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飞行从一开始就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战争竞技场的窗户。1908年，随着飞艇和飞机度过最早的发展阶段，开始崭露头角，欧洲各国的军事部门已经站到了接受动力飞行的起点。1909年至1914年，人们见证了飞艇和飞机转变为现代化战争的早期工具。在第一章里，约翰?H.莫罗（John H.Morrow Jr.）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飞机的应用，指出在军事飞行的早期发展方面有四个国家比较突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整体发展都值得关注，而意大利则是较早着眼于战略轰炸的国家。1914年8月，欧洲列强之间开战了。当时空军和航空业都还处于萌芽阶段，以德国巨大的齐柏林飞艇为例，虽然刚开始看起来可能会用于空中轰炸，但是真正应用于作战时才发现它既造价昂贵又不堪一击。相反，相对小巧的飞机很快在1914年就被证明非常适合进行军事侦察，充当火炮定位工具。到1918年，它的作战又拓展到空中格斗、地面进攻、战术以及最终的战略轰炸方面。莫罗讲述了为满足世界大战的要求，航空武装力量和航空工业的规模是如何日益扩大规模的，以及航空技术是如何日臻成熟的。

1939年之前，许多国家都担心，决定下一场战争胜负的将会是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针对国内民众的空中打击。但是就像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在第二章里描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战场则是另外一幅景象。奥弗里认为：为了打败敌人的武装部队，与地面及海军部队协同作战的空中轰炸，仍然是空中力量的主要功能，同时也是1939年至1941年德国胜利及1942年至1945年盟军胜利的最主要原因。这一章同时探索了战时两场主要的独立大规模轰炸行动：1940年至1941年德国对英国的闪电战大轰炸和英美针对德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德国占领区的联合轰炸行动。无一例外，它们都没有达到摧垮民众士气的目的。同时，从盟军的轰炸行动来看，发展有效的可行空战思想成为在欧洲西部和南部胜利的根本性因素。盟军长期而又广泛的轰炸行动成功地粉碎了德国的战略，并且通过切断德军前线重要的军事资源供给而限制了德军的战时生产。最终，盟军在战机数量上的优势成为其取胜的决定性因素。奥弗里最后得出结论：参战国对战机生产的重视程度、空军在战争筹划和决策过程中的整合度及政治高层对于空中力量的接受程度，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而这恰恰导致了空战的最终结果。

空中力量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比欧洲战场大得多。理查德?R.莫勒（Richard R.Moller）在第三章里揭示了战场的广阔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对手不得不依靠陆基战机或航母舰载战机来达到战略目的。日本帝国海军建立了一流的航母部队，能够长距离执行强大而又灵活的机动攻击。美国也在太平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航空部队并制定了作战战略，而它的陆军航空部队主要筹备对付欧洲战场的纳粹德国。日军对珍珠港发动了破坏力巨大的空海袭击后很快使日本占据了重要资源区域，并且形成了一道令人生畏的防线，还暂时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无力化，美军的战斗一时只能是一种坚定的防御性行动。莫勒认为美国在中途岛的巨大成功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来之不易却意义重大的胜利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趋势。尽管如此，日军仍然十分强大，有着稳固的内侧防线和坚实的外线堡垒。但是，美国的空中力量最初提供了一种迂回日军防线的手段，并且最终使日本本土面临直接的空中攻击。莫勒描述了西南太平洋的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如何帮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岛屿跳跃”（island-hopping campaign）作战构想成为可能。同时，美国海军的航母特混舰队从中太平洋到菲律宾也杀开了一条血路。只有在这之后，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才能在一场破坏性和争议性都十分巨大的行动中将日本很多城市夷为平地，并且最终宣告了原子弹时代的到来。

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年）

约翰?H.莫罗（John H.Morrow?Jr.）

从军事飞行的起源到1914年8月

空中飞行从一开始就为一个新的战争竞技场开辟了前景，而自19世纪下半叶，飞行在军事上的应用和军事观察气球的使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力飞行被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1883年，也就是飞艇被发明的前一年，在阿尔贝?罗比达的著作《20世纪的战争》1中设想了一场所向披靡的空中突袭，而伊万?S.布洛赫1898年的论文则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飞艇轰炸时代就会来临。2到19世纪末，气球飞行奠定了整个民航工业和小型军事飞行部队的基础，并且为军事动力飞行进行了一定的前期展望。

