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是《责任与判断》的中文修订版。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

　　她拥有比男性进化更好的女性心智；

　　她是影响世界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偶像级女性思想家。

　　她超出自由与保守，在主义之外，对政治保持独立省思；

　　她追随苏格拉底和康德，拨开历史黑暗，寻求政治人的根本立场。

　　她痛批极权主义根本的恶，更担忧普通人的恶之平庸。她不是道德学家，她只是提醒世人，要追随自己的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她是汉娜·阿伦特，一位因独立精神而被世界敬仰的女性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与西蒙娜·波伏娃、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一生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和人的政治行动，并对美国政治现实和犹太问题有着大量极富原创性的洞见。

　　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共和的危机》《犹太文集》《心智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

　　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New School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阿伦特和布鲁歇尔夫妇遗稿保存人，曾长期担任阿伦特助手。

　　陈联营（译者）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长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现任教于河南大学哲学系。

精彩书评

阿伦特的文章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一次行动。

——克里斯蒂娃

阿伦特zui好的著作是她的文章，这些著作中的雄辩力量和勇气胆识足以说明阿伦特的地位。

——雅各比

在一个极权系统下，个人如何承担对应的责任？这是20世纪的政治核心问题。阿伦特的分析是如此独特与富有穿透力。

——许知远

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蔡英文

阿伦特所追求的，是一种纯之又纯的政治生活。

——江宜桦

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她认为这是一种虚假感伤，“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

——王晓渔

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50强。

——2011年8月网易公民阅读推荐。

汉娜·阿伦特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女作家，她既有不屈不挠的博学，又有股不依不饶的狠劲儿。那些硬心肠的倔强文字背后，浸满了闪族后裔和旧大陆之间古老的敌意，以及二十世纪浓重的血色。本书给人极不舒服的阅读体验，那正是来自“极端的时代”背后的阴寒之气。

——新京报

如果当一个社会都弥漫着同质化的认识与价值，人们如何还能分辨是非？个人又有何资格去判断？阿伦特给出的答案是，在如此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个人应该负起道德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并非一定表现为决绝的反抗，而是表现为不与主流之“恶”合作，不放弃“道德”的认知与判断，这就是在极权制度下个人所应负起的真正“责任”。

——南方周末

過往不曾消失，它甚至還沒過去。

——诚品书店推荐语

本书致力于将思考作为首要的政治责任，阿伦特洞察到在业已形成的责任观念中，存在着危险和不合时宜，仅这一点，就让这本书和代议制民主有很大关系。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weekly）

精彩书摘

　　1. “审判奥斯维辛” 选摘

　　四

　　一个人在阅读这份审判记录时，必须牢记一点，即奥斯维辛是为了那种行政性屠杀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屠杀活动将要根据最严格的法律和规章来实施。这些法律和规章是由那些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制定下来的，而不管怎样，看来他们要排除——可能他们就是打算要排除——所有个体的自发性。对数百万人的灭绝被精确计划，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样运作：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站台上的筛选，以及接下来对其中健壮者的再筛选；分类（所有老人、小孩和带小孩的母亲要立即被毒气毒死）；人体试验；由“囚犯看守”、小头目和操作灭绝设施并占据特殊位置的囚犯突击队构成的体系。看起来每件事都被预见到了，而且也是可预见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然而，从官僚政治的算计中产生的东西却恰好与可预见性相反，它是完全任意性的。用沃肯（Otto Wolken）博士的话来说——他以前曾是一名集中营囚犯，现在是维也纳的一名内科医生，是第一个证人，也是最好的证人之一：所有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改变，这依赖于主管的官员，依赖于点名的官员，依赖于一个区的官员，依赖于他们的情绪”——而事实表明，首先依赖于他们的情绪。“一件两天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能够发生……一个同样的工作细节，有可能致死，也有可能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事件。”因此，医务长官有一天心情好，就萌发了为康复期病人建立一个专门区域的念头；两个月后，所有康复期病人又被集中送进了毒气室。为掌控政策问题的凶手所忽视的是，horribile dictu，人的因素。而使这种因素如此恐怖的恰恰是这个事实，即这些恶人绝非那种病理意义上的虐待狂（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们在正常环境下的行为充分地被确证），况且他们也根本不是在此基础上被选择到他们可怕的岗位上的。他们来奥斯维辛或其他相似的集中营的原因只是在于，他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适合军事任务。

