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忆文库·五角大楼的秘密：美国总统是如何影响世界军事行动的？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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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桑德斯全新解读世界秩序中的大国博弈
　　一部真实再现美国总统是如何影响世界军事行动的重磅力作
　　本书荣获2012年罗伯特?杰维斯和保罗?施罗德图书奖
　　《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鼎力推荐
　　一部全球视野下解读美国总统与五角大楼关系的颠覆性力作

内容简介

　　在作品中，伊丽莎白?桑德斯为我们理解美国为何、以及如何采取军事干预来转变目标国制度机构以及社会提供了理论框架。她强调了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视的因素：领导人的个体影响作用。桑德斯认为，领导人的威胁认知，具体而言就是他们是否认为威胁的来源是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及机构，他们的这种认知影响着干预决定以及对干预策略的选择。”书中叙述了诸如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影响世界的军事事件。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桑德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所教授。《五角大楼的秘密》一书荣获2012年罗伯特·杰维斯和保罗·施罗德图书奖。

目录

第一章国家干预的时间和方式
第二章干预的定义及解释
第三章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第四章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第五章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第六章前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

精彩书摘

　　第七章领导人的角色：结论以及启示
　　致谢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任总统期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干预。肯尼迪进行的干预（包括唯一一次为镇压越南叛乱的公开的军事干预）都和其他冷战时期领导人有明显不同。肯尼迪的干预行动都带有转换型的色彩：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肯尼迪一直在试图大规模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制度。肯尼迪的这种特征不是受到国际压力、政治经历或理想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在就任总统之前，肯尼迪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认知方式；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也一直关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
　　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林登·约翰逊截然不同，肯尼迪认为威胁的来源是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并且一直坚守着这种想法。他在国会任职期间的书面材料和演讲记录都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倾向。甚至在任职总统之前，肯尼迪就已经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以及反共独裁者的高压统治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任职总统后，肯尼迪立刻着手对转换型策略进行政策性投资。
　　和其他总统一样，肯尼迪的认知方式转化为实际干预决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评论家指出，肯尼迪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甚至是现实主义倾向。他的转化型计划并不是只从理想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肯尼迪相信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状况休戚相关。此外，尽管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能容忍中立主义和国际体系的“多样性”，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肯尼迪却并没有做出那一时期常见的反共主义行动。肯尼迪在做干预决定时，一定会仔细衡量各方环境、美国的能力、可信度以及政治情况，不过，他的注意力重心始终在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上。
　　在本章中，我将首先讨论肯尼迪关于威胁来源的认知，然后讨论他就任总统之后做出的政策性投资。肯尼迪在转换型策略方面做了很多政策性投资，其中包括一个对外援助项目。肯尼迪的这个对外援助项目比艾森豪威尔的项目更注重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情况。在肯尼迪众多的政策性投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个人十分推崇的反叛乱投资。在做反叛乱计划时，他希望发叛乱行动能带有转换型特征，即深入地干涉目标国的内部制度。
　　接下来，本章将讨论肯尼迪主要的几个干预决定。首先，我将简要讨论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其中包括几次反共行动以及肯尼迪政府对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转换型策略和约翰逊对拉丁美洲的策略有着巨大的差异。之后，我将讨论肯尼迪在老挝和越南的干预决定。肯尼迪对目标国内部特征的关注让他成为了一个很具有识别性的干预者。他接受了在老挝的中立主义解决方式，但是却在越南发起了反叛乱战争。他对越南内部改革和对战争的政治本质认知最终导致他默许了反对南越南总统吴廷琰的政变。
