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庙底沟文化部分小件器物的分类、遗址的发掘与文化堆积、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西周遗存、东周遗存、泉护村庙底沟文化遗存、动物遗存分析等。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工作概况
第二章 遗址的发掘与文化堆积
第一节 发掘工作
第二节 文化堆积
第三节 遗址的基本概况
第三章 庙底沟文化遗存
第一节 层位关系与文化分期
一 层位关系
二 遗存分期
三 陶器演变规律
四 陶器分析
第二节 庙底沟文化部分小件器物的分类
第三节 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
1.H4
2.H28
3.H30
4.H38
5.H47
6.H52
7.H53
8.H57
9.H64
10.H66
11.H68
12.H76
13.H88
15.H94
16.H95
17.H103
18.H108
19.H117
20.H119
21.H120
23.H122
24.H123
25.H124
26.H125
27.H150
28.H159
29.H165
30.H166
31.H168
32.H172
33.Y2
第四节 庙底沟文化二期遗存
1.H8
2.H35
3.H41
4.H46
5.H61
6.H62
7.H67
8.H71
9.H74
10.H82
7.H22
8.H45
9.H63
10.H77
11.H97
12.H100
13.H109
14.H116
15.H133
16.H134
17.H137
19.H144
20.H152
21.H160
22.22
23.23
第四章 其他时期遗存
第一节 周代遗存
一 西周遗存
二 东周遗存
1.W1
2.W2
3.W3
4.M17
第二节 汉、唐遗存
一 汉代墓葬
1.M1
2.M4
3.M5
4.M6
5.M7
6.M8
7.M9
8.M10
9.M11
10.M12
11.M13
12.M14
13.M15
14.M18
二 汉代围沟
1.G1
2.G2
3.G3
4.G4
5.G5
三 汉代井
1.J1
2.J2
3.J3
四 唐代墓葬
第五章 动物遗存分析
一 前言
二 分类简述
三 各遗迹单位动物骨骼保存分布情况
四 小结
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泉护村庙底沟文化遗存
一 泉护村庙底沟文化各期的特征及其关系
二 泉护村庙底沟文化与周边同期文化的关系
三 泉护村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环境与经济形态
1.自然环境
2.经济形态
四 泉护村遗址聚落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
第二节 其他时期遗存
一 西周时期遗存
二 东周遗存
三 汉、唐遗存
附表
附表一 灰坑登记表
附表二 墓葬登记表
附表三 其他遗迹登记表
附表四 遗址出土的动物群
附表五 各遗迹单位出土骨骼数量、种属统计表
附表六 动物群在各文化层中的分布情况
附表七 各期文化层动物骨骼的数量及对应的最小个体数
附表八 不可鉴定动物骨骼统计表
附录
附录一 泉护村遗址石器岩石类型鉴定报告
附录二 泉护村遗址植硅体分析报告
附录三 泉护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报告
附录四 泉护村遗址出土木炭AMS14C年龄测定数据报告单
附录五 泉护村遗址14C年代测定结果分析
编后记
英文提要
前言/序言
《河西走廊古代聚落研究:以甘肃段为例》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中国西北地区极具战略与文化意义的地理单元——河西走廊,旨在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该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古代聚落形态、聚落群落结构及其与周边环境、社会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全书以考古学田野调查与既有发掘资料的重新整合为基础,辅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力求为理解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早期互动网络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 河西走廊,作为连接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域游牧文明的关键通道,其聚落的演变直接反映了区域社会对气候变迁、资源分布以及外部文化影响的适应与反制过程。本书的叙事主线并非孤立地记录单个遗址,而是着眼于宏观的聚落生态学视角,构建起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聚落体系模型。 第一部分: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的萌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河西走廊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水系变迁与土壤分布特征,强调了绿洲边缘地带与冲积扇地带在早期人类定居中的核心作用。重点分析了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在走廊东段(如武威、张掖盆地)的早期遗存。 研究发现,史前聚落的选址表现出极强的依水性和防御性考量。早期的聚落规模普遍较小,多为环壕或半环壕式的聚居地,显示出区域内部资源竞争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结构相对扁平。