，是默認瞭一種話語疆界，在其中，對傢人健康的擔憂被看作是私人的或情緒化的問題。另一方麵，憂心忡忡的父母在對話中注入這種個人擔憂，就是逾越瞭由技術知識、理性和得體的禮儀構成的強大邊界，而這樣一來他們的危機根本就不會被聽到。

夏洛特·基斯的故事:“證據在我的身體裏!”

夏洛特·基斯(Charlotte Keys)就逾越瞭這個邊界。基斯是一名年輕的非洲裔美國女性，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哥倫比亞市（Columbia）的一個小鎮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擔任塞拉俱樂部主席時，曾與她一起工作過。基斯和她的鄰居居住在裏奇霍特化工公司(Reichhold Chemical)旗下的一個化工廠附近，早些年這裏發生過爆炸並被燒毀。因爆炸和火災噴齣的有毒氣體蔓延至整個社區。居民還懷疑工廠遺棄的一些化學物質已經浸入居住地周圍的土地，並且汙染瞭哥倫比亞地區的飲用水源。

基斯的很多鄰居居住在被廢棄的工廠附近，抱怨患上瞭不尋常的皮疹、頭痛和疾病。環保署的官員和哥倫比亞市市長很快駁迴瞭居民的投訴，認為這是未經證實的，也從來沒有進行過健康評估。裏奇霍特化工公司發言人亞曆剋·範·萊恩(Alec Van Ryan)後來嚮當地新聞媒體承認：“我認為自美國環保署以下每一個人都承認，他們最初並沒有與社區進行過溝通”(Pender,1993, p.1)。

最終，夏洛特·基斯將鄰居組織起來，在公共會議上與當地官員進行對話。有一次會議是與美國聯邦有毒物質與疾病登記署(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TSDR)的官員一起開的。當時那些官員正前往哥倫比亞市，並提議進行居民健康研究。會議召開瞭。但是，官員提齣隻針對最近接觸過有毒物質的居民進行尿液和頭發樣本的檢查。基斯和其他居民錶示反對。他們解釋說他們與有毒物質的接觸早就發生瞭，從工廠爆炸開始持續到瞭現在。他們做足瞭功課，堅持認為對長期的、慢性的暴露於有毒物質的血液和脂肪組織樣本進行檢查纔是恰當的。基斯敦促官員采用這種方法，因為她說：“證據就在我的身體裏！”(C.Keys，個人通信，September 12,1995)

官員們拒絕瞭這個請求，聲稱是受到預算的限製。反過來，居民們感覺，他們長期接觸化學物質，重要的個人證據顯然就在自己身體裏，但是他們試圖嚮官員解釋時卻受挫。會議淪為憤怒的對峙，以無限期延遲健康研究計劃結束。

裏奇霍特化工公司最終嚮社區成員提供瞭幫助，它資助瞭一項健康研究，還資助瞭一個社區谘詢小組，協助在被汙染地區製定決策。


不幸的是，美國聯邦有毒物質與疾病登記署和密西西比州哥倫比亞市的居民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非特例。部門官員常常無視那些麵對化學物品接觸危機的低收入社區的投訴與建議，認為這些人是情緒化、不可靠和不理性的。例如，政治科學傢林頓·考德威爾(Lynton Caldwell，1988)早期研究過公眾對環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的評論，他發現：

政府官員並不認為公眾對於問題的投入特彆有用……在考慮風險和權衡問題時，公眾被認為是所知甚少、頭腦簡單的……雖然政府官員還是會接受公眾參與，但是很多時候都是很不情願的(p.80)。

我也聽到過部門官員在聽到受害的傢庭成員或社區成員報告他們的恐懼時，抱怨說：“這太情緒化瞭，但是證據呢？”“我已經聽過這個故事。”或簡單地說：“這無濟於事。”

