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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毓鋆口述，陈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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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50641

版次：1

商品编码：11641917

包装：平装

丛书名：毓老师说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4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一代国学宗师、大隐儒士爱新觉罗·毓鋆沉潜台湾六十余年，书院讲经真实记录，敢于直面现实，直指当下人生。
　　2.读《毓老师说中庸》，增强民族自信心，正如毓老师说：“入中国则中国之，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是生生不息、是永恒。”
　　3.中国历代对经典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看《毓老师说中庸》，依经解经，钩玄提要，贯通六经，取譬时事，发明经义；看毓老师骂人，活现了当时的课堂。
　　4.爱新觉罗·毓鋆，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末代皇帝溥仪伴读，跨世纪最后一位经学宗师，师从陈宝琛、王国维、柯劭忞、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家，学生有刘君祖、蒋勋、江丙坤、江宜桦、林义正、孙中兴、温世仁等学界名家、政商名流。
　　5.他是隐士，传授的却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是满人，发扬的却是华夏奥旨；他自幼遍享王府钟鸣鼎食、锦衣玉饭，中年后却对清苦生涯安之若素；他曾经活跃于历史政治舞台，惊天动地，来台后却旋即隐居民间，默默传授中国学问，前后长达六十余年，这就是一代奇人、经学宗师爱新觉罗·毓鋆。

内容简介

　　《毓老师说中庸》是毓老师讲授《中庸》这一部经典的真实记录，真实地反映了毓老师依经解经的特色。
　　《中庸》与《大学》、《论语》，均为孔学入门之书，也是中国学问入门之书。毓老师认为《中庸》与《大学》乃儒家思想精华之所在，是儒学众经之胆，比佛家的《心经》、《金刚经》还要好。
　　毓老师讲《中庸》首揭“用中”，《中庸》讲《易经》之道，与《大易》相表里。以《中庸》建设自信心，也知道该做什么，人必有主宰才能站得住。
　　毓老师说，中国是广义的中国，是中道之国。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谁能用中道，谁就是中国人。中道之国，没有边际。

作者简介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外界都敬称他为“毓老”而不名。毓老自幼受宫廷教育，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师从陈宝琛、罗振玉、柯劭、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家，习经史子集之学。
　　1947年被蒋介石监管至台湾，在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六十余年，述而不作，不喜浮世之名，不接受媒体采访，本《易经》以为体，而据《春秋》公羊学以为用，及门第子有上万人之多，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
　　毓老一生倡经世致用之学并注重对时势之分析，为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注入了真实的生命和生机。2011年3月20日于台北市家中辞世，享寿一百零六岁。

