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原本是单纯的，可是人却活得越来越复杂了。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作为生命在活，而是作为欲望、野心、身份、称谓在活，不是为了生命在活，而是为了财富、权力、地位、名声在活。在一定意义上，人生觉悟就在于透过这些社会堆积物去发现你的自然的生命，又透过肉身生命去发现你的内在的生命，灵魂一旦敞亮，你的全部人生就有了明灯和方向。

作者简介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哲学研究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
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主要作品有散文：《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生命的品质》；随笔：《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内在的从容》《把心安顿好》；纪实文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学术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等等。

精彩书摘

修订版说明
在修订版中，删除了初版中的最后两辑，即访谈和讲演辑录，那些内容将收进我的讲演录中另行出版。同时，增补了2010年发表的散文。以此作为我的按时间顺序结集的第五个散文集的定本。
周国平
2011年10月25日
生命的内在意义?第一辑
在现象世界，我们的肉体受千百种外部因素的支配，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人。可是，在本体世界，我们是自己内在生命的主人，不管外在遭遇如何，都能够以尊严的方式活着。
内在生命的伟大
一
小时候，也许我也曾经像那些顽童一样，尾随一个盲人、一个瘸子、一个驼背、一个聋哑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嘲笑，起哄，甚至朝他们身上扔石子。如果我那样做过，现在我忏悔，请求他们的原谅。
即使我不曾那样做过，现在我仍要忏悔。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多么无知，竟然以为残疾人和我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在他们面前，我常常怀有一种愚蠢的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现在，我当然知道，无论是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残疾，这厄运没有落到我的头上，只是侥幸罢了。遗传，胚胎期的小小意外，人生任何年龄都可能突发的病变、车祸、地震，不可预测的飞来横祸，种种造成了残疾的似乎偶然的灾难原是必然会发生的，无人能保证自己一定不被选中。
被选中诚然是不幸，但是，暂时——或者，直到生命终结，那其实也是暂时——未被选中，又有什么可优越的？那个病灶长在他的眼睛里，不是长在我的眼睛里，他失明了，我仍能看见。那场地震发生在他的城市，不是发生在我的城市，他失去了双腿，我仍四肢齐全……我要为此感到骄傲吗？我多么浅薄啊！
上帝掷骰子，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都同样地无助。阅历和思考使我懂得了谦卑，懂得了天下一切残疾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在造化的恶作剧中，他们是我的替身，他们就是我，他们在替我受苦，他们受苦就是我受苦。
二
我继续问自己：现在我不瞎不聋，肢体完整，就证明我不是残疾人了吗？我双眼深度近视，摘了眼镜寸步难行，不敢独自上街。在运动场上，我跑不快，跳不高，看着那些矫健的身姿，心中只能羡慕。置身于一帮能歌善舞的朋友中，我为我的身体的笨拙和歌喉的喑哑而自卑。在所有这些时候，我岂不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吗？
事实上，残疾与健全的界限是十分相对的。从出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已经注定要走向衰老，会不断地受到损坏。由于环境的限制和生活方式的片面，我们的许多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开发，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已经萎缩。严格地说，世上没有绝对健全的人。有形的残缺仅是残疾的一种，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人皆患着无形的残疾，只是许多人对此已经适应和麻木了而已。
人的肉体是一架机器，如同别的机器一样，它会发生故障，会磨损、折旧，并且终于报废。人的肉体是一团物质，如同别的物质一样，它由元素聚合而成，最后必定会因元素的分离而解体。人的肉体实在太脆弱了，它经受不住钢铁、石块、风暴、海啸的打击，火焰会把它烤焦，严寒会把它冻伤，看不见的小小的病菌和病毒也会置它于死地。
不错，我们有千奇百怪的养生秘方，有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技术，有超级补品、冬虫夏草、健身房、整容术，这一切都是用来维护肉体的。可是，纵然有这一切，我们仍无法防备种种会损毁肉体的突发灾难，仍不能逃避肉体的必然衰老和死亡。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人的生命仅是肉体，则生命本身就有着根本的缺陷，它注定会在岁月的风雨中逐渐地或突然地缺损，使它的主人成为明显或不明显的残疾人。那么，生命抵御和战胜残疾的希望究竟何在？