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陶器和石器组合的分析,揭示了河西走廊在这一时期如何作为农耕文化向西渗透的“桥头堡”,同时也接纳了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融景观。例如,对冷龙遗址群的比较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因素在工具技术和生业模式上的共存与适应机制。 第二部分:青铜时代晚期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聚落的整合与分化 随着青铜时代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双重影响,河西走廊的聚落结构开始出现显著的整合与分化趋势。 重点分析对象包括: 1. 防御性聚落的兴起: 针对游牧民族的压力增大,沿着走廊关键隘口和交通线,出现了具有规模性防御设施(如夯土城墙、瞭望塔基址)的聚落。这些聚落不仅是居住中心,更承担了区域资源调控和军事防御的功能。本书详细考察了如山湾子类型遗址群中,聚落规模的扩大和内部居住区划的复杂化,这被视为社会复杂化程度提升的直接物证。 2. 资源管理中心: 在祁连山冰雪融水滋养的绿洲区域,出现了专门化的手工业作坊和大型仓储设施。聚落不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单元,而是开始充当区域性的经济交换节点。例如,对铜器冶炼遗址的聚落空间分析,显示了资源采集、加工和分配的专业化管理体系。 3. 聚落层级体系的初步建立: 通过对不同聚落面积、遗迹密度和文化遗物丰富度的量化分析,初步构建了青铜时代晚期河西走廊的聚落层级结构图。多数聚落处于基层,少数位于交通要冲或资源富集地带的中心聚落,开始展现出对周边小型聚落的辐射和控制能力,预示着早期政治实体的萌芽。 第三部分:汉代:帝国控制下的聚落网络重塑 汉代对河西走廊的正式纳入与“列四郡,据两关”的战略部署,对该地的聚落景观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本书将此阶段的聚落研究视为“帝国边疆”建设的考古实证。 核心研究点在于聚落的“军事化”与“屯垦化”: 1. 郡县制下的标准聚落模式: 汉代沿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兴建的亭燧、烽燧和里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技术监控网络。本书详细分析了汉代城址的形制,如标准的方形或矩形布局、里坊制度的萌芽,以及对军事设施(如坞堡、箭矢窖藏)的集中展示。这些聚落不再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帝国意志的体现。 2. 屯田制度与聚落的扩散: 随着屯田制的推行,大量军队和移民进入走廊腹地。这导致了大量小型、功能单一的屯田聚落(或称“田庄”)的出现。这些聚落的选址紧贴水源灌溉渠系,其结构高度统一,主要围绕仓廪和农具作坊展开,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对粮食生产的直接干预。 3. 丝绸之路枢纽的聚落形态: 在走廊西端,如敦煌、玉门关沿线的聚落,其功能中心从农业生产转向了过境贸易和行政管理。本书通过对这些城市性聚落出土的简牍、贸易物品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如何从边陲军事要塞,逐步演变为多民族、多宗教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城市。 总结与展望 全书最后部分对河西走廊数千年聚落演变的主旋律——“适应与抵抗”——进行了总结。聚落的选择、规模、内部结构的变化,无不体现着区域社会在适应干旱环境的压力下,如何通过技术革新(如水利灌溉)和制度嵌入(如帝国管理),来确保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生存与发展。 本书不仅是对河西走廊古代聚落的考古记录整理,更是对中国古代边疆社会组织模式、国家权力渗透机制以及生态环境互动模式的深入探讨。它为理解中国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的复杂性和韧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和理论支撑。研究方法上,本书倡导跨学科合作,尤其是GIS技术在识别古代水系和聚落分布密度上的应用,为未来同类区域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
这份报告最让我感到惊喜和震撼的,在于它对材料的综合分析能力。它远远超出了简单“挖到了什么”的记录范畴。报告中对于出土的石器、骨器以及极少数金属遗物的材料来源和加工工艺的探讨,融入了当时最新的科技分析手段,例如可能涉及的岩石学分析或者同位素测试(虽然我没有细读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但从报告的框架和深度可以推测)。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将泉护村遗址孤立地看待,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关中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同期文化谱系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报告中引用的对比材料非常广泛,从邻近的同期遗址到稍早或稍晚的文化类型,都有详尽的论证和参照,这种宏观视野的构建,使得泉护村遗址的文化面貌得以被更准确、更立体地定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特定历史阶段区域社会面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