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一书出版已三年多，其间很多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常问我一个问题：书中有一些山川定位的案例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大，甚至跨越近两千公里的距离，而且案例出现的年代很早。古人是靠什么技术手段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在我写书的过程中，这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当时由于研究还不够深入，我没能回答这一问题，这也成为该书初版的一个缺憾。

　　虽然裴秀的“制图六体”早在魏晋时就已出现，但采用这种方法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误差较大，且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似乎难以满足精度要求相对较高、范围大的空间定位的需求。不过理性告诉我，如果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案例都涉及超大距离的空间定位，而且它们又多与一些重要的山川要素相关，这绝非偶然，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既然如此，中国古代就应该有相应可行的技术手段，以满足超大范围内空间定位的诉求。当时我从《易经》等典籍的字里行间隐约感觉到，古人以天体为参照物进行方位判断的可能性最大。

　　书初版后，我继续在《四库全书》和其他资料中寻找可能的线索。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清代典籍有利用时差推算东西距离的记载。乾隆年间，清廷曾通过观测不同地方的中星偏度和去极高度，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

　　这对我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发，但答案并不因此而全然明了。清初西方的机械钟（即轮钟）已传入中国，人们可以凭借轮钟将京师的标准时间带到任何一个地方，从而很容易知道不同地方的时差，并以此推出任何两地的东西经度差；而任何一个地方的纬度则可以凭借观测北极高度角得到。另外，明末清初地球说已被朝廷所接受，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每一经度或纬度的距离约为二百里。这样，人们可以先测得两地的中星相对京师的偏度差（时差）和去极高度差（纬度差），然后通过勾股定理或作图推算出两地的直线距离，最后形成大范围的地图。清代的《钦定河源纪略》就列出了新疆主要城镇的中星偏度和去极高度数值，以此确定这些地方的定位坐标。有了这样的数据，任何两地的方位也就很容易确定。同样，有了这样的坐标体系就可以把按照裴秀“制图六体”原则绘制的相对较小范围的测绘成果联系起来，形成全国地图。这些内容都是目前中国古代测绘技术发展史研究所未涉及的。

　　中国古代对地球子午线的测量在唐以前和唐代都做过较系统的测量，不过精度不是很高。另外，虽然在汉代就有较高精度的漏刻装置，但很难携带，所以不能仅凭漏刻来比较不同地区的时差。再者汉代以前的漏刻精度较低，更无法满足精度较高的定位对时差观测精度的要求。那么，小型的机械钟在中国出现之前，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判断时差的呢？我继续在古代文献中寻找可能的答案。大概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今资料，终于弄清楚，中国古代是通过比较同一月食现象在不同地方出现时间的早晚，断定东西时差，即古人所说的“里差”，而且这种方法应该在三代以前就被采用。这就为我探究中国古代在超大空间范围内进行定位的技术可能性打通了途径。

　　经过几个月的笔记梳理和写作，我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超大距离方位测定技术”的研究论文，并希望能在本书再版时补充进去。恰巧清华大学出版社跟我联系，商议原书再版的事。承蒙出版社对该书的厚爱与支持，我得以及时地将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增加到新版书的第四章中。此外，这次的修订版还对原版进行了勘误，完善了原书的一些内容，了了我三年来的一个心愿。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修订、出版所做的一切。

　　张　杰

　　2015 年仲春，清华大学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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