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以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融合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学科，又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在国史研究及其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等相近、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史研究起着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范畴和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学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六卷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简介

宋月红，河南淮阳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5卷首席研究员。曾任《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政府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要撰稿者。研究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历史理论，以及当代西藏史、台湾问题研究。著有《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

王爱云，山东无棣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中共党史以及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评析。2010-2013年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次文字改革的历史经验研究”，2015年起独立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评析”。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

精彩书摘

第一节　跨学科方法在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一、国史研究跨学科方法的可行性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人们已经很难在一个学科的范围内对某项研究专题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而需要运用其他有关学科的知识，对研究对象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以求得尽可能正确的结论。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样，正越来越明显地走向跨学科的发展道路。
国史研究是史学领域中比较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从研究内容来讲，国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史中的很多问题单纯运用历史学科的知识是无法深入解决的，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借鉴，国史研究吸取一切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从而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在了解新中国的过去、认识复杂的现实乃至预测未来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从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来看，它具有两方面的
含义。
一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之间的交融。当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现今时态的研究，转而注重进行历史性、溯源性探索。于是，一些研究者运用其自身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涉足历史研究领域，去探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过程。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其本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积极推动了国史领域跨学科研究。
就国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看，很多内容与其他学科是有交叉的。例如，政治史领域，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等，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又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这两个学科的一些研究者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这些内容，拓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研究空间。社会史则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之一，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变迁正是世界存在的时间维度，也是“历史”或者“历史的生成”，因此一些社会学学者研究现实中国社会，也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在他们的推动下，史学工作者也把目光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史，把社会史作为国史研究的主要专题史。在社会学与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社会生活历史成为当前国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二是各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借鉴。国史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最多的就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其中既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也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

二、国史研究中运用的跨学科方法
首先，数学方法被广泛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军事史等研究中，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普遍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即根据统计数据进行数量运算、制作表格，对历史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数量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当代经济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建立经济运行的数学模型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数量分析、评价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人口演化规律研究中也经常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中国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国人口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有许多内容尤其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史适合运用数学方法。例如就业问题，就业率与失业率的计算是必不可少的。与数字密切相关的军事史研究中，数量统计方法得到了充分应用。例如，有的学者以数据为基础，统计了新中国每年军费开支的数量和所占国家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实事求是地分阶段总结军费演变的特点，对驳斥国际上就中国军费数字增长大加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很有说服力。
其次，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也在国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从目前国史研究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心理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成功运用，促成了心理史学方法的诞生。心理史学方法在国史研究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个体历史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对领袖人物的心理研究。例如有学者运用个性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大量史料，来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二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的种种特征，如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等，认为这些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经有心理学专业的研究者投入这一研究领域。
其二，社会学方法。将社会学有关学科理论运用于国史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作出深入考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常见做法。这一广阔领域，吸引着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使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迅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前提如时段、疆域、气候、山川、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生产力水平等，社会结构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级、阶层、群体、社区等，社会生活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会功能如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体制与机制、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等，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重点研究领域。
其三，人类学方法。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使得历史学研究产生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利用田野调查方法，深入社会，收集民间文献史料，也已成为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径。通过田野调查，可以搜集到各种不同种类的地方民间文献。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工作，对于扩充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资料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史料上掀起了一场变革，以往不登学术研究大雅之堂的诗歌、日记、碑刻、族谱、报纸、广告、手札、回忆录、契约、账簿等愈益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与重视。
田野调查还可以促使研究者更好地解读文献。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利用的文献，既有权威机构文献也有民间文献，还有既含有权威机构又含有民间内容的半官方半民间文献。民间文献来源于开放性的田野与社会，研究者可以了解民间文献产生的具体情境，在保存较好、种类和数量较多的地方，甚至可以从中读出文献的系统性、连贯性与整体性，进而对其作出文本上的分析。可以说，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者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发生了改变，对历史认识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这样可以深化对历史的理解，甚至修正以往的研究结论。
其四，经济学方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这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它与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对象，即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动态中揭示经济运动的轨迹。这决定了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其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学方法的特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实际的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唯一性的，并非在使用某一种方法时，必定排除其他的方法，而经常是不同的学科方法相互配合，统一运用于综合研究之中。例如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类问题，由于这类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以及领导人个人因素，因此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真正对历史的发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前言/序言

