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一书中安妮-玛丽?斯劳特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当代女性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即女性如何选择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平衡？她反驳了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的观点，探讨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时为女性打抱不平：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女性不可能同时兼顾成功的职业生涯和圆满的家庭生活。她如实地讲述了自己在平衡职业和家庭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反映了斯劳特在国务院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十几岁儿子的生活状态。提出女性不应只知道“向前一步”，还应放下得失心。作为一名在职业和学术事业上均取得丰硕成果的，美国第一职业女性，安妮 -玛丽·斯洛特教授首次将她轰动世界的观点延伸带来这本书。以丰富的个人经历和故事，阐述了当代女性在职业和家庭生活中的真正平衡之道。这本书激励了无数女性，更有理性地追求自己平衡于工作与家庭间的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

作者：(美)安妮-玛丽?斯劳特译者：何兰兰

安妮-玛丽?斯劳特，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首位女院长，2009年初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是担任该职位的首位杰出女性，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左膀右臂，被誉为“美国职业女性TOP1”。她先后受聘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曾被评为福布斯全球迷人女性之一，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曾撰写美国国务院《四年发展和外交评论》，以及《女人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是《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受关注程度奇高的一篇文章。
何兰兰，女，80后，热爱文学与翻译，曾翻译《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好儿子全靠妈妈教》、《致十年后的自己》等多部作品。现为高校教师。

精彩书评

读了这本书后，我更有自信地说，在安妮?玛利亚的希望和积极中，你我都可以改变我们的观点和政策，来让男人和女人们真正地完全参与到他们的家庭中，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
　　她总是能够在人类的日常生活故事中发现闪烁的东西，她的这个天赋也正是让这本书成为每一个，既想成为工作中的领导者，同时也想成为完全称职的父母的人所必须要读的书。
　　——《郝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郝芬顿
　　本书全面反思了‘拥有一切’这一概念，堪称发人深省的行动号召，必将改变我们很多人对待重要的事——生活——的方式。
　　——《人物》
　　本书是对谢丽尔?桑德伯格《向前一步》意义非凡的修正……在斯劳特看来，需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她们所在的组织机构。
　　——Slate 杂志
　　这是职场女性的一部宣言……斯劳特本人的亲身经历与其他人的真实故事巧妙地穿插交织在这项研究中，使本书读起来令人信服，而又十分生动。
　　——《金融时报》

精彩书摘

“你的离去，太令人遗憾了。”