　　初读这份审判记录，人们很容易陷入各种笼统的概括，例如，一般的关于人类的邪恶本性、原罪、人类天生的“进攻性”等等的概括——以及具体关于德国的“国民性”的概括。要忽视如下这些并不常见的例子，那既容易又危险：有人告诉法庭，“一个‘人’多么偶然地来到集中营”，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不，这可不是我要待的地方”。与人们在审判前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靠各种借口逃离集中营，这对党卫军成员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除非有人太倒霉，撞到像埃米尔·芬堡这样的人手里，这个家伙时至今日仍然认为，有些人连射杀妇女儿童的体能都没有，对这种“罪行”判处“从监禁到处死”的各种惩罚，这是完全正确的。相对于待在集中营帮助那些囚犯，以及冒着那种被控告“帮助囚犯”的巨大危险，声称“胆小”显然危险要小。因此那些一年到头待在那里并且不属于那少数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英雄的人，就代表了某种对人群中最坏的因素的自动筛选。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去研究任何有关这些事情中的百分比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虐待狂的这些公开行为看作由十分正常的人犯下的（在正常生活中他们绝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与法律发生冲突），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对那许多普通公民的梦想世界感到疑惑了，这些普通公民可能也并不缺少这样的机会。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奥斯维辛，每一个人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要做好人还是恶人”。但人们现在却不敢再相信它了。（现今德国的正义法庭既不能给好人以正义也不能给恶人以正义，这不是很奇特吗？）而这种自我决定决不依赖于自己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或德国人；它甚至也不依赖于自己是否是一名党卫军成员。因为在这种恐怖的中心，有一位奥伯沙尔菲赫·弗拉克（Oberscharführer Flacke），他曾建立了一个“和平孤岛”，并且他不愿意相信，就像一名囚犯告诉他的，最终“我们都会被杀掉，没有见证者可以被允许幸存下去”。对此他回答：“我希望我们中间会有足够多的人去阻止那样的结局。”

　　虽然从病理上说,被告都是正常的，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主要人类因素是虐待狂，而虐待狂基本上是与性有关的。人们怀疑那些被告面带微笑的回忆，他们兴奋地听取对那些行为的复述（这些行为有时候不仅让证人而且让陪审员流泪并感到惊恐）；人们怀疑他们对那些人的鞠躬甚为可疑，这些人曾经是他们无助的受害者，现在则出庭证明他们的罪行并指认他们；人们也怀疑他们那种在被指认出来（尽管是要遭控告的）和被记住时所表现的喜悦；并且怀疑他们那自始至终反常的快乐：人们怀疑，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对强烈的性兴奋的甜蜜回忆，也表明了公然的傲慢。博格不是用中世纪情歌中的一句“你属于我”来迎接一名被告吗？（你属于我/我属于你/这你应当知悉[Du bist mein/ Ich bin dein/ des solt du gewiss sein]）——这是一种风雅，是像卡杜克、施拉格、巴利茨基和贝德纳雷克这种近乎文盲的暴徒几乎摆不出的文雅。但如今在法庭中，他们的表现却一模一样。从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那“严酷的审讯”仪式中，在那当他们去碉堡时要戴上的“白色手套”中，在那为博格和罗马尼亚药剂师卡普修所擅长的关于他们自己是魔鬼化身的吹嘘中，一定有一种巫术和可怕的、放纵的气氛。卡普修是他们中的恶魔——他在罗马尼亚曾被缺席判处死刑，而现在在法兰克福被判处九年徒刑。随着奥斯维辛的崩溃，他定居德国，建立了他的事业，而现在却控告了他的一位“朋友”，声称他的这位朋友使证人偏袒他自己。法兰克福审判中遭遇的不幸对他的事业并无损害；就像希彼勒·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在《观察家》中报道的，他在格平根的商店“比以往更红火了”。

