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代日本学鼻祖，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指导书，历任美国总统必读之书！
　　2.首次出版后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当代日本学专家《零年》作者伊恩·布鲁马做序，阐述本书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4.真正插图版！本书配以60余幅图片，并有详细图解，图文并茂，更好体会书中之意！
　　5.中国人必须知日，知日必读《菊与刀》。

内容简介

　　1944年，作者受美国政府所托，完成一项旨在认清日本民族的课题，并以之为二战后改造日本国家的指导。此书即该项目成果。在本书中，作者在简单叙述日本近代史的基础上，挖掘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根源，并详细阐释日本人的“恩债”“人情”“义理”“忠孝”等理念，以及其他一些如幼儿抚养等生活习惯。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这两个在后世引发巨大反响的概念。本书不愧为文化人类学模范。

作者简介

　　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1887年出生于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合作，在研究中结合心理学方法论，创立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文化心理学派或称种族心理学派。该学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因此，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以分析文化形态的《文化的类型》和分析日本国民性的《菊与刀》为著名。
　　1944年，作者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菊与刀》即为此一成果。《菊与刀》奠定了作者在人类学、民族学的不朽地位。此书影响至今不衰，不仅在于此书对日本人深刻而细微的分析，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和改造；更令人赞叹的是，作者凭借自身的学术积累，仅仅依靠日本发布的宣传片、与日裔美国人的访谈以及战俘审讯记录，即完成如此精确的研究，值得当代人学习。

内页插图

序言
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安其分
第四章明治维新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洗刷污名
第九章人之常情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孩童启蒙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精彩书摘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见新，但如果是现存后代已无记忆的祖先，其墓碑也就无人过问了，家里佛龛上也没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对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孝道不仅是对双亲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对子女的照顾，西方人的说法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则认为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回报祖先之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所有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内。孝道包括了落在一家之长头上的不计其数的义务：扶养子女、教育儿子和自己的弟弟、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制度化家庭严格限制了承担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的义务，若儿子死亡，父母有义务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若女婿死亡，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但对丧偶的外甥女、侄女的收养与否，就不在“义务”之列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履行另一种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如果抚养、教育侄甥辈，习俗认为就是在法律意义上把侄子收作自己的养子。如他们仍然保持侄甥的身份，那么让他们接受教育就不是叔伯辈的“义务”了。
　　对于贫穷的直系亲属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被收养在某一家庭中的年轻寡妇，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只是冷饭剩菜。她处在家庭的边缘，任何人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自己的一切决定，只有唯唯诺诺地服从。她们是穷亲属，她们的子女也是一样。在特殊情况下，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这并不是那家的家长有“义务”必须善待她们。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即使彼此都承认势如水火，但只要哥哥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仍能得到赞扬。
　　[1] 野原，《日本的真相》（Nohara, K., The True Face of Japan），第45页。——原注。
　　最为激烈的冲突存在于婆媳间。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有责任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客气地宣称这个年轻的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心怀相当的妒忌。但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婆媳之间也总有孝道存在。媳妇在表面上总是低眉顺眼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柔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时做媳妇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现在的日本姑娘们公开谈论，最好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必然获得爱。在有些文化中，这种爱是大家族中道德的基石，但在日本却不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1]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致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义务的承担和报答，年长者责任重大，而责任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遵照长辈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巧妙地将天皇奉为神圣领袖，而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但他的形象却是“虽然可以获得一切，但不会获得很高的尊重”。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约近七百年来，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角色是不难的。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确立这种最高的道德。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示明治政治家们：在新体制下，要实现他们的“日本精神统一”的目标，他们必须付出些什么。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将军是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统一，尽管其下属对他也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者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封建领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领主的忠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更有强制性。因为对主君的忠诚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薄些。在动乱时期，侍从武士更是为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作战。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而天皇则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1868年的事件才有理由称之为“王政复古”。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赋予“阁下”们以权力，而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一些经过选拔的顾问执掌政务。真正的根本性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报恩。
　　“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毫无疑问，得益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这一靠传说来巩固天皇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对效忠天皇提出质疑，甚至接受天皇神裔论的一般群众，其理解也不是西方人设想的那样。“神”（カミ），在英文中被译成“god”，其词义是“至上”，即等级制的顶点。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巨大的鸿沟。每个日本人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忠”被献给等级制顶点的首领，即便他没有神性。在把“忠”的对象转移至“天皇”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会说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乃是欺人之谈，因为，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均不一样，但这种指责是无用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的更替，日本则没有。它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并未瓦解，其模式一直未变。明治维新以前一百年间，反德川势力利用的正是“万世一系”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理论。他们声称，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那么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塑造成国民最高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并不必然意味着神性。但这比天皇神裔说更加重要。
　　近代日本做了种种努力来改造“忠”，使之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特指天皇。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在漫长的统治期内，他很容易地成为全体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出现，都隆重布置仪式，极尽崇敬。国民匍匐在他身前，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他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都禁止打开，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窥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同样是等级制的。日本没有天皇召见执政官员的说法，而是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受赐拜谒天皇”。他从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针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宣布某项事务的终结，并安抚民心。当他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经过种种方式，天皇成了超然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对国旗安排了某种仪式，而且认为这种仪式对人是完全不适用的。而日本人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最高象征者的价值。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奉献一生“为了使陛下放心”。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教授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

