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霞客到梵高》是余光中继《掌上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高雄；早的一篇写于1981年，晚的则写于1993年。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即所以论散文。

《凭一张地图》是余光中先生一的小品文集。一辑“隔海书”是作者在香港为《联合副刊》所写的专栏，偏偏在那半年，作者再三离港远行，所以虽皆小品，旅途的感慨亦多留痕。
第二辑“焚书礼”作者的观点却在，大多面对着高雄和外面的海峡完成。其中多篇文章曾发表在《西子湾》副刊“山海经”的专栏。
《隔水呼渡》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与《凭一张地图》之后，是作者的第三本纯散文集。本集的十六篇散文里，游记占其十三。这样偏重的比例为他以前的文集所无，似乎说明了他们夫妻好游成癖，而且愈演愈烈。除《古堡与黑塔》之外，本集的十几篇散文都是作者四年来在高雄所写。所记录的地区除了南部之外，更远及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泰国。游记大半表现感性，但也可以蕴含知性。游记的知性包括知识与思考：名胜的地理与人文，是知识；游后的感想，是思考。
《日不落家》一文是本集的书名所本，算我第四本纯抒情文集。晚年我一直写作不辍，一来是因为仍觉生命可贵，母语美，不可轻言放弃，二来因为热心的评论家与读者仍然错爱，三来相信不断写作能解江郎才尽的咒语。
《日不落家》尽管没有其他写女儿作品的诙谐自嘲，戏谑笑傲，却感慨更深，沧桑更长，不但对四个女儿更加疼惜，还加上对妻子善尽慈母之职的赞叹，因此在人伦的格局上当更为恢宏。《望乡的牧神》上承《逍遥游》，下启《焚鹤人》与《听听那冷雨》，是作者壮年的代表作。从《咦呵西部》到《地图》，五篇新大陆的江湖行，字里行间仍有他当日的车轱辘印，印证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心情。至于后面的十九篇评论，有正论也有难文，有些是检讨现代文学的成败，有些则是重认古典文学的特色与价值，见证他正走到现代与古典的十字路口，准备为自己的回归与前途重绘地图。

《听听那冷雨》是我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之间的文集，其中的二十八篇文章，从抒情的《听听那冷雨》到幽默的《借钱的境界》，从书评、序言到诗论、乐评，都是我第三次旅美回台以迄迁港定居之间的心情与观点。《听听那冷雨》一篇风行两岸，多次选入及大陆的课本及散文选集。《逍遥游》共二十篇文章，论篇幅则长短悬殊，论文体则兼具知性与感性，论写作地点则远隔重洋。前十二篇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楼》《剪掉散文的辫子》《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类的长篇正论，也有《迎七年之痒》一类的杂文和《伟大的前夕》一类的画评。后面八篇作品则全为抒情散文，有的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写意，可以说是我壮年的诗笔意犹未尽，更伸入散文来贾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来多一点诗情，比起诗来又多一点现实与气势。

《青青边愁》是我中年的散文集，所收几乎全是我香港时期前三年的作品，有的抒情，有的议论，有的是长文，有的是小品，按其性质分成四辑，其背景在纯文学版的后记里已经详述。书出之后，也曾引起一些反应。例如《高速的联想》、《沙田山居》、《尺素寸心》三篇抒情文，都常入选散文选集，甚至译成英文或纳入课本。评析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等民初作家的几篇。传入大陆以后，也曾引起不少的讨论。至于书名《青青边愁》，则是因为当时我在香港，等于从后门远望故乡，乃有边愁。边愁而云青青，乃是联想到苏轼隔水北望之句：“青山一发是中原”。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作者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个别出书了。这本评论集，评析内容包含新诗、古典诗、英美诗、白话文、小说、综论等，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

作者简介余光中：当代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当代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余光中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
◆《凭一张地图》是余光中一的小品文集
◆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编辑：余光中是两岸三地受欢迎的散文大师之一。他的散文，壮阔铿锵，又细腻柔绵，本系列精选作者经典、具威的散文，共8本，在大陆公开发行，极具收藏价值。梁实秋答季季问曾说：“余光中右手写詩，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雨。”本书是余光中的纯散文集，其中作品多为游记，所述地区除台晚南部之外更远及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泰国；其风格则抒情写景之中有博学深思。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阅读本书，感受余光中先生以充满血泪的吟唱。