精彩书评

　　★怀念毓老
　　在台大念书时，听包比德说有位满洲王子（毓老）在自家办私塾，讲授四书五经。当时我刚到台湾，对中国文化求知若渴，在包比德的引介之下，我成了黉舍的学生，在那听了三年的课。
　　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身着漂亮的长袍，头戴蓝色小帽，左手拿着一串念珠，右手戴一枚琥珀色的玉戒，浓眉长须散发着威严，声音低沉而宏亮，有贵族气息。而课堂在景美乡下，天气炎热时，农家的猪粪味臭不可当。三年多半在这种环境简陋、心灵充实的对比中度过，让我们尝到「在陈绝粮，弦歌不衰」的滋味。
　　老师讲课能让同学感受经书的原汁原味，同时还能让书发出光芒。时局艰难，「君子素其位而行」成了他鼓舞人心的话，也是他的自白。《论语》在他入情入理的解释下不但好懂，同时也能想见孔子的灵性、机智、愤怒、伤感。
　　而老师的课是有进度的，从《论语》到《大学》和《中庸》，再到《礼记》和《易经》，儒家思想郁郁葱葱，大气磅礴。这趟路有如登山，在山腰处，偶能喘口气眺望美丽的视野，譬如读到「（君子）……参天地之化育」时，是一处胜景；而第三年，在读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时，只觉飘然云海之上，心中有不可言喻的神奇之感，应该是到了山顶。
　　毓老师还有一颗赤子之心。我有一次带了一瓶茅台给他表示敬意，不料他当场就把酒开了，并问我味道如何，有无回甘？随后他开了一个箱子，从里面拿出骨董字画展示。其中有一幅五米长的字，是王阳明的。有一幅楷书简直和新的一样，却是唐人骆宾王所书。还有色泽美丽的黄色玉琮，在把玩之后，我问老师是什么时代的，他说：「夏代。」
　　那天相聚很难忘，师生共饮，也赏玩连故宫都没有的无价之宝！很多中华民族优异的文化被他监护着，也融入他的生命中，成为意蕴深远的东西。夏代的琮让人想到老师「夏学」的理想，美酒的回味让人想到君子的美德。
　　相对于一生的时间，三年不长，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和老师联系。但他的课和他的人时常萦绕在心中，我离开他了，但他还跟着我。
　　在大陆传统文化荡然无存，以及台湾质疑「外来文化」的大局中看待老师的一生，益显其人之特殊。他历经三次亡国，一个人飘洋过海到台湾来，流离失所，孤苦的滋味一定不好受；但他没有孤独或抑郁，反倒以惊人的毅力投入振兴风雅、继往开来的工作。
　　黉舍全名曰「天德黉舍」。老师就像一阵天风，至大至刚，从千里之外吹来，从遥远的古代吹到现代，从中国吹到台湾，把消沉将熄的中华文化的灰烬吹醒了，给无数年轻人带来光明和力量。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奇，而它的意义还有待我们思索。
　　——2011-04-1722：15：59联合报╱赖声羽
　　
　　★爱新觉罗·毓鋆号安仁居士，1906年10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十)-2011年3月20日，乃礼亲王世铎之孙，和硕礼亲王诚厚之子。自幼受宫庭教育，即长又师事陈宝琛(皇储之家庭老师、宣统帝之太傅)、郑孝胥、罗振玉、柯劭忞(蒙古史学者)、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诸先生，习经史子集之学，另有英国人庄士敦先生(ReginaldJohnston)授西洋之学。此后自学三十余年，本《易经》以为体，而据《春秋》公羊学以为用。
　　爱新觉罗·毓鋆在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六十余年，述而不作，及门弟子有上万人之多，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一生倡经世致用之学并注重对时势之分析，2011年3月20日于台北市家中辞世，享寿106岁。
　　——爱新觉罗·毓鋆与奉元书院2012年09月23日15：36来源：新京报
　　
　　《毓老真精神》
　　★在台湾文化圈，他几乎无人不晓。他是隐士，传授的却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是满人，发扬的却是华夏奥旨；他属天潢贵冑，自幼遍享王府钟鸣鼎食、锦衣玉饭，中年后却对清苦生涯安之若素；他曾经活跃于历史政治舞台，惊天动地，来台后却旋即隐居民间，默默传授中国学问，前后长达六十余年。
　　1忆其人出身煊赫，经历者多
　　(他)感叹地对学生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不做汉奸，老蒋时代不当走狗，到现在九十八岁，人还不糊涂！”
　　他是爱新觉罗·毓鋆，在台湾，人皆尊称“毓老”。毓老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于2011年，享寿106岁。他是清朝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第一代礼亲王)裔孙，自幼生活在礼亲王府，——礼亲王一脉，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从清初到逊位后三年(1914年)，共278年，历十一代帝，传十五王，声势显赫，人才济济，堪称“清代第1王”。——毓老七八岁时，太福晋(亲王正室，即毓老母亲)亲授四书，十三岁时读完经书，又受业于陈宝琛、康有为、郑孝胥、王国维、罗振玉等名儒；后留学日本、德国，满州国时曾任职情报机构高阶官员(因恨日本人，故暗中襄助中国情报人员，战后审犯，皇族多为汉奸，唯毓老不是)，1947年被蒋中正软禁至台湾，初到台东教育山地学生六年，后回台北任教大学数年，不久即自办书院讲学，直到临终前犹讲论不辍。
