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及出版工作并不容易。事实上,时间拖了很长,七年当中中断过好多次,首先是1974年1月19日,我要在南锡参加论文答辩,而后,1976年底,受安东尼·安德鲁斯(Anthony Andrewes)之邀,我又去了牛津,所以并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单枪匹马地把这工作做到底。其实,我也不是孤家寡人,多亏了那几年和尼科尔·洛罗(Nicole Loraux)的对话,这部作品的基础部分才能善始善终地收了尾。在几十次工作会议期间,她和我一起做出了这本书。无论如何感谢都抵不上作为见证的书中那些文字。至少,我很高兴这部著作差不多是和她的《雅典的创造和雅典娜的孩子们》(L’Invention d’Athène et Les Enfants d’Athéna)同期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