簡而言之，把人的言行視為不得體的——情緒化或無知的——就可以無視普通民眾的非正式控訴，還可以忽視他們對公共機構或産業的質疑。這裏要說清楚一點，我並沒有說不得體的聲音會導緻一個人的修辭無能，或不能找到“正確的詞”來錶現悲傷。相反，我認為，通過狹隘地定義環境決策中可接受的修辭規範，權力的安排和程序可能破壞修辭性控訴，即對這些群體相應的尊重。

結果就是，貧睏社區和少數族群社區的公民經常麵對環境社會學傢邁剋爾·裏奇(Michael Reich，1991)所謂的有毒政治(toxic politics)。這就是在話語的邊界內無視社區的道德和傳播地位，或居民的權利。而影響居民命運的決策正是在這個話語邊界內被思考的。有毒政治這個短語不僅指放置或清理化學設施的政治，有時也指這種政治有毒的本質。

麵對這樣的有毒的政治，許多受害社區開始創造新的傳播方式來錶達不滿,並繞過官方論壇和專傢，邀請見證人進入他們的傢庭和鄰捨，親眼見證他們這裏的環境危害。


有毒旅行：看、聽、聞

環境正義組織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一種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進行傳播，其用意是將本地社區與更廣泛的公眾聯係起來。這樣的傳播形式被草根活動者稱為有毒旅行(toxic tours)。傳播學者菲德拉·佩佐羅 (Phaedra Pezzullo，2007)著有書籍《汙染、旅行和環境正義的有毒旅行修辭》(Toxic Tourism Rhetorics of Pollution, Trave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在書中她將這種旅行定義為“去被有毒物質汙染的區域進行非商業旅行”。這些地區正是羅伯特·D.布拉德(1993)所說的“‘人類犧牲區’……越來越多的社區開始邀請外人進入，將旅遊作為教育人們的方式，並寄望以此來改變自己的處境”(p.5)。

通常，這些外來者包括記者、環境聯盟、宗教組織和其他生活在有環境壓力的社區裏的人，這些人能更廣泛地分享他們的經驗。

與環保署或其他部門對有毒場所進行檢查不同，有毒旅行強調“汙染、社會正義和需要文化變革等話語”(Pezzullo，2007, pp.5—6)。 過去幾十年裏，環保倡導者曾帶記者到優勝美地、大峽榖等地來，希望他們的保護運動能贏得支持，但是開展有毒旅行是近期的事。


親自參觀邊境加工廠

幾年前，我有機會與佩佐羅博士和其他環境領域的領導者一起來到位於美國德剋薩斯州布朗斯威爾（Brownsville）南部邊境的墨西哥馬基拉朵拉（Matamoros），參加瞭一次有毒旅行。這個區域是馬基拉朵拉區域或者說邊境加工廠的一部分。這裏有大量(基本上不受監管的)的工廠。按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規定，這些工廠從美國搬遷到這個區域。邊境加工廠的工人住在附近的安置點(一片擁擠的臨時住房)。工人和他的傢庭遭受著嚴重的空氣和水汙染的危害。許多人患有多種疾病(見第十二章關於邊境加工廠無腦兒高生育率的討論)。

在塞拉俱樂部和墨西哥盟友的組織下，此次旅行穿越瞭擁擠的安置點，以嚮環保組織的領導者介紹工人和他們的傢庭遭受的汙染和不健康的生活環境的威脅。當經過坑坑窪窪的街道路旁的工人傢庭時，我們被所見、所聞和被破壞的環境驚呆瞭。強烈的化學氣味彌漫在空氣中，在房屋旁汙染嚴重的溪河邊，稚童在玩耍，而其他年齡稍大些的孩子們，在燃燒過的大堆垃圾裏撥弄，希望找到東西可以賣幾個比索。

佩佐羅後來談到瞭這次經曆，她認為(2004)到這樣一個環境被汙染的社區去，來訪者的視覺、聽覺和嗅覺通道都被打開瞭。這種意識有助於支持社區抗爭：“難聞的氣味導緻居民和來訪者眼睛充水，喉嚨發緊……提醒 假如自然不沉默 環境傳播與公共領域（第3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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