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篇小说既有悬疑的精巧设计，又保持着现实主义文风的肃静。舒张练达的文字功底，缜密细致的情节布控，深刻锋利的思想情怀，与年少心性的文学理想，这一切都在作者笔下激荡、回响。时间的重叠，现世与记忆的交替出现，南安的故事在边境的日日夜夜里轮回不息——呼唤的，是那些快要被世人遗忘的声音；迎回的，是那些走失的男孩和女孩无法磨灭的影迹。

内容简介

中越边境的小城南安，多多、阿策是情同手足的朋友。那一年，多多在夜晚带回了流落街头的逃亡女孩美惠，三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生的命运便交织纠缠在了一起。

多多的家中有着穷凶极恶的父亲，和从越南被贩卖来、备受凌辱的母亲；阿策家中有着暴戾冷漠的父亲，和从事地下肮脏买卖的母亲——三个孩子生活在暗无天日之中，美惠更是被迫卷入了“井下生意”的旋涡。美惠目睹了南安阴翳的巢穴，被囚禁的女人们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

逃跑失败，走投无路，三个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一桩拯救美惠的计划而两相决裂。

多多远走他乡，多年后被出走的美惠寻回。两个相依为命的玩伴，现今局促别扭的怨侣，终于回到了南安，彻底揭开了当年南安那些坚强的女人挣脱束缚的复仇真相……

作者简介

陆俊文

青年作家，编剧。上海Zui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曾获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三届“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全国九强。20世纪90年代出生于广西南宁，壮族，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关注边缘弱势，勾画淋漓人生，以文字与影像编绘现世图景。其作品散文见于《文艺风赏》《萌芽》《Zui小说》等杂志，文章收录若干《90后文集》《新概念文集》，代表作《我在鹿港》《遗我双鲤鱼》等。