2010年12月，我和我的团队——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同事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完成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重大项目。那时的天气冷得刺骨。凌晨时分，我和一名同事步行回家。我们一边竖起衣领抵御凛冽的寒风，一边在心里不厌其烦地玩着“华盛顿消遣游戏”，默默揣测中期选举之后的人事任免与去留。我并没有说话，但种种明确无误的信号预示着——我很快就会升职，被提拔为少数几名高级官员之一。我感到很振奋——内心深处却又矛盾重重。
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我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将近两年，直接向国务卿报告，并负责协助国务卿研究制定并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架构与全局战略。两年前，这位我由衷敬佩的女性，也是一位绝佳的老板——克林顿国务卿打电话邀请我担任政策规划司司长这一职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也告诉她，我只能做两年。因为通常情况下，教授只能向所供职的大学请两年假来担任公职；如果长于两年，教授就必须放弃终身教职。然而，从我最初到华盛顿上任以来，我和我的丈夫安迪都充满期待，如果将来有机会担任更高职位，那将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担任教职，但毋庸讳言，外交政策才是我终身的挚爱和追求。
那一刻正是我“向前一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推动自己勇敢迈进的时刻。当然，在此之前，没人保证我将来一定能升任更高职位。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保证，升职的可能性也值得期待；而且，我属意的职位又是一个从未有女性担任过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我有机会继续提倡自己主张的外交政策，并使其成为克林顿国务卿任期内美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名职业女性：法学教授、院长，读本科时我就野心勃勃地计划考取法学院、将来进入国务院任职。这样的我，面对近在眼前的升职机会，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才是。然而，在职业生涯顺利晋升的同时，我的个人生活却显得有些复杂。2009年我第一次来国务院工作时，安迪和我商量之后，觉得我每个星期往返华盛顿比举家搬往华盛顿，对他和我们的两个儿子来说，会更好一些。孩子们当时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分别读四年级和六年级。他们很喜欢当时所居住的社区，并深深融入了社区生活。他们满心欢喜地同意我们的决定：尽管他们一开始听说我要去华盛顿工作时有些紧张不安，但当我建议每个人都随我迁往华盛顿时，他们的反应却很直截了当：“再见，妈妈！”
安迪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专业的终身教授，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经常参加各种外交政策相关活动，外出旅行也比安迪更频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家，我也总待在电脑前面。我的大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他画出自己的家人，他居然把我画成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甚至不是一个坐在电脑前面的女人，而直接就成了一台机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家和孩子们的学校只有一英里远，我能参加老师组织的家长会、各种学校活动、体育赛事。而且，当时我在大学工作，日程安排相对灵活。即使我偶尔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总能找出时间弥补孩子们，一起出去度个假或者一起在家里待着。我总能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我很庆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养育孩子，同时又能在职业生涯中担当重任。
因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合默契，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一次我们也可以轻松适应全新的生活节奏。然而，这次的改变非常痛苦。在克林顿国务卿发出工作邀请到我开始工作的两周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家仅有十分钟步行距离；而现在，我星期一早晨五点出门，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才回家。这样的时间表在奥巴马政府官员中并不罕见。据我所知，政府里有很多人把家人留在了纽约、宾夕法尼亚，甚至加利福尼亚。即使家人都在华盛顿的政府高官们也很少见自己的家人。他们的工作繁重异常，令人疲惫。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举足轻重，利害攸关。国际事件永远不会顾及家庭日程安排；国际危机接踵而至，堆积如山，最珍贵的家庭庆祝活动也难免被不幸打断。我每个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了。但是，直到6月份，我仍没能攒够一个星期的假期。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既收获了由此而来的种种好处，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安迪当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选择。但是，对我的儿子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来得太突然，也太巨大了。我的小儿子——只有十岁——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不禁号啕大哭。每次我想开口安慰他，他就冲我大声喊叫，甚至未等我说出一个字来，“我不要你走。我才不管什么国家呢！”在这之前，我向他解释说妈妈正在为国家工作，而他也一样在为国家效力。这是克林顿国务卿与他见面时曾对他说过的话。但是，他的确已经受够了。
我们的大儿子对我的离开努力表现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动承担了原本每天早晨由我来做的准备早餐果汁的任务。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这份工作，而且也能从广泛的层面上理解我的新职位。之前有段时间，我还在摸索华盛顿工作的门道，有时不免沮丧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说出要辞职回家这样的话来（当然，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做）。他会看着我说：“妈妈，你不能放弃，不能辞职！你可是我们的行为榜样呀！”这样的话，最开始，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很可能是从他朋友的母亲那里听来的。但是，后来，慢慢地，这已经内化成他心底的东西了。
他为我感到骄傲，但同时，又不得不努力适应中学里的全新生活。素未谋面的新朋友，要求更高的新课程，而且，忽然之间，日常的生活节奏全被打乱了。正在渐渐步入青春期的他，变成了很多父母都很熟悉的模样：整日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好不容易回答一句，却言语粗鲁，常用单音节词。他的朋友也全换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开始不做家庭作业，扰乱课堂秩序，数学挂科，不理会任何试图接近他的大人。他与父亲打架，尽可能无视我的存在。到了八年级的时候，他的行为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升级。他被学校勒令休学，被当地警方带走。有一天，我们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时，我接到了几个紧急电话，不得不抛下手头的工作，乘头班火车迅速赶回家（克林顿国务卿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总能理解和体谅我，但这势必给我领导的部门带来压力）。
