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 年的夏天，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楼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前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有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止，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后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 世纪30 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获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从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劝。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到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们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是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有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们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快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又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将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现在先说1938 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的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没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战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一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家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的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军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师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亲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们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陈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共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情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日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五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

　　中国人写历史的传统，以“褒贬”为前提，通常将叙述人物质量，分为至善与极恶。这种历史观，只能表现作者个人在世间的经验（概括来说，以一百年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过生命长度的历史经验；也只能代表农业社会形态简单的经验，而不能表彰工业社会组织关系复杂的经验。这办法正是我们今日应该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转来说，长期历史的经验，乃是短时间生活各种事务堆积的成果，否则写来，只能成为抽象的观念，而不足成为历史。如果我这篇文章就此搁笔，也必陷入于“褒贬”的陈套。现在我既已提议，创造新的历史观，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将自己寻觅历史的途径公开。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夸，

　　不得已也，不如此则这篇文章无法写也。

　　读者必须看到，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道，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形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而我真正第一次体会中国社会的实貌，为1941 年。军校训练两年后，向驻滇南第十四师报到。时抗战已入后期，由于欧战急转直下，日军占领越南，有威胁昆明模样。十四师原为国军教导第三师，为陈诚将军部下嫡系。由粤北行军经广西全境抵云南马关县，当日亦认为国防前线。我做了好几个月步兵排长之后，才知道军事失败的真原因。十四师编制有万余人，驻滇南时只有四千人，而友军邻师有的只有两千人。因为几百里行军，途中无补给站，无休养所，亦无医院及治病室，全部装备给养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携，即征用民间骡马，亦因此地为烟瘴区，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后不继。一遇雨季，道涂泥泞，狼狈已极，而淫雨与疟疾相继并至，士兵营养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补充兵员，情形亦相似。

　　我虽为排长，又似代理连长。因全连官兵只四十人，无连长，亦无其他排长，有特务长一人（掌书算给养），后来也由师部调往他任，所以我们驻屯民房一间内，全由我年少书生做主。这四十名士兵内有三四个上士下士，为抗战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体格粗粗可以过得去，也能射击及投手榴弹，看不起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后来在缅甸前线，我虽为参谋常出入第一线排连，曾负伤，与此有关。）有时早操称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长的面子。其他士兵大部分为抗战期间征兵所得。一般为癃痹残疾，不识左右。因为国民政府无实际机构，到达各乡村。征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压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征的“壮丁”，如非顶卖作数，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即是不知申辩、不知抗拒被抓来的白痴。教亦无益，劝亦无益，骂亦无益，打亦无益。射击不中标的，我自己军官学校所学尖兵、斥堠、侧卫、警戒、佯动等全部无法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国军很多部队，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师至此已拖坏了，以后作战，全靠一连五个十个突击射手做中坚，其他士兵只能滥竽充数，在阵地前表现人多，冲锋时一拥上前，退却时无法掌握，溃败为当然之事。滇南丛山交通困难，即有给养补充也无法输送。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样，满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们驻地附近的土匪，出资购买我们逃兵的枪械，步骑枪每支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士兵月饷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连长，夜间将枪械锁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携械逃亡。

　　我于1942 年初离开十四师，从此即未再做带兵官，以后在国军又近十年，总是当参谋。有一次和《新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相遇，曾以“黄禾”笔名替重庆《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庆《大公报》写过十几次文章，都表明我为国军下级军官的身份。（1950 年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退伍，官仅少校，叙上尉。）

　　内战期间国民党常被攻击是贪污腐化，上级骄奢淫逸，下级与土匪乞丐无异。我们做下级军官的常觉得这种批评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些人在抗战期间置身事外，好像国军全部与他们无关，也作同一批评，难道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的志愿和希望？或是只有我们这些自动从军的人单独应有的命运？可是事情如此，又无法分辩。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在台湾的同学，或者已经退伍，或者已为高级干部，官至上将中将，还是为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几十年，一意要洗刷这污名的决心。

