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17
《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的写作非常坦诚与平实。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却讲出了整个时代,记录了艺术家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的深刻思索和艰难抉择。字里行间,除了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追寻之外,作者也用时间、绘画、人、物、景划出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中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妻子儿子、远房近亲、身边的艺术家等各种人物,有生病、求学、恋爱、结婚、生子、办展览等种种事件,千丝万缕的关系维系着一个大家庭那岌岌可危的延续性,并且用白描式的写法描述了自身和身边人的生活方式、创作状态、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变化。在大时代里,无关政治历史的宏旨,往事在说话,带领我们回到一个人的往昔,所有的事情由此都变成了生命的滋养。
《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们将在平静之中带着黄老三慢慢地老去。我最喜欢在散步时听到路人说,那是黄老三和它的画家主人。”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不是没有感慨,更多流露的是期待。在某种程度上,回忆,并把回忆记录下来,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的艺术行为,“向后看”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升华,它不但能衡量我们的现实,也能丈量我们的良心。
《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是一本个人的历史回忆录。董克俊,这位被美国的评论家称为“原始”的现代主义画家,建国后最知名的版画家之一,这位现实生活中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在年过七旬之后,一笔一画地,记录了作者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的深刻思索和艰难抉择,他写出了命运的沉重或轻盈,选择的痛苦或快乐,历史的哑默或喧嚣。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却讲出了整个时代,文字朴素,情感真挚。《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们将在平静之中带着黄老三慢慢地老去。我最喜欢在散步时听到路人说,那是黄老三和它的画家主人。”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不是没有感慨,更多流露的是期待。在某种程度上,回忆,并把回忆记录下来,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的艺术行为,“向后看”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升华,它不但能衡量我们的现实,也能丈量我们的良心。
董克俊,1937年生,重庆人。国家一级美术师,获国务院津贴;曾任第四、五届中国美协理事,贵州美协副主席,贵州文联副主席,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版画评委。现任贵州民族学院客座教授,贵州政协画院名誉院长。擅长版画,兼作中国画、油画。作品有《春返苗山》《雪峰寓言木刻插图》《山气》等,曾获全国版画展创作奖,鲁迅版画、贵州省文艺创作一等奖,贵州省版画大展特别奖等多种奖项;参加过多次大型展览。出版物有《雪峰寓言木刻插图集》《董克俊版画集》《董克俊版画新作选集》等。
★董克俊先生的艺术和人生,既回应了时代激流对他的召唤,又真实地呈现了个人在时代激流奔涌下的勇气、真诚与抉择,这不仅是一本历经沧桑的回忆录,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心灵史最感人的断章。作者具有说书人的本领,娓娓道来中自有一种从容淡定和悲天悯人的才情。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管郁达
★独见克俊先生,黔地感悟数十年,亦东亦西,亦古亦今,熔于各种材料,求气韻,幽澹,虽取一隅风物,却不泥于所见,更不囿于墨戏符号,发明颇多,细观下來,方知其妙技高逸处,全在身学,不在讲习,犹如枯山听鸟,鸦雀自來,吾身如石,都不惊?,故得心声,《神交》一品,最能說明。于是又知,域別形殊,都可安排,惟童心未泯,可屏于穷技。
——诗人、作家 钟鸣
避轰炸到南充
后来为了安全,父亲送我们一家到南充去住了一段时间。父亲不知从何处弄来一部雪弗兰的黑色小车,途中经过遂宁县城,住了一天,我外婆以前的一个丫头,嫁给了这里的一个地头蛇,一个袍哥大爷,也就是舵把子,彭九龙,很有势力。他还请我们在当地最体面的西餐馆吃西菜,我吃的是意大利通心粉,伴着流行歌曲。那场面当时一定很奇特,袍哥大爷和一帮兄弟伙,请大城市的人吃饭,我父亲西装革履,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回想起来大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感觉。