绪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人民的创业史、探索史和奋斗史。国史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一门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如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国史研究有其理论与方法。国史研究越发展，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成熟。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国史为根本依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理论特别是国史理论为思想认识基础，内涵丰富，领域广阔。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在国史研究及其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中共党史等相近、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饱含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成立，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接力探索和科学回答，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决策实施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跨越。
国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已半个多世纪，并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在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国史有其主题与主线，并彰显其主流与本质。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深刻反映国史的总体面貌和内在发展规律。
国史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国史的主线是国史的基本发展脉络。关于国史的主线问题，从不同意义或认识角度上，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只有一条，有的则主张有多条。如朱佳木认为，如果把历史作为某个特定空间、时间内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物质关系交互作用的鲜活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具体动因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理解，主线不会只有一条，而会有多条。据此，他提出，国史的主线至少应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最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
国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发端，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和推进。因此，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的主线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史虽然曲折复杂，但成就辉煌、前景光明。国史的主流是，在指导思想上，尽管曾发生过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方面的失误与错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向前发展和深入推进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上，发展成就是主要的，并影响深远，曲折、失误甚至错误则是次要的、暂时的，且是在纠正错误中发展的；在国家制度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完善和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国史的基本方向和总趋势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史区别于中国古代、近代史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其本质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规定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方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形成为这一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国史研究，作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既具有史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性，又具有自身特殊性。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意义与功能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历史面貌，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启发爱国心，存史、资政、育人和护国。邓小平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在国史研究中，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求国史之实之真，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它们不仅是国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指导国史发展的思想基础，是国史研究应当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离开这一点，国史研究就会是盲目的、支离破碎的；否定这一点，国史研究将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价值中立”等唯心史观的泥潭。因此，做到科学研究国史，马克思主义对国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是不可动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科学工作。只有在国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使国史研究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走向繁荣和发展。
研究历史须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国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要全面贯彻唯物史观。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唯物史观一经传到中国，就在中国引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史学革命和思想解放。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
]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不同主要在于，它强调从社会关系体系和物质生产考察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主张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和决定因素，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它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此，研究国史，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围绕中国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来展开，并以是否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衡量历史发展与否及其发展程度的基本尺度；同时，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研究国史尤其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及其首创精神，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这样，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国史研究中，其所遵循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史观和方法论，表现为社会主义史观、共产党执政史观和人民民主史观及其方法论的总和。坚持这样的国史观和方法论，才能从根本上坚持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并通过国史研究，科学构建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从而以国史研究的丰富学术成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历史依据和智力支持。
国史研究，以研究内容定位，可以分为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研究等，也可以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以及生态史研究等；从研究角度上说，可以形成若干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学科分支领域，如国史哲学、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料学、编纂学、史志学、口述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又如通史性研究、分期史研究、专门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等。而且，这些学科分支领域既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研究中，思想与制度为实践提供认识基础和制度规范，实践检验并丰富与发展相应的思想和制度；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以及生态史本来就是一体化地统一于国史的总体之中的。再比如，地方史不仅具有专门史性，而且与国家层面上的国史研究形成“央地关系”。这是历史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且，地方史中具有国家意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的历史内涵，是国史研究无论在广义或狭义意义上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同时，专门史、地方史研究不可能离开国史的整体性、通史性研究。
建立健全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需要发展国史研究的主要分支学科或领域。
其一，国史史料学，以记载国史史实的文献、档案和口述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国史研究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没有对国史史料的整理、甄别与运用，国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对国史史料系统而翔实的掌握，国史研究将可能是片面的和难以深入的。
其二，国史编纂学，以国史编纂及其方法为研究对象，探索国史编纂的规律与特点，是国史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
其三，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如何认识和研究国史为基本内容，是衡量国史研究这一学科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志，也是推动国史研究不断发展的认识来源和理论基础，包括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国史观、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国史观是国史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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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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