　　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是民主党参议员，他们都瞄准了总统的职位，而且他们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决定都有目共睹。约翰逊曾担任肯尼迪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暗杀以后，他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时延续了他的国家安全项目，并且继续任用肯尼迪在任时的智囊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约翰逊和肯尼迪的威胁认知和外交国防政策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毕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但我要强调的是，除了继承的政策以外，肯尼迪与约翰逊在看待第三世界威胁这一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肯尼迪时期可以采用集中替代性阐释来分析评估。以结构和物质条件假说为例，肯尼迪任职总统期间的国际压力和军事实力都不能充分解释他所作的决定。肯尼迪就任总统期间的实例可以证明威胁认知会影响投资。谈到国内竞争假说，肯尼迪的干预决定也证明了行政部门的因果认知相比其他国内因素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作用。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一直是领导者他的智囊团，而不是被智囊团绕得团团转。尽管有很多学者都曾提到，肯尼迪智囊团里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理论学家对于决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肯尼迪对于威胁来源的因果认知在他和智囊团合作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作为总统，肯尼迪招募了一支精英团队，这支团队更是加强了他原有的认知。就任总统之后，肯尼迪经常驳回一些军事和民事意见，他比较看重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并且比那些进谏者们还要推崇现代化建设。肯尼迪被暗杀意味着我们无法验证他的认知方式是否会随着不断的学习而发生变化。不过，肯尼迪短暂任期内所做的决定还是足够我们分析领导人的认识是如何影响军事干预的。
　　肯尼迪的认知
　　评论家们通常认为肯尼迪在就总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外交政策策略。根据资料显示，肯尼迪在就任之前在国会工作多年，在此期间形成的认知观点极大地帮助他坐上了总统之位。他一直关注苏联外部侵略的问题，并且积极准备采取传统方法来应对这类威胁。但肯尼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肯尼迪不仅关注这些国家内部制度的稳定，还看重这些内部制度的内容以及制度活力，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有可能导致共产主义接管的危险因素。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的这段时期也反映出他对于早期对于游击战的持续关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就开始建立外交政策，这对于一个即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来说固然是有好处的，但肯尼迪的认知类型对于他的政治事业并没有发挥很大有利的作用。在干预朝鲜之后，美国又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干预，尽管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干预对于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民众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一做法。1951年秋，肯尼迪与他的哥哥罗伯特还有其他随行人员一同踏上访问中东和亚种国家的道路，这次访问长达七周，正是这次访问让肯尼迪加强了他对于威胁本质的认知。但肯尼迪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正如罗伯特·达莱科（Robert Dallek）所言，肯尼迪“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制度的热切关注大部分都是基于自身的认识形成的；肯尼迪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访问激起了海内外民众，尤其是当地民众对他的漠视和敌意。”然而，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制度的干预。
　　对威胁本质的认知
　　肯尼迪一直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就是威胁来源，他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其内部制度都是威胁的源头。例如，和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谈论苏联最多的就是关于其内部制度问题。肯尼迪在1946年第一次国会竞选时发表了一系列要和苏联划清界限的演说，其中还详细讲述了苏联内部的高压统治制度。正如达莱克所说，肯尼迪的演说吸引了他的选民，但我们并不能从他的演说中判断出他如何就即将到来的冷战做准备。肯尼迪明确将自己和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等人划为一类，因为他们都认为苏联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威胁，而且他们一致同意要采取措施牵制苏联；肯尼迪这些人跟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观点则不一样，因为后者认为美苏合作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根据肯尼迪的观点来看，华莱士把苏联的行为看作是多年以来应对安全威胁的“自然”反应，所以华莱士认为，俄罗斯竭力控制本国周边国家仅仅是为了建立缓冲区以防东部和西部发动外部侵略。伯恩斯认为，肯尼迪的观点是“苏联怀疑当今世界是否足以容纳西方的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还提出“俄罗斯的政策似乎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苏联认为安全就意味着完全的共产主义世界，一旦有资本主义国家那俄罗斯就无安全可言。”肯尼迪提到，“俄罗斯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政府，从外部看俄罗斯正在不断向外扩张。”同月，艾森豪威尔公开发表演说，“我们的世界是允许两种不同的政府体制同时存在的，”肯尼迪向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民众表示，“要争取和平时很困难的，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而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哲学价值观和道德观。”
　　尽管肯尼迪早期显示了对于欧洲的关注，但截至1951年中期，肯尼迪一直在谈论第三世界国家才是威胁所在，他的这种担心导致他时刻关注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举一动，生怕这些国家从内部演变成共产主义制度。在肯尼迪开始对中东和亚洲国家的访问之前，1951年4月，肯尼迪向马萨诸塞州联邦纳税人发表了演说，“西欧和远东对于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是军事威胁，近几个月以来，在其他重要地区的发生的政治斗争也非常激烈，而且对于美国的安全有很大影响。”在讨论伊朗危机（伊朗没收英国攫取的石油利益）时可以看出，肯尼迪将这场由国际原因导致的危机及其产生的威胁归咎于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肯尼迪争论道，“伊朗危机的本质原因不单单在于石油…外国对于伊朗石油资源利益的攫取、人力资源落后、文盲率过高、人民生活疾苦、民众忍饥挨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过于庞大且工作效率低下、一群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等等，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危机动荡不断，人民不满情绪高涨。”肯尼迪坚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和军事行动有同样效果的发展策略，动荡局势可能会对中东的安全造成威胁，并且会导致伊朗石油国有化。。我们必须意识到，苏联可以通过间接手段来接管某些地区，而不用采取武力。”肯尼迪的解决办法和艾森豪威尔截然不同，艾森豪威尔宣称干预的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伊朗的石油能够顺利流通到西方。