　　毓老于中国近代史，亲身经历者多，名公巨卿，多曾交游周旋，偶回顾自己一生事业，曾感叹地对学生说：“老师在日本满洲国时不做汉奸，老蒋时代不当走狗，到现在九十八岁，人还不糊涂！”
　　毓老始终认为“书院自有其力量”，故自创奉元书院，目的就是要“讲中国学问，认识中国学问的真面目。”
　　2传孔学宣扬“治天下”之学问
　　“孔学都是治世之学，孔学就只有一个思想，仁。中国人的学问就是一个时，必得乘时以支配天下，仁就是救天下的法宝，所以要以仁为己任。”
　　毓老把中国学问称为“夏学”，书院专讲夏学。“夏，是中国人的文化。中国是广义的中国，是中道之国。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谁能用中道，谁就是中国人。中道之国，没有边际。”又说：“入中国则中国之，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是生生不息、是永恒。”又说：“我们书院现在只讲孔学，因为每个人都有专学，孔学以外的，我不懂。”接着又说：“孔学都是治世之学，孔学就只有一个思想，仁。中国人的学问就是一个时，必得乘时以支配天下，仁就是救天下的法宝，所以要以仁为己任。”并以此比较：“夏学，是以大事小。满学，以寡御众。孔学，则是御天下，必使人人皆可为尧舜。——中国文化没有中断灭亡，都是孔老夫子的智慧。”
　　毓老讲孔学，主以经书入门，“依经解经，不是空想臆说”，特别注重用事、经世，曾说：“讲书以《易经》为本源，五经就是五常，经书都是治世之书。”又说：“《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就是守正，守正太难了，故要‘大守正’，下这么大工夫，就是要达到圣功。一个人守正、养正，特别重要，我们读圣贤书，都是为了希圣企贤。圣功，不是写几本书就成了圣人，孔老夫子是为了有所为，才成圣人。道不行了，才回来鲁国，《春秋》字数较少，是因为孔子年岁较少了！《春秋》和《易经》是孔老夫子的精心二书。你们要真懂得‘深明大义、居正一统’，看历代那些批注都要哭了！中国历代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人皆可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这是中国人伟大的思想，尧不传给儿子，而是让贤。旧时代儒丐、奴儒在帝制时代都不敢明讲。”
　　3办书院承续中国书院传统
　　“毓老终其一生秉持书院传统，重视时务、讲究实学、洞悉要义，并且阐明道统、继承学脉，一生亲身示范何谓尊德行、何谓道问学，何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因此毓老特别反对不切实际之学：“中国思想都是实学，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很多人不懂得从根上做学问，想从中间插队！没懂其所以，就是虚学，无用之学，空的。”同时批评五四，说：“从五四开始，就拿中国文化写文章换面包吃。文化精神、文化使命都没有了。五四以降的学问，都是虚无缥缈之学，好像知道很多很多，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术败坏的开始。痛定思痛不是空话。稍微用点心都知道人的责任。必得细琢磨：大用在何处？绝不是无病呻吟。”
　　毓老坚持书院讲学，实与中国书院传统一脉相承，乃汲取宋、元、明书院的自由讲学精神，因此上课时总是勇于批评时政、议论人物，积极培养学子、裁成人才，以修身养德，灌输智慧，砥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以毓老心目中的大学式书院，是要能真正做到“大学”，毓老曾说：“大学，就是‘学大’，谁大？唯天为大，为尧则之。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人人也皆可以则天。天有多大？天之所载，地之所覆，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降。天之大，没有边界，无所不容，没有半点私心(我们每天以私心入世啊)，不是说君子不器(但我们小器得很)，大器晚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要担大事，尽量五十岁以后)，能以美利利天下，才是大矣哉。”所以“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毓老终其一生秉持书院传统，重视时务、讲究实学、洞悉要义，并且阐明道统、继承学脉，一生亲身示范何谓尊德行、何谓道问学，何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要力抗西方偏重知识的大学教育，以一己之力继承中国传统书院形式(民间)、精神(自由讲学)、内涵(成德成材、修齐治平)，发扬中国文化，做到“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读书人之重责大任。
　　——张辉诚著印刻出版社(台湾)2012年7月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中庸》原文