很多父母安慰我，我儿子的行为很常见，我面对的问题并无非同寻常之处。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正值反叛的年纪，难免让父母为之抓狂，头痛不已。虽然安迪总会在家，尽其所能照顾孩子，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务，但孩子们却始终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尽管我那么热爱工作，可每当接到一个电话，或收到一条短信，提及最近家里的混乱局面，我就不免焦急起来，反问自己：当孩子们需要我的时候，为什么我却仍安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我曾设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境，寻思着或许我可以再扛一扛，继续在华盛顿待上一年。但是，无论我将被委任何种职位，均需参议院核准通过，这就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而且，克林顿国务卿会理所当然地希望我任职两年，直至奥巴马总统首任任期结束。我也曾想过让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搬来华盛顿。不过，那样的话，安迪就不得不奔波于华盛顿和普林斯顿之间，而孩子们也将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一切从头开始适应。我觉得这对孩子们非常不好，尤其是我们的小儿子。我们当初举家迁往普林斯顿的最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当地优质的公立教育以及有益于孩子们成长的优越社区环境。
经济也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进入政府工作之后，我的薪酬比之前降低了一半多，还必须支付在华盛顿租住的单间公寓的租金以及来往两地之间的交通费用。如果举家搬来华盛顿，那我们就可以把普林斯顿的房子租出去。但是，安迪不得不两地奔波，我们也将支出大笔的搬家费用，在华盛顿这个物价更昂贵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这一切都将花费不菲。
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当时正确的选择是回家，即使这样的选择让我对自己感到有些陌生。但我还是辞职回家了。克林顿国务卿为我举办了盛大而美妙的告别晚会，令我终生难忘，铭刻在心。我的整个大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姑婶姨、叔伯舅、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大家都来了，其中有四位甚至从香港远道赶来。安迪和我们的两个儿子笑容满面，和众多亲朋好友，无论亲疏远近、交情深浅，共同见证了我被授予国务院杰出贡献奖章——国务院有权颁授的最高荣誉。我深深敬爱和钦佩的同事们也纷纷前来与我道别，送上礼物与祝福。我从来不曾认为我的选择是“放弃”或是“中途退出”。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独辟蹊径，阶段性地以照顾家庭为重，而不是一味追求职场晋升。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便收拾东西，打包回家了。到了星期二，我已经回到普林斯顿的教室里开始给学生们上课了。终于不再有没完没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日程安排。终于可以让自己找回久违的身心平衡。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家也逐渐恢复正常。我又回到了普林斯顿，继续教书、写作、演讲、评论对外政策。虽然事务繁杂，依然忙碌，但时间安排相对自由灵活。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这种自由灵活的时间安排，对于既想照顾好家庭、当一名合格母亲，又希望在职场上纵横驰骋、取得成功的我来说，究竟有多么重要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曾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小事，忽然之间显得异常珍贵起来。回家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每天早早起床，给儿子们做各式早点：松饼、烤饼、煎饼、华夫饼、炸土豆饼、鸡蛋，等等，花样翻新，应有尽有。的确，在过去的整整两年中，安迪每天叫孩子们起床，吃完早餐，送他们上学去。天天如此，从未中断。我回来后的第一天早上，安迪翻过身来，对我说：“轮到你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温柔地提醒我，似乎我为自己过去的缺失弥补得太多了一点。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表面上是为他们做的，实际上也是为我自己做的。作为一位母亲，我以前从未想过，哪怕只是看着孩子们吃我自己做的食物，也能给我带来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这也许就是某种深层次的内心渴望吧。无论如何，我回来了。我感到无比快乐。
几个月过去后，我开始拷问自己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我决定辞去政府公职，是出于对家庭的爱与责任。如果奥巴马总统能成功连任，我想我仍会尝试对外政策方面的工作。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官员，你所在的党派执掌政权长达八年之久，而你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那这时无疑就是你摘星揽月、实现梦想的绝佳机会。2011年离开时，我并没有排除两年后再度回归的可能。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苦苦挣扎，与自己较劲。即使我足够幸运，有机会回归政府工作，但再一次离去也意味着我将错过大儿子在家的最后两个年头，也将错过小儿子向中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只要家庭能正常维持下去，我从未想过改变职业生涯在我人生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现在的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次危机迫使我正视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很显然，最重要的，既不是他人为我设定的目标，也不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这种醒悟让我不禁质疑自小伴我成长并始终得到我拥护的女权主义叙事。我开始疑惑为什么女人的成功，甚至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首当其冲地必须是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就，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成绩。
过去，我总是相信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在各个领域取得和男人同等的成功。我也曾这么教导我教过和指导过的年轻女学生。男人，无论他们是总裁、首席执行官、主管、经理，还是其他各种领袖，他们也都有家庭。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女人也一样可以做到，只要她们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当时的我，虽然依旧为工作尽心竭力，却做出了一个让自己始料未及的决定，还十分肯定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像我这样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深受机遇、权力与妇女运动种种承诺的影响与塑造，也积极致力于把握机遇，追求权力，实现妇女运动的目标，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家庭而非事业的决定，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但是，2011年5月，即我离开华盛顿四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对整个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做一场以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福布莱特讲座。应活动组织者的请求，我又给四十多位罗德学者做了一场有关“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的演讲。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岁上下，才华横溢、满怀自信。