19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更为稳定且高效高速的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发明和发展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动力飞行具备了明确的可行性。在1906年到1908年间，欧洲军队获得了第一艘飞艇；法国陆军购买了勒博迪兄弟建造的实用飞艇，而德国陆队则有了由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设计的巨型刚性飞艇。就像诺思克利夫勋爵所说的那样，“英国不再是一个孤岛”。3著名的英国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和劳斯莱斯公司尊贵的查尔斯爵士也有同感。1908年出版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作《空中的战争》4中，戏剧性地描绘了城市的毁灭以及人类文明最终会因为未来空战中的巨型飞艇和飞机而消失。到1908年底，飞艇和飞机还在试验阶段并未投入使用，而且它们的军事效用仍是个未知数。

在这个紧要关头，飞机突然在欧洲飞行舞台上出现了。1908年1月，法国人亨利?法尔曼驾驶了一架靠自身动力飞行的双翼机，完成了首次有正式记录的环形航线飞行。同年10月30日，他完成了首次陆上长途飞行——从布伊到兰斯，飞行距离27～30千米。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观察家认为这两个成果标志着航空实际应用于军事用途的开端。虽然他们承认莱特兄弟的惊人纪录——能够在空中持续飞行达2小时20分钟，但是他们的飞机仍然需要一个弹射装置，并且只能在演习场试飞，并不适合在各种地形飞行。

即使在航空发展的早期，国际法学界就确定飞机具有潜在的巨大破坏性，使得他们必须为了国际法而尝试描述空战的影响。法学家们对什么是合法的战争航空用途意见不一——一些人允许有空中轰炸但不允许空中格斗，而另一些人允许飞机用于侦察、通信、勘测但不同意用来轰炸。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均含有关于空战的讨论。1899年，飞艇可用作轰炸的潜能引发了一项长达五年的禁令——禁止从气球上投放抛射爆炸物，反对轰炸不设防城镇。然而在缺乏有效和可靠的轰炸机的情况下，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代表不排除在战争中使用新武器的计划。1907年，海牙会议与会者同意不向不设防城镇和村庄投弹。空中武器越接近投入使用阶段，国际法学家就越倾向于承认其作为武器的合法性。1908年，尽管幼儿期的军用飞艇和飞机的适用性相对于被证明的事实来说依旧只是一个猜想，但它们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未来还是有可能达到的。而在1909年，航空技术尚处于被军事机构接受的起点，但在1909年到1914年这短短五年间将会看到它成为现代化战争武器雏形的转变。

1909年7月，法国飞行家路易?布莱里奥成功完成人类首次驾驶重于空气的飞行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壮举。同年8月，《兰斯航空周刊》报道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此次飞行刺激了整个航空业的发展和航空军事的进步。法国陆军在兰斯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而且决定在1910年9月进行演习，在此次演习中，飞机已被有效地用于侦察和联络工作。而1911年秋季的演习表明，飞机在60千米范围内可以找到敌人的确切位置，这就促使陆军军官开始考虑空对空作战以及大规模轰炸地面部队的问题。在1911年的一次军事航空审查中，比利时的一位中尉军官建议对城市中心和政府所在地进行空中轰炸，因为这样会扰乱一个国家的正常生活秩序，从而削弱对方士气。5

和对外施压的政治军事手段，因此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屡次失败（飞艇缺乏稳定性，特别是在恶劣的天气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吉利海峡对岸，R.P.赫恩的《空战》在1909年出版了，而且他宣称未来的一切都将受齐柏林飞艇的摆布，空袭会挫伤士气，令地面部队一无是处。到1911年，所有欧洲强国都致力于军事航空的发展。同时，一些观察家推测，出于对空战的恐惧将导致陆海军的解散，而且由于空战的可怕性会使战争毁于“自身的膨胀”。6

