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局部，在局部的时间和局部的空间里，我觉得所谓的真话，就接近于真理。但因为我们文化含蓄性，虽然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嘴上很多时候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一直告诉自己，所谓真话，不说出来等于撒谎；所谓真相，不说出来也等于撒谎。”
　　——毕飞宇
　　《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是作家毕飞宇和学者张莉之间的一次深入而又敞开的对谈，对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毕飞宇的创作经验和阅读历史，是毕飞宇创作历程的口述史，也是他对于创作经验的贴心分享，其中关于作家阅读史的回顾，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苏北少年成长为著名作家由来。
　　毕飞宇的文字始终关注人，关注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紧张关系，关注人的疼痛，关注这个社会的病痛，这个几乎可以说从五四以来的一个经典命题，毕飞宇在他的创作中，给予了新时期的承担和回应。《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这本关于文学的对谈，可以看到毕飞宇的创作怎样从他有目的、有意识、有方法的坚守中一步一步绽放、盛开。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异常坦诚和亲和的毕飞宇，在这样互相激发的对谈中，读者常常会遇见言辞和思想彼此照亮的美妙时刻。

作者简介

　　毕飞宇，生于1964年，江苏兴化人，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张莉，1971年生，河北保定人，文学批评家。2000－2007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代表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精彩书评

　　★实际上在2006年冬天以后，我后面的几部影片都跟文学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直接到改编小说。就像毕飞宇老师健身跟他的文字有关系一样，就是一种身体能量的传达。实际上我从毕飞宇身上，从他的文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能量需要往别的地方疏导，所以才会有改编，才能达到某种平衡。这可能就是整个文学或者艺术的流动性。
　　　　——娄烨

　　★毕飞宇的作品给我印象深的是，恰恰是不管他笔下的人物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可爱的人物还是不可爱的人物，总有那么一刻，我们能从人群中找到他，发现这个人身上那令人震惊的、光芒四射的时刻和面向。现在说“有钱就这么任性”，我觉得应该是“有才就这么任性”，希望毕老师能任性下去。
　　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1标准”，那么“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因为牙齿也是实践，因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尝一尝还是要用牙齿，还是实践。所以我觉得敢用这样一个标题，其中一定是包含着一些既不言自明又需要反复言说的东西。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想这本书也一定是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我个人很期待这本书。
　　　　——李敬泽

　　★一个作家完完全全从自己内心里面掏东西很快就掏干了，按我定义好多作家是 “一本书作家”，把他自己痛的东西弄完了基本就可以不写了，出了名的时候实际是应该闭嘴的时候。所以说存在一个源头活水从哪儿来的问题。毕老师比较幸福，一边教书一边跟这些评论家跟这些作家交往探讨人生。
　　　　——冯唐

　　★李敬泽老师说到毕飞宇写的人物，我想到小说《平原》里有个人物叫端方，他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赵洁。毕业时写纪念册，端方酝酿半天没写好，他就撕。但因为装订线，那边写着校长和主任的题字，这样一撕，校长、主任的题字掉在下面了，所以他心中很惭愧。这个细节给我印象特别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写这一页，如果撕掉，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毕飞宇就是注意到人世间装订线的作家，他关注到了人跟人之间的联系。
　　　　——史航

　　★好的小说家要激发你重新去理解世界，他提供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甚至让你吃惊：原来我们的世界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我觉得这是优秀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张莉
　　