然而，与其说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严谨讲座，倒不如说那是我对他们的真诚倾诉。我向他们坦露，在保有政府高级官员职位的同时，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做一名称职的母亲，是多么困难，而我对这种困境事先竟毫无心理准备。我还和他们分享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思考。正如很多人提到的那样，当时我天天在两城之间来回奔波，理应预料到工作和家庭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如果我毫无心理准备，只能说我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了。实际上，我只是想当然地以为我和我的家人总能像过去一样化解所有难题，适应全新的生活节奏。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下届总统选举，继续掌权六年，只要我的孩子们仍然在家，需要我的照顾，我就不可能复出、担任政府公职。
出乎意料，大家听得都很入神，还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最先站起来提问的一位年轻女士，她首先感谢我“没有做一场虚浮愚蠢的‘你可以拥有一切’类型的演讲”。她听过太多这种类型的演讲，并对它们深感怀疑。当时在场的大多数女性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她们显然比我二十五岁时要老到得多，对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有更多的了解和准备，而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只需全力以赴追求事业，而丈夫和家人必会欣然追随。尽管他们如此年轻便在事业上颇有作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玩平衡戏法有多么不易了。他们想从有亲身经历的人那里听到的是，第一手的实际经验和利弊权衡，以及有助于他们规划未来蓝图或者预测未来情境的智慧箴言或真诚忠告。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对此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几个月后，我发现，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我回到学校本身，而在于我回来是为了孩子们。普林斯顿和纽约的人们问我为什么要回学校教书时，我大可以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的两年公职假期已经结束，并且假装不经意地提一提拉里?萨默斯在政府服务两年之后也回到哈佛教书了。但是，我坚决地向他们宣称，我之所以决定回来，家庭也是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当我还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时，我总是有意让人们知道，我会六点钟赶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或者为了参加孩子的校园活动或家长会不惜改变日程安排。本着同样的精神，当人们问到我为什么离开国务院时，我常常回答说，“我丈夫和我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他们需要我们亲力亲为，精心养育。他们待在家里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年了。”
忽然之间，与我交谈的人会对我产生与之前迥然相异的认知。他们的反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些难免令人咂舌。他们会说，“你不得不离开华盛顿，这太令人遗憾了”，也会说“我无法从你的选择中汲取经验。我从来无需做出妥协，我的孩子们不也很有出息嘛”。也有种种微小的迹象表明，这些交谈者总是忍不住重新审视我本人，揣摩着我是否有些玩世不恭、游戏人间。
总之，即使我仍有一份全职工作，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却突然之间被人们列入某种类别，被微妙地低估了——就像那些女人，她们禀赋过人，接受了良好教育，在职场上初露头角，前途光明，却选择做一份更轻松的工作或兼职工作，甚至辞去工作，一心一意照料家庭。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没有达到很多人对我的期待，我让他们失望了——年长一些的女人们，同辈的男人和女人们，甚至一些朋友——他们都曾对我声荣日盛的职业生涯寄予厚望。
在已然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都站在这种抉择的另一边。当有人告诉我她决定多花点时间待在家里、与家人共度更多美好时光，她打算走一条竞争相对温和的特殊职场之路，我是那个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充满优越感的微笑的女人。我是那个终日与一小撮大学或法学院精英好友待在一起的女人，她们从未松懈对崇高职业理想的追求，她们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女权主义事业，并对彼此的成就相互祝贺。我是那个向女学生们或讲座听众们灌输如下思想的教授：你们可以拥有一切，无论你们从事何种职业。这意味着，我曾经非常不明智地推波助澜，让女人们觉得，如果无法做好全职工作、像男人一样在职场上平步青云的同时，维持一个家庭，并拥有积极活跃的家庭生活，问题不在别人，而在她们自己，全是她们自己的错。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感觉：成千上万的女人，越来越多的男人，做出了与我类似的选择时，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他们坚持认为职场成功并不是人类幸福和成就的唯一标尺，却不能为此小小庆祝一番。这是完全错误的。
2012年，我给《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把脑海中酝酿了许久的有关女人与工作的思考都写了下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女人仍然无法拥有一切》。没过多久，我就后悔取了这样一个标题。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标题，朗朗上口、吸引眼球却不甚准确，比其他表述精确的标题——比如《为什么职业女性需要更好的职场安排，使自己始终保持活跃并登临职场巅峰》——让那期杂志更加畅销，卖得更好。不到五天时间，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就被阅读了四十万次；一个星期以后，它被阅读了一百万次；而今天，它是《大西洋月刊》一百五十年出版历史上被阅读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大约被阅读了二百七十万次。由此，明显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女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男人，想要就一个“业已五十高龄”的话题——真正的男女平等意味着什么——开启一轮全新的对话。
在接下来那几个月里，我收到了无数的来信。被文章打动的人们纷纷向我写信倾诉衷肠。杰西卡?戴维斯-加纳奥，一名试图获得终身教职的学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患有遗传病。她在信中写道：“我刚刚读完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便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还不得不关上房门。你清晰地道出了过去这几年我一直纠结挣扎的问题。”另一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评论是一位母亲说我“给了她一种许可”，让她放下工作，回归家庭，跟孩子们待上一段时间。这是她一直非常想做而不敢做的。
当然，人们的反应也不全是热烈的欢迎与充分的肯定。我被指控为“权势”女权主义者——我只关注像我自己这样的权势女性的高端问题。一些批评者抓住“拥有一切”这个概念展开争论。他们把它叫作过度追求完美的荒唐闹剧，如空中楼阁般想象着既能拥有了不起的事业成就，也能同时做个全力付出的称职父母。其他批评者认为我的文章将会破坏女性现有的通过艰难抗争才取得的历史性职场地位。
不久后，我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发表演讲，直面批评与赞扬，倾听质疑与提问，竭力寻求答案。渐渐地，我允许自己突破理念的藩篱，摆脱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假设，重新审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自然的。这个过程就像在眼科医生那里，她轻轻拨动着验光机上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 [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