已出版作品：《我在，孟特芳丹酒吧》《咸咸海的味》

精彩书摘

　　《南安无故人》：
　　南安三面环山，没山的那面有水，源头是哪儿当地人也不得而知，但这条河横贯东西，在没通路以前一直是南安人出远门的耍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边防公路修到南安，水路才挪作他用。这条路像根通天脐带，扭摆着旋往山睽，在80年代末集体接生了一大批外来婴孩。多多就是这些苦命孩子当中的一个。他阿爸陈天福赶着经商大潮随东北老乡一路南下，别人都下海奔往广东，他却拐了个弯钻进广西边疆，直驱南安。西江河南段有个锰矿，被眼疾手快的北方老板抢了承包，工头和管账的都是北佬，冒死下井的矿工却多是当地穷汉。陈天福虽然也被嘲作北佬，可他瘦瘦小小，没有一点北佬的高大气派，除了白——他的脸像一面新刷的石灰墙。陈天福不挖矿也不在工地上管账，可他这人猴精，在河北段开了家面馆。南安人顿顿不吃米粉就吃米，叫这群牙缝里塞惯面粉粒儿的北佬哪受得了。于是这家面馆逐渐声势浩大起来，又发展成同乡会，自成一派；当地瘦黑的南安人一见这些个三五成群膀大腰圆的北佬聚一块儿都得低头绕道，丢了地主的势头。
　　多多阿妈叶美玲也不是个土生土长的南安人，她老早就被拐来中国，是个越南女人，后来几经转手卖给了陈天福当老婆。她长得不算好看，也并不难看，只是混在当地女人堆里，显得黑，一眼就叫人辨认出来。她的手臂和指头都像男人的一样粗壮，因为长期摔粉揉面——陈天福开面馆却从不下厨，自己成日坐在隔壁阮凤英家的麻将桌前，和一群婆娘玩牌赌钱。输了他也乐意，谁让那几个婆娘个个肥得让他一揩全是油。
　　当然阮凤英是不肥的。她是这一带长得最标致的女人，她也是个越南人，是阿策的阿妈，可她比多多阿妈白，也比多多阿妈漂亮。她的眉毛是特地找人修过的，裁成柳叶文上绛紫色，削肩长颈高鼻梁，再配上一双俏目，任谁瞧上一眼也忘不了她。这里所有女人都学她的装扮、她的衣裤和她走路的姿势。她穿着曾流行过的宽口裤，裤腿肥大，上衣倒是裹得很紧。朱砂红的高跟皮鞋只露出尖尖的头，像是吸人血的蚊子针管嘴上沾染了一抹猩红。她走起路来像飞，步子轻盈，距短而疾。那些胖女人也想学她那么穿衣，可腰间的赘肉紧绷着往两边坠，连衣线都松脱了哪还有修身可言。
　　她家挨着多多家开了个铺子做转手行当，兼营外贸。她常常就倚靠着木屑松落的门框，交叉着两条腿，嵌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手指缝夹着的那支烟簌簌燃着。烟顺着屋檐跑，魂似的，忽就没了影。
　　在南安这儿，就没有几家是不干走私活儿的。贩卖烟酒是活儿，偷运毒品也是活儿，只是活分大小钱分多少。两地关系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大家就见风使舵，头掉南北。面儿上似乎闹得不可开交了，底下照常互通有无。
　　南安这里的地势是北高南低，站在坡上南眺，不起雾就能看清十几公里外的归舂河旋流入越。20世纪go年代的南安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他们撑着竹筏，就荡到归春河中越交界的边境线上了。那边屋顶上插着一星红旗的是越南，这边屋顶上飞着五星红旗的是中国。
　　越南人卖香水和卷烟。他们能拿法国货，南安人瞅着眼睛发红。南安城里穷人家抽青竹烟，两块钱一包，辣而呛，小孩子抽不来，只有那些千瘪瘦黑的老头能抽——吸一口，皮肉都皱起来。世代居住于此的大部分是汉族人，也有京族的，多是从东兴三岛迁来的。
　　南安一年有八九个月的夏天，湿热而闷，因而这里的人都长得面黄肌瘦，脸色黝黑。天气一热就堆在西江河上游冲凉。一排光屁股的男人女人，肩膀上挂一条褪色破洞的毛巾，揣着一块瘪瘪的香皂，就蹲在河边搓澡。
　　多多比同龄人都显得矮小，因此总站在最边上最不显眼的地方。阿策虽和多多同年生，可他长势生猛，比多多高出了近一个头，十一二岁的时候，身下的毛已经茸茸似一片浅滩平原。阿策告诉多多他最喜欢洗澡的时候泡在河里撤尿，一边舒张着胳膊和腿划动，一边排泄出热乎乎的尿液，咕咚咕咚的声音让他有种莫名的兴奋感。他常常招引来年纪稍长的姑娘们围观，也不害臊，一个个捏着他的胳膊呵笑。阿策的皮肤晒得呈铜棕色，肌肉壮硕结实。而多多则是凄惨病态的白色，薄薄的皮肉没有丝毫韧劲。
　　天生瘦小的基因多半也是从陈天福那儿遗传过来的，可实际也怨不得他呀，要怪还得怪到陈天福的胞弟陈天宝头上。这傻子在娘胎里就拼了小命和亲哥争抢，生下来比陈天福整整重了四斤。本以为能吃是福气，天宝一张嘴全家就围着他转悠喂他吃肉，白白胖胖还老咧嘴笑，多招人稀罕。相比之下陈天福打小就是根被冷落的豆芽儿。三岁以后，转机始到，陈天宝此后的智力再也没能超过三岁，按理说陈天福应当得宠才对，可全家人再一次把所有的爱投掷到这个智障天宝的身上，陈天福也从那会儿开始就不断被爹妈训斥着要好好照顾弟弟，而后几十年他身上都背着这捆燃不起的柴火，从北向南，他带着弟弟天宝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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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昨日是远方流动的河

热这种感觉比冷更五味杂陈，尤其在南方，它不是单一的触觉，它还包括湿漉漉、黏糊糊，包括皮肤的灼烧刺痛，和睁不开眼的明亮。我出生在中国西南，差一点，就是中越边境了，在地理上，用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潮湿、喀斯特地貌、水气腾腾，这几个词去形容，大家会一目了然。我的故乡和我笔下的南安一样，它既迷人，又叫人憎恶。