　　肯尼迪曾向纳税人保证过会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强烈要求他们“不要怀疑美国会控制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并承认“美国的经济已经非常紧张。”但是，他仍然激励促使美国推行更为活跃的政策：“我们一直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明显地“赞成”某事......我们过去曾和其他国家内部的腐败和反动势力联合，但这些腐败和反动势力的政策引发不满的情绪却反而被苏联利用了起来......简单来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现任政府是反共产主义的，不管该政权有多腐败和专制，我们都支持甚至维护那个政权。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了。”在肯尼迪看来，稳定不是最终目的，稳定甚至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威胁。这些肯尼迪早期的想法让他将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高压独裁统治视为潜在的威胁来源。
　　肯尼迪在1951年在中东和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时写的日记就反映了他这种内部聚焦型的特征。他在日记里频繁提到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虽然在访问过程中，肯尼迪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但是他也在努力探究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贫困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例如，在马来亚的时候，肯尼迪的日记里就曾写道，“共产主义传播的原因就是它向人们传达了不同的理念......它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告诉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还让这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效果非常明显。”在德黑兰（Tehran）的时候，肯尼迪的日记里多次谈到了伊朗石油危机。他表示，在德黑兰，“共产党党员已经有两万五千多人，而这都是因为当地的贫困和财富分布不均造成的。”
　　肯尼迪在国会期间，一直强调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威胁从根本上是来自苏联的内部政体的。当然，肯尼迪也从国际上整体看待共产主义的发展。但是和当时的很多政客一样，他认为苏联是怀有阴谋的。很多人只是担心苏联会进行全盘的共产主义侵略或者通过小规模的精英团体进行共产主义颠覆，但是肯尼迪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成为苏联的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制度的脆弱性所致。在1955年的一份演讲稿中，肯尼迪曾提到，他担心苏联会将和平本身当作武器。“斯大林时期对共产主义的限制是十分困难的，”肯尼迪沉痛地表示，“但是至少他向世界展示出了一个正在快速形成的难以对付的敌人。现在他下台了，新一任政府的策略变成了用和平去征服，虽然外部压力减轻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更重了。”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让和平“变成了战争继续的另一种方式......和平从来没有被这样有效地利用成为一种战术来征服世界。我们现在的核心任务就是想办法挫败这种策略。”1958年，肯尼迪向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示，民主党“放大了苏联对美国的军事挑战，以致于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合法的经济和政治项目。”
　　在讨论美国应如何回应这种源自内部的威胁时，肯尼迪在1951年访问后做的报告中表示，“仅仅通过武力的方式是无法有效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其实要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人民是最核心的因素。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人民。”但是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肯尼迪也表示出了他的谨慎和小心。“我们不能改革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向东方世界强加我们的价值观、政体或习俗。的确，所有的人都渴望从欲望、疾病和专制中被解放出来。但是，不论我们认为自己的选举权、福利水平，甚至像浴缸这种生活用具有多么优越，东方国家都有可能对此不屑一顾。”因此，对于改革，肯尼迪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这在他后来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不论如何，肯尼迪仍旧将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制度视为对美国安全的重要威胁。
　　结盟选择以及美国的影响范围
　　在寻求和建立美国的结盟体系问题和美国的影响范围问题时，肯尼迪同样也将重心放在了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上，即便结盟和伙伴关系只是短期内的。肯尼迪一以贯之的指导理念是：承认民族主义是难以抗拒的趋势，必须要抓住民族主义提供的机会；即便民族主义会使我们在短期内失去同盟，或者会在美国已有的盟国中造成分歧。例如，在结束了对中东的访问后，肯尼迪在电台谈话中告诉美国民众：“要制衡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只依靠武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激发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我们要将这种情绪作为防御的武器......忽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会失败。随着民族主义不断兴起，我们很不幸地成为了它敌人的朋友，因此也成为了它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表达大众情绪的方式，压制这种情绪就意味着支持腐败、虚弱或专制政权，而肯尼迪认为这种政权会阻碍美国实现冷战目标。