系列作品展示：

书名：

《从徐霞客到梵高》
《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望乡的牧神》《听听那冷雨》《逍遥游》《青青边愁》《分水岭上》自律的内功
——新版自序
《凭一张地图》在我的文集里是颇特殊的一本：里面的四十八篇小品不是写于香港时期的后半年，就是成于高雄时期的前三年；而且大半是为报纸副刊的专栏赶工挥笔，其中五篇更是欧游途中在旅馆熬夜赶出来的急就之章。在这以前我也曾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用何可歌的笔名开过每周见报的专栏，又在香港《世界》月刊逐月刊出杂文，饱受截稿日期的压力。后来我就不再赶搭这种快车了。语云“慢工出细活”，其实也不尽然。胸中若本无货，再慢也未必能出细活。有时催出来的稿子也有上品，于是作家对手握催命符的老编反而会由埋怨变成感恩。
这些小品既非一般杂文，也非纯粹美文，而是兼具理趣与情趣的文章，不过有时理趣较胜，有时情趣较浓。《古文观止》里既收贾谊的《过秦论》，也不拒刘禹锡的《陋室铭》，足以说明小品只要真写得好，也能传后。保罗·克利的小幅精品似也不必愧对米开朗吉罗的巨制杰作。当初我写这些小品，虽然迫于时间，却也不甘偷工减料，就算雕虫，也是抱着雕龙的心情举笔的。
文章一短，着墨就倍加用心。许多警句妙论都以短见长。“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赢得朋友。”“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因为求短，必须能收。放，需要气魄。收，却需要自律。《凭一张地图》凭的，正是一位散文家自律的内功。
余光中 2008年7月于左岸

