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五史说略》是大家写小书。执笔的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作者们以自己丰富的学术积累、深切的研究经验，向读者介绍阅读经史的心得与方法。
　　普及性强：一谈到十三经、二十五史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此书全无因传统文化经典的艰深、学术性强而造成阅读障碍。全书对每本书介绍的文字篇幅不长，文字平易，论证严谨，层次分明，可读性极强。作者们真正的做到了深入浅出，融深厚学识、思想于平实的论述中。

内容简介

　　《二十五史说略》全面、精练、准确地介绍二十五史中每部书的缘起、编纂始末、刊刻流布、内容特点、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研究状况等各个方面；每篇中都有推荐参考书目，以期指示门径。本书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必选入门读物，王钟翰、安平秋、黄永年、王天有等学术专家精心撰写的精准之作。李学勤赞誉到：“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

再版序言／李学勤
《史记》说略／安平秋张玉春
《汉书》说略／周天游
《后汉书》说略／周天游
《三国志》说略／高敏高凯
《晋书》说略／朱大渭
《宋书》说略／蒋福亚李琼英
《南齐书》说略／蒋福亚方高峰
《梁书》、《陈书》说略／蒋福亚方高峰
《魏书》说略／高敏高凯
《北齐书》说略／何德章
《周书》说略／何德章
《隋书》说略／黄永年
《南史》、《北史》说略／高敏高凯
《旧唐书》说略／黄永年
《新唐书》说略／黄永年
《旧五代史》说略／郑学檬毛章清
《新五代史》说略／郑学檬毛章清
《宋史》说略／裴汝诚
《辽史》说略／李锡厚
《金史》说略／崔文印
《元史》说略／陈高华
《明史》说略／王天有李新峰
《清史稿》说略／王钟翰