精彩书摘

　　1. 屁股决定脑袋
　　张莉：在设想中，我们做的这个对话录首先是关于作家个人成长的口述史，当然还有他文学世界的生成史、他小说作品的成长史。我们第一部分就先谈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吧。童年经历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我们先谈一下你小时候性格的形成，生活环境。
　　毕飞宇：说起性格就不能不谈父母，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的父亲有点特殊，身世很迷离，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他几乎就不说话。父亲是家里的压力，所以我很少在家里。除了辅导我学习，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并不多。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经是我做了父亲之后的事了。我的父亲对
　　我很放任，除了学习，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做事情很知识分子气，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很笑人的。有一次，我做了出格的事，打了人，他让我写了一份检查，站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朗诵，还贴在人家的家门口，这件事给我极其深刻的记忆。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乡村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师范学校的学科很杂，但主要是音乐、体育、美术，什么都学，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什么也不太好。她能说会道，能唱能跳。我母亲很漂亮，性格外向，很活泼，还会打篮球，这在乡村女性中间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身，我估计她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母亲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能不能活到“文革”结束都是一个问题。我的父亲和我都很感谢我的母亲。
　　张莉：你觉得自己像父亲还是像母亲？
　　毕飞宇：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点像，有些分裂。你很难说我像父亲或者说我像母亲。不过，我热爱运动一定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从会走路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运动。这么说吧，在人堆里头，我有点像母亲，到了
　　独处的时候，我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闷在那里，好像和谁闹别扭了，其实，和谁都没有别扭，我就这样。
　　张莉：你父亲好像对理科或者天文什么很感兴趣？
　　毕飞宇：他不是真的对那些感兴趣，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自己也会总结，他之所以这么倒霉，一是因为写，二是因为说，又写又说，出问题了嘛，他就是因言获罪的。等他到乡下，他既不敢写，也不敢说，没事干了，他对数学、物理的兴趣是这么来的。
　　张莉：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
　　毕飞宇：我们家不是下放的，是父亲出了严重问题，送到乡下去的。我就在乡下出生了，一生下来环境就很好，农民哪有那么复杂？不管政治的。我的母亲是教师，你帮着人家的孩子识字、识数，人家就对你好，这是很简单的事，乡下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在村子里，我的父母很受尊敬，他们把对我父母的尊敬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他们对我格外宽容。孩子其实很势利，他能感觉得
　　到。因为这个宽容，我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身上有骄横的东西。孩子其实很势利，不是他胆子大，是因为他知道，你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张莉：犯了错没有惩罚。
　　毕飞宇：没有的，一般的事情人家也不告状，在外面打架了，一看陈老师家的儿子，算了。在乡下，大多数乡亲不是看在我父亲的脸面上，而是我母亲。我母亲的人缘极好，我犯错了，人家哪里好意思到“陈老师”那里去告状。
　　张莉：你小时候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或者特别骄横的事？
　　毕飞宇：过了十岁之后，我的情况开始不妙，越来越过分，时常有人来告状。
　　张莉：比如拿弹弓把人打了？
　　毕飞宇：主要是打人家的母鸡。我的弹弓主要是打鸟的，可是，鸟太小，不过瘾，后来就打鸡。鸡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人家靠鸡蛋生活呢。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还不是打母鸡，是打玻璃，我们学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用弹
　　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很恐怖，主要是玻璃的破碎声很恐怖。回过头来说，人在少年时代是有犯罪心理的，就喜欢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喜欢听玻璃被击碎的声音。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白夜》，我写了一个坏孩子，用弹弓把一个学校的所有的玻璃都打了，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干的。我的父母哪里能想到是我呢，夜里头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在叹气，我非常紧张，怕，但是也得意。
　　张莉：你这样说，我想起《平原》，那里的很多乡间儿童生活应该就是亲身经历。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坏事。
　　毕飞宇：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坏事的呢？就是村子里有了知青之后，开始干大坏事了。
　　张莉：什么算大坏事，那时多大？
　　毕飞宇：十多岁吧，反正有知青了，我们一起偷东西。
　　张莉：偷鸡，还是偷钱？
　　毕飞宇：不是鸡，也不是钱，是吃的东西。我一般不是主犯，主要是跟着。
　　张莉：那知青也就是二十来岁。
　　毕飞宇：我不大记得了，在视觉上，他们都是大人。你也知道，我是教师家庭出来的，道德观比较强，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非常害怕，得手之后几乎就是狂奔。可是，知青偷了东西之后特别镇定，严格地说，不像偷，更像拿，脚步很慢，一点都不慌。这个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很崇拜他们。
　　张莉：为什么知青们偷了东西没人找，村里人为什么不去找？
　　毕飞宇：怎么找？知青偷了东西之后当晚就吃了，你找谁去？只有不点名地骂，心照不宣罢了，一般来说，我的工作是放哨，都是从电影上学的。回过头来想想，知青选择我放哨是对的，我是教师的孩子嘛，形象很好，也就是所谓的好学生，怀疑谁也怀疑不到我的头上来。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贴在一棵树上，手里拿一个小砖头，一旦有情况，扔出去。有了动静，一线的作案人员就不动了，就那样站在夜色里头，谁也看不见。开一个玩笑，我和知青的关系就是汉奸和鬼子的关系。
　　话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电影或者艺术，我们看到的电影都是宣传“好人好事”的，可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却是那些坏人和坏事。这很有意思。——艺术到底拓宽了善还是拓宽了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张莉：两种拓宽肯定都存在。我对知青的理解大部分来自“知青文学”。现在想想，大部分也都是由知青写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知青生活和我们在文本中所读到的知青生活有差距。
　　毕飞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有的“知青文学”都是知青写的，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平原》为什么一定要写知青，原因也在这里。对我个人来说，知青是重要的，他们在我的精神史上起到过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知青文学不该只有一个作者，还有一个作者是不能缺席的，那就是土生土长的村子里的人。
　　张莉：知青总是强调自己的苦难经历。
　　毕飞宇：“知青文学”面对的其实是两样东西：一、反思“文革”；二、大地书写。同样是这两个问题，村子里的人和他们真的有区别。知青贡献了一个侧面，我只是想说，
　　另一个侧面不该忽略。我觉得有一件事“知青文学”做得不够，那就是他们和农民的关系。知青和农民是有交叉点的，文化补充、利益分配、性。
　　张莉：《小芳》那个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知青回城后写的，现在看那里面的情感比较复杂，是不是骗了人家姑娘就回城了，然后一去不回杳无音信？没有人知道。一旦故事变成了歌曲，就浪漫化了，反而遮蔽了其中的残酷。
　　毕飞宇：是，这里头必然存在一个立场问题。是此岸还是彼岸，是树上还是树下。
　　张莉：树上还是树下是什么意思？
　　毕飞宇：在春天，一些动物会发疯，狗、猪、牛都有可能发疯，发了疯的牛是极可怕的。万一管理不善，这些发了疯的牛就会跑出来。疯牛过来了，会爬树的人会爬到树上去，站在树上看，那些不会爬树的呢，只能在大地上跑。一旦你在树上，你也会害怕，但是，这害怕和没有上树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在许多问题上，知青是树上的人，而真正的农民一直在树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莉：阎连科有篇文章，叫《我的那年代》，他说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地狱。把一切苦难，大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让一直就是一个农民的他很不理解，“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这个问题问得，饶是尖锐。农民出身决定了他对知青和知青文学的看法很不一样。看起来都写农村，但内在很不一样。
　　毕飞宇：说起来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但是书写的时候，这个细微的区别是巨大的。
　　……

