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原纽约市市长、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著名城市规划师亨利?丘吉尔多年来的施政心得与城市规划经验的总结。书中系统分析了欧美城市规划中的成功与失败，指出了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审视了政府在经济崩溃之际所采取的一系列城市应急预案，探索了城市的未来形态与发展前景，对城市规划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亨利?丘吉尔是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美国规划师协会成员，出生于芝加哥，
曾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建筑学。后移居纽约，在此他将建筑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
是城市规划领域主要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之一，并主持开发了诸多大规模住宅项
目。他曾与重新安置管理署在绿带城市开发建设方面有过合作，后又担任美国
公共住房管理署的顾问。1952年，他把自己的事务所迁到了费城，并开始着手
准备伊斯特维克的旧城改造工程。曾在许多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大量建筑与城市
规划方面的文章。

精彩书评

“亨利?丘吉尔的著作《城市即人民》通过总结城市规划工作曾经的成功与失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城市规划方法。丘吉尔认为，我们正在探索新的物理城市模式，就像我们在探索新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一样。”——《纽约时报》

精彩书摘

在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代的转折点。大量缺乏协调的势力、破坏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失控状态；但是同时，人们第一次普遍地意识到，这些破坏力量是可以被转化为服务于社区的一股建设性力量。当我们在寻找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模式时，我们同时也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环境。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城市开发”“总体规划”“阻止城市破败的蔓延”及“城市去中心化的过程”。至于它们的实际操作过程、城市的历史延续性等问题，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事情改变得越多，它们就越是保持不变。”迫使改变的力量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人们拥有各种愿望这一事实仍然是不变的。新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新力量的意义是人们无法理解的，除非使用旧的概念去说明这些新力量，而且，哪怕仅仅是为了对比，也需要借助于旧的概念。同时，从任何角度来看，新的力量也可能是无法预测的。这种无法预测不应该让我们惧怕去了解它们，反而应该促使我们主动地去寻找答案，因为假如要对我们的城市进行重新规划，我们必须知道哪些部分在变，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变。

商贸和交流是城市形成的原因。城市从来都是出现在自然形成的商贸路线的交叉点上的，而且都是当时能够找到的战略要地：克诺索斯，位于爱琴海上的十字路口；摩亨约- 达罗（Mohenjo-daro）*，位于古印度河谷；巴比伦和巴格达；布哈拉和基辅；开罗、雅典、罗马、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

朱诺——这些地方或是位于河边、河口、海岸，或是位于山谷间商路的要冲，抑或是位于丝绸之路、铁路沿途，它们都是天然的运输集散地。与之类似的，在一些较小的城市里，当地的市场也是出现在城里的十字路口处，在土地肥沃、盛产农作物的地方，在水流驱动的磨坊附近。

这里出现的思想交流和商品交流是同等重要的。只有在城市里，当思想的碰撞增加了才智，富余的财富催生了享乐，金钱的力量带来了安全感，才会出现进步和文明。从一开始，城市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城市中的社会进步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比以往数量更多的一批人住在村寨里，他们彼此之间紧密接触；而城市则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大漩涡。器物和商品从不同的角落集中到了一起，并且各种东西重新组合。陌生人不仅仅带来了陌生国度的物件，而且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以及前所未见的信仰。老朋友们也在这里聚会，谈论他们各自听说的新闻和旧闻。在大量物质财富面前的这种不停的碰撞激励了人们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获得财富，并守住这些财富；有了这些财富，人们就能够释放出更多的能量来进行各种投资计划，而不仅仅是单纯地继续获取物质财富。因此，城市就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社会分工、艺术创作、思想理论创新等各项活动的中心，植根于这些新发展而出现的全新的社会关系也逐步发展成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经济机制及道德判断标准。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从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开始就有了所谓的城市规划，例如印度河谷流域的那些城市、公元前3000 年至公元前2000 年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谷的那些城市。这些远古时代的城市一定都是有规划的，因为所谓的城市规划无非是社会对于土地使用进行控制的另一个说法而已，在一个人口众多、居住集中的区域里，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必然要对这样的区域进行规划。对于游牧部落来说是不需要规划的，陆地草原足够辽阔，他们可以随处支起帐篷，不断地寻找牧场草场，发现了草场便征服夺取，形成了一种完全属于“实用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然而这样的形式与城市没有关系，也不讲究行为举止规范。这些在平原上游荡的部落尽管后来也征服过迈锡尼、罗马和基辅，但是他们对关于未来的认识之类的哲学思考不屑一顾，也觉得毫无用处。他们想得到什么就会去抢，然后移到下一个目标。已经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予以保留，保留不住的也就随之消失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耕田种地的小农文化，农民稀疏地分布在大地的表面，他们站在地上，望着天，然后再紧盯着自己的土地，根本不会去关注未来，他们关心的就是脚下的土地和四季的更迭，他们只是期盼着没有人来打扰自己平静的生活，他们辛苦劳作已经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意愿去考虑把其他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是城市居民则不同。正如特纳博士指出的那样，与牧民和农民相比，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有盈余。为了获取盈余，就需要对未来有预判；在众人都在追逐盈余的情形下，而且这些人和自己既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属于同一个部族，这时要想获得盈余就必须事先建立起规则，用这些规则来约束竞争者，也用来约束自己。这就是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的起点，它建立起的秩序完全不同于部落里的军队式管理模式；当一个村落演变为城市的时候，它的范围由一个边界加以明确的界定，这是因为城市必须防止强盗团伙的掠夺袭击，而城里每个居民的居住空间必须加以规范，甚至要比尼罗河谷那些拥挤的农民居住地还要紧凑。每一位城市居民都需要自由地进出自己的居所，去市场商业区，进出城门，更重要的是去水井取水，这些行为都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城市道路和公共广场就不能任由个人随意加以侵占，这些地方为公众所有，也为公众所用。

前言/序言

两院院士吴良镛序：《城市即人民》原著出版于二战后50年代中期，我印象中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伊始，梁思成委托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代订的书目中即有该书。值得注意的是，书成15年后，作者基于瑞典、荷兰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经验增写了前言和结语，重申“城市属于它的人民”这一基本思想，实属点睛之笔。重阅该书结语最后一节所述：

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衍生品，它可以，

实际上非常有可能，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美感的环境。随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不断增强，对休闲享受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愉悦感已经成为生活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回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高峰会议后，国际城市规划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包括我国人居科学的今天，前述思想的重申可谓已起到启蒙作用。这足以说明，对二战后早期经典文库的译介，有助于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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