　　就奥斯维辛中的人类因素来说，居第二位的肯定就是那种喜怒无常了。有什么会比情绪变化得更快、更频繁？一个彻底屈服于情绪的人，他的人性中还能留下什么？处在不断运来的、无论如何都注定要被处死的人的包围之中，那些党卫军成员实际上能够为所欲为。当然，这些不是像纽伦堡审判的被告那样的“主要战犯”。他们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虫。而当人们看到他们时就会怀疑，与他们今天控告的那些造成他们不幸的人相比，这些人是否更好。一方面，纳粹通过他们的谎言把地球上的渣滓提升为人民的精华；另一方面，那些遵从纳粹的“刚健”理想生活并且仍然以此为荣的人（确实是些“精明的家伙”），实际上就像果冻一样软弱。他们不断变化的情绪看起来好像吞噬了所有实质的东西——即如下品质所显现出来的清晰外表：个性、善或恶、柔和或粗鲁、一个“理想主义的”白痴或玩世不恭的性变态。受到最严厉判决——死刑加上八年劳役——的贝德纳雷克，有时会给孩子们分发香肠；在表演了他把囚徒践踏致死的专长之后，他回到房间开始祈祷，因为他那时刚好处于那种心绪。把成千上万人带向死亡的那位医务官，也会救起一位曾在他的母校学习并因此勾起他对青年时代回忆的妇女；可能有人会送鲜花和巧克力给一位分娩的妇女，尽管她第二天早上就会被毒气毒死。被告汉斯·斯达克（Hans Stark），那时还很年轻，曾经挑选了两名犹太人，命令小头目去杀死他们，然后他又向这小头目展示应该怎样做；而为了作演示，他又杀了另外两名犹太人。但另一次，他指着一座村庄对一名集中营囚犯沉思着说：“看，这个村庄建得多美。这里有这么多砖头。当战争结束时，这些砖头上将会刻上受害者的名字。也许所有这些砖头都还不够。”

　　这当然是真的，即如果他当时刚好有那份心情，“几乎没有哪个党卫军成员不能声称自己救过某个人的命”；而多数幸存者——被筛选出来的劳动力大约幸存了1％——把他们的获救归功于这些“救助者”。死亡是奥斯维辛的最高统治者，但与死亡并列的是偶然——体现在死神的仆人变化着的情绪中最残暴而任意的偶然性——偶然决定着囚犯的命数。

　　五

　　即使法官像所罗门王那样智慧，即使法庭拥有那种能够把我们这个世纪史无前例的罪行置入典章法规的“确定的尺度”，以帮助实现些许的人类正义，仍然十分可疑的是，波恩德·瑙曼要求的“真理、全部真理”是否会出现。至今还没有哪种普遍性能够控制那种无目的暴行的喧腾洪流——而如果真理不是普遍的，它会是什么？要弄明白 “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而不仅仅是所有事情都是允许的）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就必须潜入到上述洪流中去。

　　然而，对照上述那种真理，读者将会发现各种真理的瞬间，这些瞬间实际上是烛照这种堕落、邪恶困境的惟一途径。这种时刻就像沙漠中出现的绿洲那样不期而遇。它们就是轶事，虽极简短却能说明相关的一切。

　　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集中营囚室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

　　有一个9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很多”，但“再也不能学习了”。

　　被告博格发现一个小孩在吃苹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脑袋朝墙上猛摔，一个小时后，博格平静地捡起那个苹果吃起来。

　　有一个党卫军成员的儿子到集中营探望他的父亲。256但小孩毕竟是小孩，而这个特别的地方的规则就是，小孩必须死。因此，他必须在自己孩子的脖子上戴上一个标记，“这样他们才不会抓住他并把他投入毒气室”。

　　有一个囚犯，他负责抓牢那些要被“一丝不苟的医生”科勒尔以苯酚注射的被挑选者。门打开了，他的父亲走进来。当一切结束时：“我哭了，我还不得不亲自把我父亲抬出去。”第二天，科勒尔问那个囚犯，他为什么哭了，而且说，如果告诉他原因的话，“会让他活着”。为什么那个囚犯不告诉他呢？难道说因为他害怕科勒尔？多大的误会！可见科勒尔当时心情多么好。

　　最后，有一位女证人，她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卢卡斯医生的名字，就从迈阿密来到法兰克福，她说：“这个杀害我母亲和我全家的凶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述了杀害是如何发生的。她于1944年5月从匈牙利到达奥斯维辛。“我怀抱一个婴儿。他们说母亲可以和他们的孩子留下来，因此我母亲把孩子给了我，并把我装扮得看起来年龄大一些。（那位母亲手里抱着第三个孩子。）当卢卡斯医生看到我时，他可能意识到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从我那里夺走，把他推给我母亲。”法院马上知道了真相。“你也许是有勇气救这位证人？”沉默一会儿之后，卢卡斯否认了一切。而那位显然仍不知道奥斯维辛法则的妇女离开了法庭——这法则是，在那里，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到达就要被毒气毒死。她在寻找杀害全家的凶手，却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这就是当人决定要把世界颠倒过来时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