事实上，由于1911年摩洛哥危机导致的欧洲战争的各种预期，各国陆军开始研究和测试武装飞机，在这些飞机上均配备机枪、加农炮、投落式炮弹以及机械投枪（从炮管内发射6英寸金属标枪）。在1912年，米其林兄弟发起了一年一度的轰炸竞赛，而且出版小册子来倡导支持轰炸火炮射程以外的地面部队和物资。尽管出现过这类倡议，1914年法国陆军投入战争时拥有的141架飞机，并未用于作战，而是用作侦察。

相反的，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飞艇加入到未来战争的作战当中，并用夸大的言辞称赞齐柏林飞艇具备最强的打击能力。1912年12月24日，他告知陆军部：

我们所拥有的武器——最新式齐柏林飞艇远远胜于我们对手的所有类似武器，如果我们竭尽全力地去完善它，那么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我们将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飞艇作为一种武器得到最高速发展，能确保我们在战争一开始就先发制人，给对方以有效打击。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这一武器造成的实际打击效果，还有对于士气的影响将会相当惊人。7

德国的多份航空期刊响应冯?毛奇的观点——认为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间断地定点空袭敌方目标。8尽管这种飞艇在参战前只在一次轰炸演习中亮过相，而且在1914年夏天，德国陆军也仅拥有7艘这样的飞艇，但1913年德国战略计划中明确规定须由最高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来指挥飞艇完成战略侦察和轰炸任务。当时德国陆军有245架飞机用于战术侦察、通信以及火炮定位。

虽然英国在航空器发展方面不及法国和德国，但仍然积极响应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这一航空业忠实拥护者的航空发展政策。英国航空媒体的宠儿——丘吉尔在1914年1月被授予“海军航空教父”的称号，他宣称：“航空的伟大动力来源于军事形势和军事用途，海陆军必须成为这个国家航空事业的主要推进力量。”9尽管海军飞行员也渴望驾驶战斗机，但是英国海陆军都认同飞机的最基本任务是侦察。

在意大利，高瞻远瞩的陆军少校朱利奥?杜黑预测航空业的发展将会成为现代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而且他支持飞机设计师詹尼?卡普罗尼全力设计和建造一个航空舰队的多引擎轰炸机来完成战术和战略任务。到1914年，每一个欧洲强国都有面临战争的可能性，他们都拥有陆军空勤部队。如果海军规模大到需要侦察飞机，也会拥有一支小型海军空勤部队。而英法德在军事航空的整体发展以及意大利对战略轰炸的早期关注更值得注意。很显然，理论原则往往不符合航空的技术和工业状况，例如德国人就对其飞艇期望过高。纵观全局，一种限制性的军事航空原则将飞机限定在侦察和通信方面的使用，这也符合战争爆发前的航空发展状态。

前言/序言

序?言

历史：无尽的争论

学史可以明智。但是，战争研究者该如何最有效地提高他们对军事史和军事行动的了解程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爵士——20世纪最负盛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之一，给出了三个基本的“研究法则”。1

其一，要有广度：即了解战争随着时间而变迁的方式，掌握哪些因素是恒定的，哪些因素是可变的。只有广泛地阅读才能培养出对战争中常见的课题如作战指挥、战争原则及后勤补给的敏锐视角。通过全面地看待一个问题，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不同事件发展之间的关联，以便确定一些一开始不易发现的联系。

其二，要有深度。为提高自己的专业洞察力，学生需要逐一仔细研究不同的战争、战事和战役，并且一丝不苟地探讨具体问题；查阅不同的专业文献并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从而理解某个指定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识别其独有的各种特征，并且评估它与其他事件相通的某些性质。

其三，要探讨军事行动背后的具体历史背景。只有同时去了解交战双方作战部队和社会的性质，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战争、军事行动和战役的性质。成败的真正原因通常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工业因素等领域，而非单纯取决于军事行动的战场。如果对军事行动背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缺乏认识，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话，就和学习历史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历史的研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反作用。

接下来，霍华德教授总结道：“如能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三者结合起来，对军事史的研究不仅能使普通民众对战争的性质和其在塑造社会时所起到的作用加深了解，而且能直接提高军官的军事素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不管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民事考虑，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的真正作用不是使人类在下次作战中更聪明一些，而是使我们永远睿智。”2