四窟小记
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小说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神秘也是难追求的缪思，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芳泽，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恃，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刀在现实上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借口。高傲的缪思，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锻炼自己，所以也就随便分行，随便回行，果真是“随心所欲”，却不断在“逾矩”。我写诗，是从二十年代的格律诗入手，自我锻炼的“矩”，乃是古典的近体与英诗的 quatrain等体。这些当然都是限制，正如水之于泳，气之于飞，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从其中得来。水，是阻力也是浮力，为溺为泳，只看你如何运用而已。回顾我四十年写诗的发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
来高雄两年半，只写了四十四首诗，其中写垦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会收集这一时期的作品，出一本新的诗集。目前我希望能够写下列这几种诗：一是长篇的叙事诗；第二是分段而整齐的格律诗，尤其是深入浅出可以谱歌的那种；第三是组诗，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来高雄后所写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继《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后，再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散文里，游记占了十篇，国外与国内各半，显示我在这种文体上近作的趋势。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那时我自信又自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动力挟我前进，不可止息。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传性也渐渐淡下来，转向客观的叙事。
我觉得，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长，或偏于感性，或偏于知性，或经营淡味，或铺张浓情，除三两例外，却少见众体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还在斤斤计较所谓散文的纯粹性，恐怕是不知开拓与变通吧。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越僵化与窄化。动不动就说这是诗的写法，那又是小说的笔路，不纯了啊！若是坚持如此的洁癖，那《古文观止》里的《项羽本纪赞》、《归去来辞》、《秋声赋》等文章，岂不要删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写的散文，只因当时忙碌，事过境迁，竟而错过未写。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文友交游的盛况，还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写。更早的记忆，例如台大的学生时代，甚至四川的抗战岁月，中学生活，在老而远视、历久而弥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责怪我无情的笔端，为何不记下来。
我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批评文章多用术语，以示帮规森严，多引外文，以示融贯中西，文末详附注解，以示语必有据，无字无来头：这些其实都是“学者的化妆术”，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过了头便令人生厌，若是刊在学术期刊上倒也罢了，偏偏登在报上，就失策了。我认为即使是知性的批评文章，也应该写成一篇清畅可读的散文，不能沦为饾饾饤饤斑斑驳驳的杂烩。我理想中的批评文章，是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至于立论说理，我以为与其好大贪多，不如因小见大，以浅见深。近来我的批评文字，每以为人作序出之，回国两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钟玲、陈幸蕙四位作家出书而写序言。我写序言，一定把原书认真细读，用红笔在校对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脚注，不一而足，然后就主题、风格、文体、语言等项理出作者的几个特色，加以析论。我写序言，避免应酬之语，空泛之论，务必就书论书，不但得失并举，而且以小证大，就近指远，常将个例归纳入于原理。在繁忙的时代，常恨无暇遍读、细读朋友的赠书，所以为人作序，可以视为指定作业，在我，是当功课来做的。
《土耳其现代诗选》以后，我已有三年不曾译书。此道之甘苦，我在长论短文里面早已述及，不再多赘。作者也许会江郎才尽，译者却只有愈老愈老练。翻译，至少是老来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来，要有空暇译个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后了。到那时我可以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艾尔·格瑞科、罗特列克、窦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缪尔（Edwin Muir）的《自传》，也是我久已想译的作品。
——1988年3月4日《时报副刊》
绣口一开
据说演讲是一种艺术，可以修炼而成。但是像所有的艺术一样，这件事也有天才和苦学之分。口才大半是天生，苦学所能为力的，恐怕多在修辞。有了卓越的见解，配以无碍的口才，演讲自然成功。若是见解平庸，纵然滔滔不绝，也只是震耳罢了，并不能直诉听众的内心。演讲而沦为修辞，便成了空泛的滥调，一出门去，听众便忘记了。多少名人，真的是见面不如闻名，开口不如见面。
有些名人演讲，完全根据讲稿，而有些讲稿根本就是完整的文章。据说徐志摩从欧洲回国，一次演讲就是如此。这只能算念，不能算讲。所谓宣读论文，如果只是照念，必然沉闷不堪。其实只讲清楚也还不够，多少得演。当然不是演戏，不是把讲台当做戏台。而是现场的听众也是观众，不但要听得入耳，也希望看得生动。会演的演讲人不但善于遣词，还要变化声调，流露情思，眼神要与台下的睽睽众目来回交接，挥手移足，俯仰顾盼，总要能照料到，才不会落得冷场。势如破竹的滔滔雄辩，侃侃阔谈，未必能赢得高明的听众。短暂的间歇，偶然的沉吟，出其不意地说到在场的某人某事，场外的天气时局，或者自问自答，或者学人口吻，都能解开“讲课”的闷局。其实真正动听的讲课，多半也带点演讲的味道。
动听的演讲宁短勿长，宁可短得令人回味，不可长得令人乏味。林语堂期待的短如女裙，固然不太可能，因为有人远从邻县赶来听讲，半小时并不能令他满足。但是一气直下，两小时都不瞥腕表，就未免不顾现实了。“深度不足的演说家，常用长度来补偿。”孟德斯鸠讲得一点也不错。还有一种人演讲，不但贪长，更且逞响。愈浅的人愈迷信滔滔的声浪，以为“如雷贯耳”便足以征服世界。以前不用麦克风，这些“铁血宰相”多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喊话”，到底容易声嘶力竭。现在有了机器来助阵，等于有了武器，这种演讲人在回声反弹如回力球的喧嚣里，更幻觉自己的每句话都是警世的真理了。
不少演讲都留下二三十分钟来答客问，这才是考验名人的时间。演讲本身毕竟范围有限，事先可以充分预备，唯独现场的即问即答，“临时抽考”，不但需要博学，更且有赖急智，答得妙时，还能掀起新的高潮。若是问者苦缠不已，答者文不对题，会场就陷入了低潮。若是听众无人发问，成了面面相觑的观众，那就更是冷场了。
还有一种反高潮的场面。主持人的介绍词把演讲人说得天上有，地下无，接下来的演讲却是平平无奇，不副厚望。或者主持人一番开场白谐趣横生，语妙天下，把紧接的演讲对比得黯然失色，也令人觉得头重而脚轻。金耀基主持新亚书院的夜谭多年，我听过他好几次开场白都简洁精妙。有人甚至说，是专为他的介绍词而来听演讲的，虽是戏言，也可见演讲有如斗智，真的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海内外名作家名学者的演讲，真能见面犹胜闻名的，实在不多。近年在香港也听过几位三十年代名家的现场说法，多难以令人侧耳倾心。锦心未必就有绣口，有些外国的汉学家简直口钝，中文说得比打字还慢。就算是锦心而绣口吧，演说大家的雄辞丽句也无非咳唾随风，与身俱没，哪像文字这么耐久。林肯的盖提斯堡演讲词，百年之后，也只是声销而文留。
——1985年12月30日新闻报《西子湾》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遁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凡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
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1975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觉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 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1985年5月19日《联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