精彩书摘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首三句，乃是《中庸》全书之主旨，讲体用之道，将天人思想包括无遗。有处世经验了，再融会贯通，方知为处世之不二法门。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在”，与《中庸》的“之谓”，均为肯定词，知道就要行，能知能行。
　　“天命之谓性”，“之谓”，就是，是肯定的，天命就是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何以说知天、知命，而不说“知性”？“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系辞上传》)，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性，是体；善，是用。善，是天之道的用。不明天之道，就不懂人之道。
　　中国人最会用性之善。善是性的用，“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命之谓性，知自己性之所在才能成德，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率”，顺也，前面有一东西存在。顺性就是道，尽此之谓，性外无别道。性，是大本；良知良能，是性之用。
　　行性之道，即本良知良能去做。人人皆有性，人人皆可率性，“性相近”，本性相同；“习相远”，习性，情也，因环境而异。能知就能行，知行合一之谓学。
　　“率性之谓道”，人人皆有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修道之谓教”，修“率性”就是教，教育在引发人性，唤醒良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善性之本。
　　头脑必要清楚，对任何事才能分析清楚。以孔子之智，犹“五十而知天命”，到五十岁了才知天命，那他是经过什么步骤以后才知天命？经过“不惑”，“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不惑即不欲。有欲还能知天命？嗜欲深者，天机浅。惑与欲如打不破，根本无法达天命。懂得天命了，就懂顺着人性做事。
　　人要是没有人性，能对人类有贡献？读书人要明理，一个明理的人能不爱国？读书要改变气质，气质是慢慢修的。私情是一件事，正义更是一件事。懂得义了，见义必为，勇也。
　　要启发智慧，好好努力，“时乘六龙以御天”。必学实学，现在“救死惟恐不暇”(《孟子·梁惠王上》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还扯闲？人的斗争——与欲斗争太难了！四十岁到五十岁是与欲斗争，“男人要坏，四十开外”。
　　什么人可以真正知天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人心都如镜了，则“不迎不将”(《庄子·应帝王》)。必练习做到此一程度。
　　西藏本来社会阶级分明，一解放后，奴隶变成主人，西藏人翻身了。
　　英国占领香港有什么法？收回却说要法。不可因为政争而毁了台湾，如有战争，台湾就毁了，绝对不可以有战争。必得有智慧与浑蛋划清界线。政客并不代表民，使他动而有悔，成为孤家寡人，即釜底抽薪。
　　证严能号召四百万人，是以德。领导社会的是德，能言行一致。证严的智慧，完全是她清修的功夫得来的，生活过得清苦。必得求真。
　　圣严的文笔好，但是口才不行，我对他说：“你不讲，大家都还懂。你一讲，大家都糊涂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
　　必要有群德，不能不为子孙谋，不能完全任人宰割。因为“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易·乾·文言》)，没有希望，正是因为没有智慧。
　　不知结果即是祸。百姓不懂，无聊话会影响百姓。现在大学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脑，台湾教育弄至此。
　　凡事皆操之在己。有了智慧，为了生存不能不投一点“机”，现在可不能等闲视之，日本将随着美国扁。一民族的力量，不是数字所能表现的。现在中国绝对要出美国的洋相，今后中国绝对是“寸土不失”，任何一块土都不丢，此时也。
　　人必要有识时之智，要真正能不惑于欲。必要尽己之本能，绝不能借助外力，我总说“自求多福”在此。
　　“率性之谓道”，是先觉者，顺着人性做事；“修道之谓教”，是后觉者，跟着学。人性就是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大人、圣人。人的赤子之心特别短，伪太可怕了！如好面子，也是欲。人就是人，“还没死，怎能不想？”想是一回事，可以不做。想与做，两回事。想，意淫。出家不容易，人要学真。
　　我离家时已经有儿子，有人的经验。释迦生子，半路出家易修成，是过来人。不结婚，违背上帝的意思，是人就得想人的事。
　　人到了社会，在环境下，有时为了职业，得做缺德事。修行，是为别人做好事。没有想，不容易；没有做，就可以了。
　　天下最难的就是克己，“克己复礼”是功夫。我画千张观音，千佛刊经，修庙，替父母求冥福、冥寿。一个人必要能够管理自己，最难以克制的就是自己的欲。惑于欲，好名、好利、好色都是贪，只是方式不一而已。“克己复礼”就是行仁，根基深，可经由克己的功夫回到圣贤路子。
　　我四十岁，“满洲国”垮台了，我才懂得“克己复礼”，自此“长白又一村”。
　　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并不是“孔学”，每人都自以为是“真孔”。历代讲学者代表一个时代，皆非真孔。只要有思想，都可以发挥。
　　我用“夏学”一词，因为“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只要是中国人的学问全都收。大陆有《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中国要“现代化”，不是“西化”，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要“因而不失其新”。
　　做学问要客观，必须有根据，绝不可以臆说，所以要“依经解经”，以还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看谁能发挥。看别人好，心里不舒服，即是嫉妒。
　　何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礼，天理之节文也”(朱熹《论语集注·颜渊》)。要把思想变成行为，才是实学，才有作用。
　　一个张良使刘邦得了江山。张良之志，在消灭暴秦；成功了，从赤松子游。有智，功成身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乾·文言》)我在清亡的边缘长大，知足还能往前奋斗。
　　不懂得感恩就是畜牲，以德养智，什么都可以缺，绝不可以缺德，台湾人就是欺软怕硬。
　　练习思想，思想没有固定，故称“圣之时者”。儒家赞美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即喻随“时”变。
　　如将尧、舜当历史讲，那与今天无关；当思想，就不同。尧、舜是圣王，但何以他们的儿子都不好？此乃立说之伏笔。
　　经书是思想，即“况”。《春秋》为况，借事明义，不是历史。《尚书》首尧、舜，《春秋》隐为桓立，皆明“让”之义。书有古今，但思想无新旧。后学乃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所以必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要作活学问，而不是死背书。
　　……

前言/序言

　　《大学》、《中庸》（合称《学庸》）与《论语》，均为孔学入门之书，也是中国学问入门之书。《学庸》可谓儒学众经之胆，比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好。我母亲说《大学》即佛经的《心经》，《中庸》即佛经的《金刚经》。我母亲每日拜《法华经》，父亲则看《金刚经》。
　　《史记·孔子世家》以《中庸》为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弟子。《中庸》本是《礼记》中之一篇，《礼记》成于汉儒。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引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家)说《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在《中庸章句》开头引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其作《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中庸》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说：“名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礼记目录》)以用中为常道。朱熹引程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