三
此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系列高贵的残疾人形象。在西方，从盲诗人荷马，到双耳失聪的大音乐家贝多芬，双目失明的大作家博尔赫斯，全身瘫痪的大科学家霍金，当然，还有又瞎又聋的永恒的少女海伦?凯勒。在中国，从受了腐刑的司马迁，受了膑刑的孙膑，到瞎子阿炳，以及坐着轮椅在文字之境中自由驰骋的史铁生。他们的肉体诚然缺损了，但他们的生命因此也缺损了吗？当然不，与许多肉体没有缺损的人相比，他们拥有的是多么完整而健康的生命。
由此可见，生命与肉体显然不是一回事，生命的质量肯定不能用肉体的状况来评判。肉体只是一个躯壳，是生命的载体，它的确是脆弱的，很容易破损。但是，寄寓在这个躯壳之中，又超越于这个躯壳，我们更有一个不易破损的内在生命，这个内在生命的通俗名称叫作精神或者灵魂。就其本性来说，灵魂是一个单纯的整体，而不像肉体那样由许多局部的器官组成。外部的机械力量能够让人的肢体断裂，但不能切割下哪怕一小块人的灵魂。自然界的病菌能够损坏人的器官，但没有任何路径可以侵蚀人的灵魂。总之，一切能够致残肉体的因素，都不能致残我们的内在生命。正因为此，一个人无论躯体怎样残缺，仍可使自己的内在生命保持完好无损。
原来，上帝只在一个不太重要的领域里掷骰子，在现象世界拨弄芸芸众生的命运。在本体世界，上帝是公平的，人人都被赋予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灵魂，一个永远不会残缺的内在生命。同样，在现象世界，我们的肉体受千百种外部因素的支配，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人。可是，在本体世界，我们是自己内在生命的主人，不管外在遭遇如何，都能够以有尊严的方式活着。
四
诗人里尔克常常歌咏盲人。在他的笔下，盲人能穿越纯粹的空间，能听见从头发上流过的时间和在脆玻璃上丁零作响的寂静。在热闹的世界上，盲人是安静的，而他的感觉是敏锐的，能以小小的波动把世界捉住。最后，面对死亡，盲人有权宣告：“那把眼睛如花朵般摘下的死亡，将无法企及我的双眸……”
是的，我也相信，盲人失去的只是肉体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一定更加明亮，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生活在一个更本质的世界里。
感官是通往这个世界的门户，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会使人看不见那个更高的世界。貌似健全的躯体往往充满虚假的自信，踌躇满志地要在外部世界里闯荡，寻求欲望和野心的最大满足。相反，身体的残疾虽然是限制，同时也是一种敞开。看不见有形的事物了，却可能因此看见了无形的事物。不能在人的国度里行走了，却可能因此行走在神的国度里。残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比较容易觉悟到外在生命的不可靠，从而更加关注内在生命，致力于灵魂的锻炼和精神的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残疾人更受神的眷顾，离神更近。
五
上述思考为我确立了认识残奥会的一个角度、一种立场。
残疾人为何要举办体育运动会？为何要撑着拐杖赛跑，坐着轮椅打球？是为了证明他们残缺的躯体仍有力量和技能吗？是为了争到名次和荣誉吗？从现象看，是；从本质看，不是。
其实，与健康人的奥运会比，残奥会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体育的精神意义。人们观看残奥会，不会像观看奥运会那样重视比赛的输赢。人们看重的是什么？残奥会究竟证明了什么？
我的回答是：证明了残疾人仍然拥有完整的内在生命，在生命本质的意义上，残疾人并不残疾。
残奥会证明了人的内在生命的伟大。
2008.7
让生命充满内在意义
——王川《破晓，醒来！》序
2003年春季，SARS肆虐，北京成了一座半空的围城，我和家人在郊外住宅过着安静的日子。那些天里，我略感意外的是，未尝谋面的画家王川忽然常打电话来。当时他卜居在深圳郊外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每日埋头作画。在电话里，他跟我谈不久前他在尼泊尔的朝圣，谈艺术界的人和事，谈他的各种感想。他那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忽近忽远，忽清晰忽模糊，仿佛从他身边的南中国海传来的遥远潮声。他说话语速很快，话题跳跃，我即使聚精会神也总有听不明白的时候。但是，我听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自从做胃癌手术以后，他写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和笔记。我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现在，我读到的这部书稿就是他从日记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
人生无常，死亡随时可能来临，这个道理似乎尽人皆知。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抽象的道理，而在一个突然被死神选中的人身上，它却呈现出了残酷的具体性。同是与死神不期而遇又侥幸地逃脱，情况也很不相同，这种非常经历能否成为觉悟的契机，取决于心性的品质。在中国美术界，王川被同行称为离上帝最近的人，他有浓烈的玄思倾向和宗教情怀，耽于终极问题的追问，并通过绘画予以表达，其抽象艺术的成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样的一个人，从死神身边回来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重要的感悟告诉我们。
