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本《史记》，《赵世家》与《晋世家》所载自相矛盾，程婴与公孙杵臼舍生取义，救下赵氏孤儿，是确有其事还是文学的演绎？魏孝文帝迁东都，着汉服，操汉语，*盘汉化，然改革不过数十年，六镇起义，北魏分崩离析，问题出自何方？当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我们需要怎样的视角阅读历史？《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厘清历史记载的隐讳歪曲，找寻被刻意忽视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黄朴民，先秦两汉军事史、《孙子兵法》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专擅治史，更精国学；视野宏通，观点犀利2013年在《百家讲坛》解读《孙子兵法》，引起*民讨论热潮所著《何休评传》是国内*一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
　　主要著作：《春秋军事史》《孙子兵法详解》《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真相难觅
——“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孔门造圣运动
汉武帝“建元改制”的政治风波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歧路彷徨：“党锢之祸”与汉末儒林群生相

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交锋
国策与国运
——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当虚幻的理想撞上坚硬的现实
——王莽改制的悲剧
《隆中对》的怪圈
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政治博弈：魏孝文帝迁都
千古楷模：贞观之治
从“陈桥驿兵变”到“杯酒释兵权”的演进
——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

为人臣的智慧
未央宫的奇冤
功高震主，祸患将至
——君逼将反的故事
君子斗不过小人
战略均势与弭兵大会
从争霸到兼并
——晋阳之战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古代王朝崛起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以秦汉时期为中心
晋景公与齐晋耋之战
柏举之战
争霸战争重心的南移

兵者，诡道也
兵无常势
——韩信“背水阵”揭秘
“五兵之中，唯火最烈”
——火攻与赤壁之战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萨尔浒之战
先秦野战歼灭战的典范
——长平之战

精彩书摘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一、“表章六经”与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汉帝国崛起并在武帝朝达到鼎盛，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选取儒家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整合法家、道家的思想文化政策，则是众多因素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这一思想文化制度的确立，对汉帝国制度的完善、伦理道德的确立、政治的运作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很显然，武帝朝的改革，首先是从思想文化人手的。因为不解决思想问题，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选择正确的统治思想，关乎王朝的长治久安。为解决黄老思潮所倡导的垂拱无为的政治风气，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的儒学。儒学最擅长的就是制礼作乐，搞制度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黄老学说所短，正是儒家学说之所长。和黄老相比，儒家的学说是积极有为的，是进取的。统治阶层选取儒家学说作为官方学说，就是发出了大汉帝国的政治要由循默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的信号。
　　儒学的最早推手不是汉武帝，而是以窦太后的娘家侄子窦婴和田蚧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选拔帝国统治人才。就在这次人才选拔中，丞相卫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卫绾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透漏出当政者欲统一思想的意思。
　　但此时朝廷大政仍然掌握在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卫绾的举动是对她的权威的挑战，不久即遭到清算罢相。而其实卫绾背后的真正推手是窦婴和新贵田蚧。窦婴与田蚧二人“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在他们周围已形成一个儒学政治集团，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卫绾的废黜而放弃对掌控政局的尝试的。
　　但是，不久窦婴、田蚧、赵绾等人就和窦太后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蚧、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在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方正之后，继而“贬道家言”，向黄老之术开刀，这就接近独尊儒术了。但他们的行动遭到窦太后强有力的反击。建元二年（前139），赵绾奏请以后不再向窦太后奏事，欲将窦太后排斥出政局，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蚧”，独尊儒术的行动遭遇挫折。
　　不过，窦婴、田蚧罢相以及赵绾、王臧下狱死，并没有影响整个独尊儒术运动的推行。一方面“务推隆儒术”的田蚧因与武帝母亲王太后关系密切，故仍然对朝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大批儒生通过招贤良文学进入到统治阶层，对朝政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都是儒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将儒学定为官方学说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位治“春秋公羊学”的专家董仲舒和公孙弘。
　　公孙弘可以说是推动儒学上升为官学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但他本身在经学方面没有什么造诣，也不是什么正宗的春秋公羊学家，只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之所以打起“春秋公羊学”的旗帜，不过是他干禄的手段而已。
　　在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那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老的政客总是容易哄小皇帝，公孙弘就很能哄汉武帝。他这个人非常工于心计，“外宽内深”，他做了一件事不仅使得窦婴、田蚧等推隆儒术的成果得以巩固，还作为历史的成果延续下去，那就是把博士官由皇帝的顾问官变成了教育官。他向汉武帝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如果说公孙弘运用政治手腕，让儒家的博士官控制了教育权，控制了候补文官的选拔权，从帝国政策方面奠定了儒学复兴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真正的“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则是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教育机构来推广儒学。这两条措施，奠定了儒学在汉王朝的主流学说地位，从此遭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劫的儒学有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很快繁荣起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此外，董仲舒还从理论上给予公孙弘呼应，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并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做了说明。董仲舒与公孙弘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完成了将儒学定为汉帝国官方学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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