前言/序言

　　（荷）伊恩·布鲁玛
　　在大多数情况下，去理解另一种文明都是很困难的。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间的差异之大，只有那些拥有“坚定精神”[1]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认知，而不被这些差异所烦扰。这个世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人类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的利益、历史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个人如此，那么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态度”[2]——唯有“宽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与我们完全相异的观念——才能收获他们自己的成果。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要在残酷的战争期间理解敌人，这又需要更多的“宽容”。但实际上，此时对敌人的理解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对敌人的优势和弱点有客观认识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
　　从表面上看，这一报告可能会证实美国人对遥远而未知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此似乎没有价值。因为此类偏见正好满足了两国战争期间的宣传。这些偏见认为“日本佬”生性狂热、阴险而未经开化；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随时会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言，想要驯服这一残暴的种族，“很有必要扭转他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尽管他表面上理解我们的科技和文明，实际却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作战，相信雷鸣闪电是天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谣言背后的真相，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他们会战至最后一人，还是会选择投降；他们会接受何种条件以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在1944年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
　　对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专家也未到过日本，她唯一可依仗的只有书面材料——所有的文字，从学术研究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都包括——此外，再加上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讲，“专家”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专家往往怀抱顽固的旧观念，而不愿让新的观念或成果干扰他们既有的专业知识。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还认为日本人本质上不是理性的民族，不可能组建起民主政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个优点就是她坚决反对种族和文化歧视。她的研究以开放的思想为基础。
　　某些人也许不同意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也就是不认为“民族特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观点近来已不流行。假冒的人种学和民族学理论已经玷污了“精炼（essentializing）”集体特性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倾向于强调“混杂状态（hybridity）”或是民族的多元文化，而不是考察民族单一特征。但同时，我们又痴迷于自身的同一性。事实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有关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在各地都很畅销。
　　纸上谈兵的民族研究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对其他民族深感兴趣，问题是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如她所理解的那样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研究抱有疑虑，因此怀疑过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著名的耻文化与罪文化的区别。文化分析的风险在于假定世界是过于静态且统一的。本尼迪克特对这一风险十分清楚。但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她仍坚信某些模式和特征不会跟着改变。如她对英格兰人的评论，“他们本性如此，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他们依然是英格兰人”。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再次阅读这部伟大作品，我被她精妙的研究方法所震撼。当她讨论耻与罪的区别时，她没有说明绝对的标准，而是仅仅重点强调。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与罪。但日本社会对绝对道德准则的重视远不如西方社会，而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
　　来约束行为”[3]。她认为，日本人对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某人的罪感源于犯罪行为，而耻感则源于他人的看法，前者往往被忽视。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下所作举动的一些描述如此生动，仿佛亲身所见。比如，孝顺的儿子无视自己所爱的妻子的需求与母亲的不同；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自苦于她同学的友善，因为她不知如何回报恩情。
　　她的研究因任务本身特点而难上加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观察分析十分缺乏，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协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未来可能的行为。鉴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国家，因此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对天皇角色转换，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监督会做出何种反应。困扰盟军的一个现象是，曾发誓战斗到底的敌人突然变得顺从，甚至是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十分深刻的义务——这是日本人生存的最终意义。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他以颤抖的、艰涩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4]，去投降、去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的日本，他的臣民马上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误读。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视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确指出，日本人不认为人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有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后的人。作为等级制的最高点，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你不必笃信他是上述宗教观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在1945年所面临的情况，而当前已不如此。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民众态度的转变之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的首要特性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其他政策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受客观条件制约。虽然没有绝对道德的一神论宗教，但生活的一切——从伦理到人生理想——均由环境塑造。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很平稳地转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并未给日本民族带来荣誉，反而使他们蒙受灾难性失败的耻辱。如今，日本人认为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能为他们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因而，日本人引进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规定战争为非法的和平宪法。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倘若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和平的，那么日本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备战，日本则将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目前，后一种情况还未发生。尽管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对抗，以及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使之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上述并非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并不是预言家。她不可能知晓《菊与刀》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1945年后，日本发生了巨变。当代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某些日本“民族特性”。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未能还清对某人恩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植根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但既然人们仍然能读懂《菊与刀》，并从中受益，那么说明此书依然是经典之作。
　　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此书的睿智与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无须晦涩的术语，即可解释复杂问题，无愧于出色的学者。某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水平。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人文主义和宽容精神的杰出学者。虽然《菊与刀》是一本完成于战时且描述敌人的作品，但即使是当代的日本读者，无论他或她是否同意作者观点，在阅读时都不会感到被冒犯。最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和日本人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此书所讨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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