王川于1998年被诊断出胃癌第三期并做了胃切除百分之八十的手术，此后曾出现复发的迹象，这使他的生命时间始终处在极大的不确定之中，他的感觉是佛家说的“分分秒秒正在死去”。对于潜伏在身边的死亡，王川终于找到了一种合宜的态度，不但不回避、不拒绝，与之和睦相处，而且把它当作一位导师，在它时时刻刻的提醒下思索人生。这正合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死亡而存在”的思路，使死亡由致人毁灭的负面力量变成促人净化的正面力量了。他的感悟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当下和内在。生命大于肉身，死亡揭示了肉身的有限，却启示了生命的无限。生命的内在疆域无比宽阔，只要你能进入其中，每一个当下即是永恒。
一般人活在世上，对于未来会有种种期望和计划，并且为之忙碌。可是，倘若一个人意识到死亡近在咫尺，他就会明白，期待中的未来也许并不存在，唯一可把握的是当下。王川就是这样，他说他活得像只剩下几分钟，每一天破晓睁开眼睛起来，喝上一口热水，深深地吸一口气，这时他会想，不知明天还能不能再睁开眼睛起来，于是就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了。因此，他不会给自己安排许多事，好像把所有这些事做完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知道，结果正相反，这只会让头脑里装满垃圾，欺骗自己前面还有无限的时光和明确的目标，过多的期望逐渐变成过多的恐惧，掉进了致命的陷阱。他已经习惯于放下一切，首先是放下对未来的执着。于是，他做事的心态是：“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这种心态看似消极，其实包含着大智慧。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没有明天的一天，可是世人往往为不可靠的明天复明天付出全部心力，却把一个个今天都当作手段牺牲掉了。
把心放在当下，如何做，做什么？王川的回答是：“利用生命每一刻来转化内在。”人们为未来奔忙，多半有具体的名和利作为目标。精神的追求自然也可以设立某种目标，但是，精神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方向，它的实现方式不是在未来某一天变成可见的现实，而是作为方向体现在每一个当下的行为中。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又时刻可以正在实现。因此，把心从未来收回到当下，也就意味着把心从外在的名利世界收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王川的淡泊名利，在美术界有口皆碑，而死亡这位导师的教导使他更加看清了名利的无价值，更加坚定了生命的精神性目标。他曾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又潜心佛教和禅定，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形式，他始终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他常说的“转化内在”，从而让生命充满内在意义。他深切感到，对生命的正确思考和深度体验是实实在在的、最高级的、不可估量的东西，拥有了这个东西，就“身在黄金岛，何须寻凡石”，不必在乎世俗生活中的得失了。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王川来说，绘画也是“转化内在”的一种形式。从他一些个展的主题，例如“生命的指标”、“精神生活的手稿”、“涂画的觉醒”，我们亦可看出这一点来。他画抽象水墨画，只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与中西文化优劣之类的伪命题毫无干系，最反感那种“自我东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批评中国画家头脑里装了太多与艺术无关的事情，使得艺术本身变得很弱。面对空前热闹的大陆艺术界，他宁愿“彻底将自己变成局外人，变成什么都不是的人”，背着行囊四处漂泊，在漂泊中脱光身上虚假的文化盔甲。当他孑身一人漫游在喜马拉雅山麓生机勃勃的丛林之中时，他如此告慰自己：“我最满意的不是我画出一点抽象艺术之美的作品，而是我获得的一种生活。”
从这部书稿中我第一次知道，就在2003年他常给我打电话的那段时间后不久，他卜居的小渔村遭受十二级飓风袭击，而他在那里辛苦画出的一百五十多幅水墨画被雨水浸泡成了纸浆。遭此劫难，他在日记中平淡地写道：“消融于生命自身之中的生命，乃是无限丰盈的自足。当下，水墨画被水弄湿的讲法已经无聊至极。只好随它去。”
仍让我用王川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序言吧：“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来，中间的时候，什么都留不住，最后的时候，全部都在。”那最后的时候全部都在的是什么？他如是说：“精神与世界不曾分离，天空与大地、生命是一个整体。”
在确诊患了中晚期胃癌的那个时刻，王川向自己预言：“此时，我的人生又是一次开始。”信哉。
2007.9
人生边上的智慧
——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在前言中，杨先生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散文典藏生命的品质（精装）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