离开遂宁的时候还有一个三爷站在车门边护送一程。此人把长衫衣襟解开,以此来告诉江湖中人这是自己人不能侵犯。虽然沿途常有土匪作乱,我们却顺利地到了南充。南充是个小城市,坐落在嘉陵江边,就几条东大街、西大街之类的街道,房子很古老,大都是木瓦结构,和重庆大不一样,很宁静,完全没有战争的感觉。
外公的房子好像在西大街,沿街十来间门面,中间有一道大门,进去是一个天井,有两大棵树,结着像葡萄一样的果实。两边有两排房,再往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四方的花园,穿过花园到正屋、中堂,也就是客厅。客厅两边是住房,大概有十来间。正房右边靠围墙有一长排伙房,做饭和住佣人。正房两侧和后院很宽大,种了很多很高的树。围墙有四五米高,侧面有一道小门。经常有卖粉面小吃的小贩在这里叫卖,外婆常叫佣人开门买些来吃。这座房子是名副其实的小城老宅,不知是外公何年何月修建的,完全的木结构,大柱头,木板墙。晚上睡觉会听到嘎嘎声响,怪怕人的。
那时我也就五岁,但我母亲将我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学去读书。那座小学大门在街边,是一条深巷,通向里面的学堂。有四米来宽,两边是一百多米的红墙夹着,靠墙两边有很多松柏树,高高地排着,经常那上面站着很多白鹤、鹭鸶之类的鸟儿,满地是花白的鸟粪。长长的路,通到校园里,给我留下的印象现在还很新鲜。当时这所学校上课很特别,教室大大的,没有一排的课桌,只是几个方石桌子,可在四方坐着上课。至于读的是些什么,老师叫什么,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学校很大,有很多空地、树林,环境非常好。可见当地对教育的器重。南充当时很小,又没有日机轰炸,小城很安宁,在城西边几里处有一座西山,很有名,是当地的风景区,一到俗定的宗教节日,城里人都到那里去烧香、拜佛。那山上有一座大庙,庙中有一个老和尚,他的签是很准的,善男信女有不少求签的。这里的糖罗汉、甜大蒜是名小吃,大人小孩都要吃一些,没有不买的。我们经常去玩,呆一天是非常愉快的。
我外公有不少田地,有很多佃农耕种,是我大舅妈在具体经管这些事务。大舅妈是外婆在西充县找的赵氏本家的一个女儿,大舅和大舅妈是包办婚姻,所以大舅一直对这个婚姻感到不满,双方没有感情,家庭关系很不和睦。虽有三个小孩,但大舅长期在重庆工作很少回家。舅妈很能干,但人相貌文化差一些,因而成为家庭不幸结局的原因。
每年秋天大院里就开始张罗接待佃农来交租。院子摆了十来桌酒席,堆放着一些毛巾肥皂、脸盆烧水壶之类的日用百货,是准备送给交租粮的佃农的,那种场面很热闹。佃农们挑着谷子一家一家都来了,大人小孩,真不少。交租完后,就开始会岁,主人方要讲一些吉祥祝福之类的话,然后把礼品分送给佃农们。整个院落气氛是非常和谐的。收来的谷子,有粮仓堆放,就在临街的房子中,经碾压成米后,在临街的铺子中销售。这些事都是一些亲戚在经营。
有一次传说日机要来轰炸南充,弄得我们很紧张,于是就到城外一家佃农家去暂避。我们坐着滑杆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家大瓦房前,主人是一个陈姓佃农,安排我们数人住在他的临时客房里,当时佃农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一家数口人日子还过得不错。
我的外公
我外公郭松年与外婆都是四川西充人,那是一个很小、很穷的地方。外公家大概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外公从小读私塾,在清末考了一个秀才,民国初年,军阀时期,走出了西充在外面闯世界。当时外公脱下长衫换上短打,挑了一个担子,一头是红薯稀饭,一头是书,走到了南充又乘船沿嘉陵江到重庆,经同乡介绍举荐在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部的克武部队作幕僚,深得当时省主席王赞绪的赏识,曾为王赞绪做后勤处长。因其管理财政金融能力,外公被王赞绪任命为四川省银行行长,从此发迹,在南充置地、建房,在重庆搞金融投资,成为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和天府煤矿的股东。1935年前后,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剿共”日渐加紧。我外公不愿趟这趟浑水,便退出军界,做自己的事。外公和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张阑、李济深有过交往,这大概是退出军界的原因。外公膝下两儿一女,老大是千金,即我的母亲。我母亲郭曦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婚前在重庆一女中读书,小时虽也缠过足,但时代变了,缠了一半也就算了。因此母亲的脚既未缠成“三寸金莲”,像外婆那样,但也不是自然的大脚。母亲当时很美,瓜子脸,双眼皮,丰润的嘴唇,弯弯的眉毛,一米七的苗条身段,是聪慧贤淑温顺的大家闺秀。追求的富家子弟很多,她最后选定了我父亲董学渊,一个山货药材商人的三公子,一个风流倜傥的时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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