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诗经》中的经典篇章,加以注释、评赏。
作者简介
李山,河北新城人。汉族,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担任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古代散文研究等。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史讲义》及《牟宗三传》等著述,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
走出学术象牙塔
导言
国风
小雅
大雅
周颂
鲁颂
商颂
精彩书摘
《诗经选/古代诗词典藏本》: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最早正面评价《关雎》者,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文字有脱落,意思大体还清楚:《关雎》之被孔子之重视,即在其“以色喻于礼”。孔子认为,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竹简文字就诗篇内容说,颇为平实。“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孔子之后,西汉今文家解《关雎》,以为“刺康王”,东汉古文家则以为歌唱的是“后妃之德”,诗篇实可为天下夫妻的人生榜样。此说,即在怀疑精神很强的欧阳修《诗本义》,也大致沿袭,直到很晚近的时期才有一些学者跳出其藩篱,另立新说(如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其实,汉人上述两个说法,都从篇章内部找不到任何证据。不顾篇章内容宣讲“大义”,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现代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说:这是一首爱情诗。这也是一种不顾篇章本身、不能知人论世的谬说。其实,早在《孔子诗论》,就间接地告诉读者:《关雎》是一首歌唱婚配的篇章。这从诗篇本身也可以读出。首先,诗是关乎贵族男女结合的。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往高里说,可视为周天子的结婚用乐。同时诗篇的“君子”、“淑女”之称,也不是指一般国、野之人。其次它是婚仪性的诗篇,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可知诗的口吻就既不非“君子”,亦非是“淑女”,而是第三方即歌唱者的。“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有人因《礼记》一些对婚礼的记载而怀疑《关雎》为婚礼歌唱是不正确的,《礼记》为西周之后数百年文献,编写者为东方儒生,时间相差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所以,在诗题材的确认上,应据诗篇所表现而定,而不是胶柱鼓瑟地理解儒家怎么说。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确实表的是“爱”,但“恩情”之“爱”是限定在夫妻伦理范围内的。在诗人看来,“恩情”之“爱”是“君子”配“淑女”配得好的条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好姻缘”实属难得,诗篇制作者对此有体察,所以才有恩爱的深愿。
读诗应知人论世,即尊重古人的时代与观念。《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在古代饮酒礼进行到“歌乡乐”环节时,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编诗者遵循了这一次第,列为三百篇之首。若问饮酒典礼何以以《关雎》为首?回答是她歌唱了婚姻的缔结。那么,当时婚姻缔结及夫妻恩情何以如此重要?答曰:这是一个古典的中国逻辑:《易传》不是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吗?男女结合竟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礼记》不是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吗?《礼记》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达致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这样的现实,最终映现在哲学的层次,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列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也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今人以“爱情”解读《关雎》,未免无视《诗经》的深厚。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与之接近,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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