　　我于1946 年来美进陆军参谋大学一年。1952 年再度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馆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间做鸡尾酒，做园丁，在堆栈里当小工，银行里整理档案，建筑公司画蓝图糊口。读书从大学三年级读起，于1964 年得历史博士止，前后凡十二年。虽然涉猎欧美、日本、帝俄、苏联、印度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教书之外，也在各处演讲过和参加集体研究工作，和不少欧美的汉学家曾见过面。对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极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于通州。自己在中国青年会担任干事多年，第一次欧战期间，率领华工赴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今年九十岁，最近尚与他夫人打网球。我在他《明代名人传》做过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国历史的伟大，不要因短时间的偃蹇，忽略了几千年的优点。还有对我历史观有极大的影响的则为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欧美汉学的奇葩。他也主张不作人云亦云，即阴阳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认为它做错了。一定要将它查看底细，方能断定是假是真。他现年八十四岁，我也和他联名发表过文章，亲临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们影响之下，再掺和了自己读书旅行的经验，觉得中国传统历史，如不针对20 世纪末期解释，只是故纸陈篇、乱章滥调。反过来说，今日目前的事迹，也需要将它们的历史基点移后几百年，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于旧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闭关自守的国家，在非竞争性的条件下，依靠文化的特点而存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与欧美做实质上的接触，造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成立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迹已超过一世纪，其历史基点，也不可能在一时一事站得住脚跟，而需要将全部组织结构，和盘托出，我们才可以窥见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名词，含糊囫囵带过，如指旧社会为“封建主义”了事；而需要将这旧社会的特征，尽量缕列。我写的《万历十五年》即从此方针出发。亦即是研究现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点，如果我们能把当日朝廷做事形态、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军备、税收、思想各种端倪前后印证时，则可视为信史。则虽叙述，可代论文。此书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译本亦将于年内成书。

　　……

前言/序言

　　编者说明

　　林载爵

　　1985 年，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观念，他说《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整体面貌。在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他从1984 年开始撰写《中国大历史》（China： Macro History ），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该书1987 年定稿，1988 年由美国Sharpe 出版公司出版。他亲自改写的中文版则于1993 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这些观点在这本书撰写期间及其后的文章与专著中，他反复申论，读者自然印象深刻，但引起的反对意见也自然产生。

　　针对这些批评，黄仁宇也陆续提出他的回应，这本文集的第一个部分便是这些回应的总集，而以“大历史不会萎缩”作为书名，正是要彰显黄仁宇对“大历史”的信念，不因外界的评论而有丝毫动摇。他要借着他的论证重新修订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个人观感及人物传记，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他明确地说：“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因为：“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大历史”的再度解说。《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与《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三个演讲互有关联。读者若想掌握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大要，这三篇文章提供了最精要的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出路》是1992 年11月，黄仁宇在台湾东海大学所做的一系列三个主题的演讲，从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到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再到现代的展望，勾勒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对现场的东海大学师生说：“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1992 年11 月在台湾中华电视台视听中心的演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是1991 年11月讲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于修订近代中国史，他提出了四个原则：

　　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他特别强调，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同，个别人物如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人身方面是对敌的，但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他们的作为在历史上的意义，必定前后连贯。

　　本书第三部分是时论与短评。黄仁宇对时势的进展保持高度的关切，举凡珍珠港事变、拉吉夫·甘地被刺、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以及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他都能提出本于大历史观点的解释。

　　书中也收录了写于1998 年9 月的《1619 年的辽东战役》一文。公元1618 年至1619 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的一战，黄仁宇以第一手史料做分析，将战争过程做了最完整的叙述，并亲自绘图说明，展现了黄仁宇细腻的史学分析能力。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黄仁宇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他应葡萄牙纪念航海探险功绩委员会之邀，在1999 年10月23 日，于“大西洋国：葡、澳与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他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如何因为不同的历史条件，被延宕或是被超越。他从这个角度综观了中国自1450 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并对传统中国的迟滞不进与20 世纪中国的改造，提出了他的大历史解释。

　　本书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但未刊载于已出版文集的文章，部分内容曾收录在1995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

　　黄仁宇曾说：“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大历史不会萎缩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