　　肯尼迪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此，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同时反对第三世界国家被外部力量控制，即使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美国和现有盟国之间发生冲突，美国也要坚持这样的做法。肯尼迪曾公开指责美国支持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们是很不情愿地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但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或者约翰逊更突出的特征是，他侧重于从内部层面看待危机。1957年，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一场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演讲中他说道，“现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人类实现自由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应对苏联或是其他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那么即使再多的外国援助、再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再多的新协议、再多的类似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条条框框、再多的高级会议也不能让我们成功应对外部威胁。”
　　艾森豪威尔对于新兴独立国家的观点还体现在他愿意接受中立主义，而不是要求这些新兴国家在两大阵营里选择一方来支持。1951年肯尼迪访问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他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智囊团就不结盟政策和新兴独立国家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这些新兴独立国家选择不结盟的中立做法，他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尽管内心还是有诸多疑虑，但肯尼迪看到“印度内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个新兴独立国家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充分利用东部阵营内部的分歧，肯尼迪引入法律修改《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允许美国对从莫斯科独立出来的东部阵营国家进行援助。在引入法律的演讲中，肯尼迪抱怨《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将世界分割成了两部分：苏联控制阵营和友好国家阵营。肯尼迪就波兰的内部形势变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着眼于外部的法律形式时，也一定不要忽视了波兰的内部现实状况。”肯尼迪意识到，除了两大阵营以外，还存在“灰色地带”，对于“在灰色地带”这些国家，虽然他们的外交政策或内部政策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最有利的，但是只要这些国家表现出了要进行改革的倾向，那么肯尼迪是愿意忍受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这些国家选择苏联阵营或是美国阵营，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这些国家开始有效地管理他们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外交政策也能紧跟其上的话，美国还是愿意牺牲短期有利的外交政策，转而耐心等待长远的有利结果。然而，肯尼迪这种对于不同形式内部政治制度的忍耐似乎和他认为美国应该时刻准备防御共产主义的外部侵略的观点是矛盾的，因为选择支持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中立外交政策意味着肯尼迪不再是一味地强调一切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的威胁，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中立，他选择接受。但是在国会，肯尼迪却可以任意评判这些国家的中立态度，而不去管他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是不是互相矛盾。
　　在谈到中东问题的时候，雅各布曾提到，民主党派对于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基本上都是盲目支持的态度。根据肯尼迪加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材料记载，肯尼迪对于中东问题的看法突显了他的内部聚焦型观点。在谈到中东的“实际问题”时，肯尼迪认为提议立法是远远不够的，但他也表示，出于总统在全世界的可信任度问题，他会支持这种做法。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承认美国有阻止苏联控制中东地区的“合法目标”，但是他强调道，“共产主义侵略威胁是我们对该地区政治问题评估和反应的一部分；解决这些政治难题的途径和改善这些地区落后经济的方法也是相互联系的。”肯尼迪在另一份演讲稿中提到，政府想要一下子解决这个地区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在这个区域，没有任何两个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以色列的犹太国家问题、埃及强烈的民族主义、约旦的不断衰败、伊拉克的政权颠覆危机、叙利亚的共产主义渗透、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联盟破裂，这些都是具体到每个国家要考虑的不同问题，所以我们很难针对该地区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所有国家的所有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忽视伊拉克内部问题的时候，肯尼迪已经意识到伊拉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