除了遵循上述的研究法则，战争研究者还应该牢记荷兰教授彼得?盖尔（PeterGeyer）50年前的教导——“历史是一场无尽的争论3。”从根本上来说，对于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总会有新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对前因后果进行客观超然的盖棺定论是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因为主观判断是解读的核心要素。历史的真相和历史学家的解读总会存在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历史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不管历史学家有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待某个历史问题。

不可避免的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尝试解答一些特定的历史问题。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在收集数据、甄选史料和进行解读时做出特定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较强的主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4主观判断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激情和创作，而大大增加了可读性。真正的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将成见或偏见与拙劣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更为糟糕的是，偏见导致系统性地造假、篡改史实，并且对史实进行有选择性的解读，从而形成的论点，使几乎所有的历史解读都包含一定程度上的误读。

军事史其实是对亨利?路易斯?门肯名言——“历史对于人类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总能找到一个答案——干净利落，自圆其说却错误百出。”5的最好注解。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太多的未知、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太多的潜在问题。历史中的必然性“远非人类大脑所能企及”。6阅读战争史的人必须寻求多样性，而且要承认他所读到的史料并非定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战争。接受其他解读的可能性对于军事研究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基于对历史的错误解读而做出的决策可能将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下。因而研究者必须学会倾听新的观点，挑战旧有的权威，怀疑他们本身的成见和揭露固有的偏见，从而形成敏锐的洞察力。

现代社会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复合型战争已经形成：涉及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且从某一特定军事冲突中能得到太多潜在的经验教训。军事专业人士必须意识到匆忙下结论可能会误入歧途，并且在不知道当前与未来如何关联的情况下，就以史为鉴未免暗藏风险。谁会在1990年的7月就想到几个月后在波斯湾将会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谁会在2001年9月10日就想到西方国家的军队会大范围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尽管军事史对起因、部署及其后果这些项目的研究至关重要，但计划人员仍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要未雨绸缪。历史本身具有指导意义，但并非金科玉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然而无论如何，知史才能获得明今的起点。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国际社会、个别国家、社会、工业、商业及各军种兵种等在历史上如何和为何那样发展，又是如何形成当前的组织形式的。这是一项浩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此外，一个寻求正确了解历史的人，总是受到那些只想用三言两语就回答一切问题的人困扰，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不易。7

“伊卡洛斯综合征”

和军事研究相比，武装力量及其军事机构更倾向于关心影响作战能力的相关因素，如武器系统、高科技和火力等。因此，当对敌军进行评估时，他们通常关注的是战争中的数字序列和军事装备的相关性能，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内在复杂性。对于军事手段而非军事目标的强调好像既来源于也助长了一种观点，即适当的技术优势可以让战斗人员有理由去忽略战争及其敌人特有属性。

空军尤其要面对一种机制性的挑战。飞行员接受如何对轰炸目标投掷炸弹的培训，但是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考虑到如何提高这些炸弹的精准性和破坏力，必须考虑飞机的飞行速度、飞行里程、仪表检测和机动性能。军事分析家卡尔?比尔德（CarlBuilder），在其199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伊卡洛斯综合征”，用来描述美国空军如何将战机既当作目的又当作军事手段的行为。他认为，不论军事理论有效与否，就像帮助伊卡洛斯飞行的翅膀上粘住羽毛的蜡一样。当蜡因为吸收阳光的热能而融化时，翅膀就松开而脱落了，伊卡洛斯也坠地而死。当空军的领导层放弃将空军当作一个高度团结的整体来考虑而去迎合各个派系的不同利益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8

也许正因如此，在所有的军兵种中，尽管空军战术高超，但也有可能极度缺乏理性，会经常坚持从技术层面来解决复杂问题。某些飞行员决定打破这一藩篱来研究一下空战史，他们最关心的也只是如何瞄准打击目标，因为他们就是在一种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9这种对机械性、线性化、程式化思维模式的过多强调使很多飞行员和空军不能充分理解空战的性质和各种目标。在此环境下，大多空战研究都说明人们相信标准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的确存在，而且因果之间有清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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