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是作者彭国翔1997年迄今十五年间所选十三篇论文的结集。这些文字发表于海内外各种不同的学术出版物，尤以台湾的学术期刊为多。这十三篇文字都涉及大量中文古典文献，而台湾一直使用繁体字这一中文古典文献的原文，因此，《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选择首先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就是顺理成章的。

序言
前言
一、杨时《三经义辨》考论
二、《樗全集》及其作者
三、阳明学者的“实学”辨正
四、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泰州学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脉
五、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
六、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
七、日本内阁文库藏善本明刊《中鉴录》及其价值和意义
八、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
九、周海门与佛教——历史与思想
十、周海门先生年谱稿
十一、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
十二、姜希辙及其《理学录》考论
十三、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彭定求的《儒门法语》初探
新版后记

精彩书摘

　　《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
　　对海门而言，江与河的比喻，是指具体时空中的存在类型和样态。儒和禅的不同，正如江与河一样，是具体时空中不同的存在。这种万事万物在具体时空中的差异，作为“百虑”和“殊途”，是无需也不能求其一致的，正所谓“因缘之应迹难齐”，所以海门说“欲合一，虽至神不能”。另一方面，虽然江与河在具体的时空中各自有其不同的存在方式，但二者的性质、功能和归宿却是相同的。性质都是“湿性”，功能都是“流行”、“利济”，归宿都是“到海”。就此而言，作为“一致”和“同归”，儒和禅之间的共性也是无从抹杀的，正所谓“心性之根宗无二”，所以海门又说“必歧为二，虽至愚不许”。如果能够明了儒与禅“不可分”、“不可合”各自所在的意义层面，那么，“理一”和“分殊”可以两不相妨而一体无间。海门所谓“了此无二之宗，何因缘之不可？顺彼难齐之遇，何心性之不存？”正是此意。如果不通“理一分殊”之旨，不能明了儒与禅之间分合的意义层面，那么，其弊就不免会使儒与禅都偏于一端而未能得其整全。对儒家来说，如果视禅为“异端”，“使忘言绝虑之旨、知生知死之微，皆推之于禅而不敢当之为儒”，儒家自然只有“粗浅淡薄”的一面；对佛教而言，如果视儒仅为“世法”，“使日用饮食之常、经世宰物之事，皆推之于儒而不敢当之为禅”，佛教则“不可以治家国天下”，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行住坐卧，皆是禅定”、“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就都无从谈起了。海门所谓的“儒者之过”和“禅者之过”，正是对儒家和禅宗仅得一面的结果。在他看来，前者是“不知孔子之儒”，后者是“不知如来之禅”。而要了解“孔子之旨”和“如来之旨”，对海门来说，必须分别到“濂洛以后诸儒”和“曹溪以下诸师”那里去探求。显然，对海门来说，宋明理学和禅宗各自代表了儒家和佛教的真精神。
　　笔者曾经指出，晚明阳明学发展出了一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这种宗教观既肯定“百虑”，又信守“一致”；既肯定“殊途”，又信守“同归”。虽然认为具体时空中任何一种人类的精神传统都不能以根源性的“道”本身自居，只能是统一性的“道”的“殊相”，但由于同时并不否认宇宙间存在根源性和统一性的“道”，所以也不会流于相对主义。事实上，海门的《佛法正轮序》，正是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的最佳见证和说明。笔者以往的论述并未引用海门这篇文献，这里也恰好可以补充。
　　……

前言/序言

　　2000年7月我在台北初次认识国翔，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即后来修订出版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北京：三联书店，2005）。当天聚会匆促，未及详谈，不过他好学的热忱在我心中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四年后他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工作，曾抽空来访普林斯顿，我们才有充分的论学机会。以后他多次访美，每来必和我有数日的交流，由于治学范围和价值取向都很相近，这种交流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但国翔尊重传统，却不为传统所限，从学思发展的历程看，他一直在扩大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并尝试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自《良知学的展开》以来，十年之中他已有四种论集问世（包括本书），重点和取向各不相同，恰可为他在学问上与时俱进的情况作见证。
　　本书题作《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国翔认为在他的哲学专业之外，“而属于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领域”（《前言》）。以他的几部论集而言，《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偏重于宗教学的进路，《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所处理的是他最擅长的哲学与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三者恰好鼎足而立。但学科虽跨三门，研究宗旨却一贯而下，同在阐明儒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故相互之间配合得很紧凑。本书所收“辨正”与“钩沉”十三篇，事实上，都和哲学及哲学史密切相关，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上引“属于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的领域”之说。因为以中国的情形而言，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之间的界线是无法清楚划分的。据我所见，关于《龙溪会浯》和两部《理学录》的考论都涉及了明、清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正如先师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有关陈确《大学辨》、潘平格《求仁录》及章学诚遗书抄本的发现与考订也为后来清代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文献，其贡献决不限于“学术史的领域”。

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