　　肯尼迪还指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军事联盟的做法，其实他并不赞成《巴格达条约》。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克爆发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肯尼迪写信给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选民，信中写道，杜勒斯的“北层国家”概念并不准确，而且肯尼迪还提到，“外部侵略危险并不是中东当前的主要问题。”肯尼迪还在信中提到，“除非我们能研究出一套让中东地区国家接受的经济计划，而且要能够促进该区域的多边援助才行，”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巴格达条约》几乎不会产生很大效果。”肯尼迪在给选民写的信中提到，“人们对于《巴格达条约》的期望根本就是妄想，有人认为《巴格达条约》能够在中东地区促成军事联盟进而维持当地局势稳定，并且能够通过强调‘北层国家’这一概念来防止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这一切都是错觉，《巴格达条约》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肯尼迪的这些言论和他一直以来的认知观点是一致的，肯尼迪一直强调仅从军事层面和国际层面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区域内部冲突或国家冲突，《巴格达条约》在伊拉克造成的冲突就是典型案例。肯尼迪在1958年的一次演讲中将“对中东地区和亚洲的冲突危机发起的纯军事干预行动”称之为“虚假的防波堤”，因为“军事协议和军火运输…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导致国家或区域内部分裂不和的关键因素，国家内部或区域之间历来就没有明确的界线，仅仅采取军事行动势必容易引起纷争。”在肯尼迪看来，如果联盟和协议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同时满足成员国的需求，那么联盟和协议就是远远不够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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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不过读起来不是这么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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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指的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后者有时也称或。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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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很好！正品！价格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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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和《柏林1961》、《午夜将至》一起看，更能体会美国总统战争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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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好评，看后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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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出版了，现在网上把有些书的价格都抄的离谱了！这本书现在我已经买下了，现在我来给它写段评论吧！ 先从哪里说起呢？还是先从它的品相说起吧！也就是先从它的外表说起吧！这本书的品相还是很好的，绝对的是全品书。也就是说封面很平很新，没有折角，印刷精致美丽大方，当然就很漂亮啦。要说到品相好，还得说说它的正文啊！每一页上都有字呢！每个字都能看清楚呢！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每页都很规整，没有脱页、漏页的现象出现呢！每个字印刷的都很精细呢。好的，现在品相已经评论完了，至此品相这一个环节还是可以打个很高的分呢。 说完了品相，接下来我们该评论些什么内容呢？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包装？还是书的运输？还是书的价格呢？ 我觉得还是先从书的内容说起吧！其实，说实话，这本书我也是刚买回来，也就是说我买的是本新书，或者说得更直白些，这本书事实上我还没有认真读，也只是粗略的翻了一下。从目录来看，这本书的选题还是很好的，还是很成功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选题质量不是很坏，不是很失败。一个好的选题就保证了书的大半质量。这本书资料详实，论证扎实，考据精密，且符合学术史的主流趋势，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读来可以让人受教很多。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选题非常地吸引我，因为我最近确实也在关注类似的选题，希望能在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并找到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自动屏蔽额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现在书的品相和内容我都已经评论完了，接下来我们评价什么呢？评论一下它的包装好吗？好的。这本书的包装还是很好的，它是用那一种很好的膜给包起来了，这个做法宝真的是非常的好和明智。所以说包装还是很多的。 至此，品相、内容、包装这三项我都已经评论好了，接下来我们评论什么呢？要不评论一下运输？算了还是评论一下价格吧！这本书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如果要是在一般的实体书店里买，可定不会打折，也就是全价卖出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享受不到优惠的意思，多不值啊。但是在京东就不同了，什么不同呢？就是可以打折了，也就是说不必花高价以全价购买了。这还是非常优惠的，这本书在京东买要比在其它实体店买便宜十多块呢。 好的，现在价格也说完了，我们还是再来聊聊它的运输吧，我大概是昨天晚上订的，刚一下订单，我就发现它顺利地在5号库，给出库了，然后是拣货，拣货之后打包啊，分拣啊，今天早上就送到学校的营业厅，中午就到学校了，就收到书了，真心很快。 基于以上几点我给这本书一个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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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指的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后者有时也称或。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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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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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专门讲述美国军事行动决策过程的书，值得军迷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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