精彩书摘

　　史记其书——材料来源与整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就是用事实、靠材料体现自己的观点主张。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方法，将经过整理取舍的材料融会于《史记》之中，去实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宗旨，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进程的雄伟画卷。
　　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
　　《史记》凝聚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意念始，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记》取材丰富而具体，广博而典型。概括起来，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档。《太史公自序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西汉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国家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马迁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在汉初，朝廷就已对典籍文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提高了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马迁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备的优越的利用文献的条件。
　　司马迁运用西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具体篇章常常用“予观《春秋》”、“其发明《五帝德》”、“余以《颂》”、“采于《书》、《诗》”、“余读管氏商君《开塞》、《耕战》书”、“皆道《孙子》十三篇，”、“世之传郦生书”，或以“《礼》曰……”、“《周官》曰……”等方式说明所用材料出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具体篇章中还以种种方式，或是直录书名，或是采用某书之文等，显示出引用典籍的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西汉图书宝库的丰富收藏。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一百零六种之多。（张大可《史记研究·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划分，它包括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至今，这些典籍半数已经亡佚。而且，这并不能说司马迁著《史记》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所引典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汉以后就已亡佚，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难以知晓。仅从今天可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说：“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二是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虽没有成书，但它的史料价值并不低于典籍，或者可以说更重要、更宝贵。因为它们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灭亡后，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史记·萧相国世家》）这里的“图书”，是指地图和官方文书，应该包括郡县分布及各地形势图、户籍、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军事活动进程及朝议、巡游、封禅之纪录、各种制度的文本等。我们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史记》记述礼、乐、律、历、封禅、河渠、经济货币等制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赵高、蒙恬等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运用这些材料的痕迹。汉代档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汉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体、真实的材料，它大致包括：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纪录等。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这些具体的材料，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郦滕灌列传》所记樊哙的军功，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均是据计功档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记加封功臣，更是依据了计功档案。《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史记》引用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往往用“据……”、“天子曰……”、“诏曰……”、“有司言……”、“公卿言……”、“……上书”等形式表明所引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等档案资料。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在这方面，司马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正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选择地运用到《史记》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但“总不离古文近是”，《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幸运、背时，家族的兴旺、衰落，侯国的强盛、毁亡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后，“余视其母冢，良然”，引发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所以在《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再如“吾适齐”，体验到齐国百姓的天性“阔达多匿知”，是齐太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其他如亲身调查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古今地名变迁、各地物产习俗等，无不给他以熏陶、启示，对《史记》的撰写起了重大的作用。
　　（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当代人、当代事作《传》。这些人或作古未久，这些事或发生未远，均无书面材料可据。给他（它）们作《传》，就如同我们今天写“报告文学”，如果能参与其事，或是耳闻目睹，则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司马迁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因为《史记》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记》所记的亲闻亲见、亲身经历，他们父子皆在其中。同时，他们父子二人相继为太史令，其所经历的与作《史记》相关的人与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制度、事迹方面，如司马迁随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亲身参加了封禅大典，并且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史记·封禅书》）了解了当时“用事于鬼神者”的“表里”，所以在《封禅书》中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讥讽了武帝醉心于封禅之事的穷奢极欲行为；他随从武帝巡视黄河的瓠子决口，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的劳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为武帝当场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动“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灼龟问卜活动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频繁举行。传至西汉，具体过程已不甚了了。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卜为手段，或是牟利致富，或是构陷他人。司马迁为了揭开笼罩在龟策占卜行为上的神秘光环，“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仅得出食龟“有益助衰养老，岂不信哉！”的结论，（《史记·龟策列传》）于是作《龟策列传》（《龟策列传》原文已佚，仅存司马迁写的《序》，《传》文是褚少孙补写的）。在人物方面，如《史记》记叙战国史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记载了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始末，就是“吾闻冯王孙曰”得来的；《刺客列传》详尽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秦始皇侍医）游，具知其事，为余（指司马谈）道之如是”；《韩长孺列传》记叙了韩长孺的种种具有长者风范的事迹，他与壶遂都是梁人，而司马迁“与壶遂定律历”，亲身感受了“壶遂之深中隐厚”的性格，由他们二人的品德，印证了“世之言梁多长者”是“不虚”的。
　　司马迁把亲身所闻所见写进《史记》，使其内容更加准确、详尽、真切，为后世了解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可贵的资料。
　　2.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经过父子两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马迁掌握了丰富而又博杂的资料。司马迁根据《史记》的创作宗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确定了选择运用这些资料的原则，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厥协六经异传，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创作《史记》，是要效孔子作《春秋》，总结往古，彰明汉室，垂教后世。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一尊孔子整理过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以之为圭臬，也就是他所说的“折中于夫子”。但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传至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千万数”的经传“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抵牾”，（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何为孔子真谛，需下“协”的功夫。“协”就是综合。综合解说六经的各种异传，使之归于一致。一致的标准是符合孔子的原意。
　　《史记》中，上古史的绝大部分史料来自六经传记，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取材于《尚书》的《禹贡》和《甘誓》，另外补采了一些《世本》中的记载；《殷本纪》多据《尚书·商书》；《周本纪》多取材于《尚书·周书》，并分别补采了《诗经》、《国语》的一些记载。《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史料多来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传记部分取材于《礼记》。司马迁“协理”六经的重点在于“异传”，如果某种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记载没有异传，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说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了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悼，遭到子贡批评的事，鲁哀公在悼词中自称“余一人”，子贡对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抨击了鲁哀公的虚情假义行为和僭号言论。《公羊传》和《谷梁传》均未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全文录用了《左传》这段文字，以表明对鲁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评价。如果六经异传对同一件事记载不同，司马迁则“折中于夫子”，取一家之说，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例如《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公羊传》、《左传》在解经中都记叙了齐臣逢丑父为了让齐侯逃跑，自己冒名顶替齐侯欺骗晋军。可是，后果二传却记载得大相径庭。《公羊传》记叙为晋将郤克说逢丑父是“欺三军者”，按法当斩，“于是剒逢丑父”。《左传》则记叙为：“郤献子将戮之，（逢丑父）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采用了《左传》的说法，赞赏了逢丑父的忠君行为，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六经异传对同一事的评价相同，《史记》就同时采用各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说基本一致，《左传》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的话作解。《三传》均持这是“为天王讳也”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便无歧义：“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周本纪》和《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由以上诸例可以清楚看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折中于夫子”。
　　（2）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关于“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区别，虽然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概念还是很清楚的。“六经异传”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对它们进行解说的《传》。除此之外均是百家杂语，既包括战国、秦汉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也包括汉以前的史书，如《世本》、《国语》、《战国策》（当时尚未有统一书名）、《秦记》、《楚汉春秋》等，还有一些诗赋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著作，诸如《禹本纪》、《山海经》、《燕丹子》等。大体上说，司马迁写战国秦汉史的素材主要来自百家杂语。
　　“整齐百家杂语”的“整齐”，就是整理选择使之统一。自春秋起，学术下移，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私家著述层出不穷。而各家都有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体系，从他们各自的体系出发，常常产生一些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司马迁面对这种种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家杂语，就必须进行“选择整理”，使它们统一到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下。司马迁所作的“选择整理”，也有他的原则。总的原则是“考信于六艺”，就是说使之与“六艺”相印证。为贯彻“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又制定两条具体的标准：一是“总不离古文近是”；二是“择其言尤雅者”。所谓“古文”，其实并无深意，就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书，因为未经后人改窜，比较真实可信，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本”。学术界一些人根据这里的“古文”二字，便说司马迁是古文学派。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产生壁垒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术派别。所谓“言尤雅者”，一是指书的内容不荒诞，二是指言辞不轻浮。司马迁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史记》中有明显反映。如《五帝本纪》对上古帝王世系的确定，就是“整齐”掉百家杂说中“不近于古文”的说法。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诸子书有种种说法，《庄子·胠箧》、《六韬·大明》、《逸周书·史记解》、《战国策·赵策》、《山海经》、《左传·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吕氏春秋·古乐》均记有上古帝王世系。可是司马迁对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说法，因为其“不离古文近是”，同时结合《尚书·尧典》，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五帝。我们并不是说司马迁的确定是正确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系统。再如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咸不同”，就是离“古文”的记载差得太远了，所以“乖异”。他认为像谍记这一类的文献，列出黄帝以来的具体年数，是不可靠的。他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阈，不可录。”并由此肯定地说：“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孔子都没能论年次，这些谍记怎么会论得出来呢！至于百家杂语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了。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可是《山海经》却载黄帝与蚩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司马迁认为所记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记·刺客列传》论赞说：“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迁说它“太过”，就是太荒诞了。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们阅读先秦诸子的书，还会发现这些书里相当多的对上古事件、人物的记载与《史记》所载不同，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近“古文”而没有收入《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了“整齐”众多纷繁的百家杂语，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
　　——出自《史记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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