我记得我十岁的时候，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她是乘着大货船经北海泊岸再一路坐大巴颠簸来到我家的，她随身拖着几袋水产，夜晚就蹲在街边的路上贩卖，想要攒够回程的船票。她浑身腥臭，衣着简陋，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是谁，我看见她和母亲一见面就相拥而泣，哭成泪人儿，后来我才晓得，她是我母亲的亲妹妹，我的小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被卖到了海南乡下，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拐骗。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男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姨父，这个我至今没见过面的男人。她尝试过许多方法逃走，可全村的人都扮演着一场集体失言，将她关押，逼她行房，直到她抚养出一双儿女，等他们长到十岁，知道她想逃也舍不得逃了，才给她机会回一趟娘家。那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原来我还有这样一个小姨，而我母亲与她阔别十几年，一见面就哭得声音嘶哑。那个年代，我母亲身边的不少女人，运气都没多好，远嫁台湾的此生没了消息；去了香港的攒了半辈子钱仍旧居无定所；而我母亲最好的朋友，下海去了广东，三十几岁便得了肺痨离世。

十六岁时，我第一次去了中越边境，那时候的好奇心多过悲悯之情，走马观花看的是新奇，直到我一个被囚禁三年的姐姐逃出来，展示着身上的伤疤诉说往事，我才知道边境生活不是我眼中看到的那样，人人都能靠卖廉价卷烟和香水过活，喝着啤酒惬意度日。

二十岁，我在台湾读书，国际关系这门课上，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叫《我们》，里面讲的是越南新娘和嫁到台湾的东南亚新住民生活，随后我在台中梧栖渔港的国小教书，跟踪采访其中几个混血孩子的生活。同年，我认识了一个朝鲜族的朋友，他在去韩国前，给我讲述了他在朝鲜的阿姨如何忍辱负重逃到吉林延边嫁给当地人，最后斩断一切离奇失踪，留在韩国的历程。

2013年冬天，我开始敲下《南安无故人》的第一行字，直到今天，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这期间，我换了三座城市、两台电脑，清空了手机里所有备份，脑子里起过无数次念想，不如就放弃这个小说吧，既难写，又不讨巧，有多少人会在意你要说的这些故事呢？然而就在这样漫长的自我撕扯和对抗中，我终于写下了结局，但我换来的并不是长舒一口气的安然，而是陷入巨大的沉默与焦虑之中。

十七岁的我，和小说里的多多一样，急切地想离开故乡。他跳上了一辆封闭而颠簸的卡车，而我爬进了一列拥挤而闷热的火车，开往远方——可什么是远方？陌生、新鲜、永无休止、动荡不安……我想用一切美好的词语去修饰它，哪怕远方和咫尺其实从来都一样，世界也从不分什么外面和里面。我告诉书中的人物，你要充满勇气，要决绝果敢，我让他们带着我的心愿，用一种粗暴而有效的方式逃离。

在写《南安无故人》之初，我住在一间青旅加盖的棚屋里，冬天，风把铁皮吹得四处晃动，我听见一墙之隔的那对情侣每天吵架做爱，吵架做爱，如此反复，构成了他们丰富却又单调的人生。我听整栋楼马桶冲水的声音，我听油锅沸腾电饭煲报时的声音，我听走廊前的人来人往，我听楼梯上的步履匆匆。

我写的小说并不比这样琐碎的生活要高级许多，小说里的主人公要对抗的是灾难，而我们要对抗的，则是平庸。从中文系毕业后，我离开了厦门，辗转江西、上海，离故乡越来越远，却让我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近。人总是在疏离和羁绊中成长，也因孤独和落魄清醒。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将我包裹成一个厚厚的茧，那么写作一定是把尖刀，帮我刺破自己的保护层，把最柔软的部分袒露出来，让小说里的人物替我重获新生，也以此来观照自己的人生。

写下南安这个地名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安哲的电影《雾中风景》片尾那片浓雾——我看不清这座城市的轮廓、形状，它空空如也，死气沉沉。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中越边境上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地标，它太渺小了，以至于轻易就被人遗忘；它甚至从来不存在，可它又魂牵梦萦地在我意识深处出现，刺扎我、冲击我、召唤我。

直到多多、美惠和阿策出现，站在雾中和我遥遥相望，我仿佛看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挣扎、叹息，跌倒又爬起，我知道，再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直观的方式了，也再没有什么，比让别人读到这些故事更让我感到慰藉。

谢谢曾经二十岁青涩较真、莽撞拙劣的自己，也谢谢那个坦诚热烈、毫无保留的过去。

南安无故人，何处是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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