前言/序言

　　◎对话，人生的另一个局面（代序）
　　——毕飞宇
　　有人问我，在写作之余，你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对话。我所说的对话不是聊天，不是一堆人，无主题、无目标地闲扯，那个是消磨时间。我喜欢两个人就一个问题进行开放式的讨论。从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那一天起，这样的对话就没有离开过我。可以说，对话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局面。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给我出一套文集，其中有一本就是对话。出版社邀请了新锐批评家张莉女士，她专门来到南京，就在我们家楼下的那家咖啡馆里，我们一口气谈了两天。我要感谢张莉女士，为了这次对话，她做足了功课，她保证了这次对话的开放性与逻辑性，
　　就在不久前，《现代快报》的一位记者告诉我，作家多神秘啊。我告诉她，我不了解别的作家，但是，我一点也不神秘，相反，我渴望简单，就像穆里尼奥所说的那样，“我是一本打开的书，一切都袒露无遗。我愿意分享。”是的，一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打开他自己。作家有可能神秘吗？有，要么写不出来了，要么从来都没有写过真正的文学。
　　我很享受与张莉女士之间的坦诚，我们的对话当然不是学术性的，但是，有学术的自我要求，那就是讲史实、讲依据、有逻辑。它是理性的。它没有塑造自我或塑造他人的下流倾向，这是我和张莉女士都满意的地方。
　　后记
　　在我的理解里，写作、阅读、批评都是我们感应时代和社会、确认自我的途径，也是我们在陌生人中寻找同道、使自己不再孤单的方式——透过那些优秀写作者的语言和文字，我们享受在茫茫人世中的不期而遇，延展对生命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扩大自身认识世界的边际。
　　和毕飞宇先生相识是2007年10月，那年我刚从北师大博士毕业，正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彼时正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韩国学者任佑卿女士相约去太原，参加女性文学年会。毕飞宇则是那次会议的特邀嘉宾。会议间隙，我们三人坐在了一起聊天，都是纯粹的文学话题，关于鲁迅、张爱玲、小说阅读及中外文学翻译等等。第二年，当我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时，我们的交流话题便也开始涉及当代文本。
　　近四五年来，毕飞宇先生和我有过三次对谈：《理解力比想象力更重要》、《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作家和批评家可以互相照亮对方》，均为期刊报纸所邀，在业内也都有反响，尤其是《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一篇，作为附录收入《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被《PATHLIGHT》（《人民文学》英文版）夏季版转载，在网络上流传颇广。此为进行这次长篇谈话的前提和基础。
　　2013年10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我们用两天时间在南京龙江“月光曲和”咖啡馆里完成了长篇对话的大部分内容，之后又各自进行补充修正，使之成为今天的对谈录。对谈录希望以一种家常、朴素、鲜活的方式回顾毕飞宇的成长环境、工作经历、创作体会，分享我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当然，随着对谈的进行，我对毕飞宇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眼前这位小说家绝非“凭空而来”，他有经年累月的阅读和思考、他有不为人知的艰苦的自我训练，他有他的储备、他的沉积、他的学养。某种意义上，这部对谈录里潜藏有乡下少年毕飞宇何以成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诸多秘密。
　　与毕飞宇有过对谈的朋友都有体会，他是有魅力的谈话对象——他的讲述总是生动、形象、深刻、风趣，举重若轻，令听者如沐春风，过耳难忘。坦率地说，这些年来，与毕飞宇的交流经验对我弥足宝贵，那既是知性意义上的长见识、受启发，也是纯粹意义上的愉悦享受。
　　诚挚感谢毕飞宇先生一路以来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作为同行，我要向他时时处处闪现的语言天才和卓越的叙述本领表示敬意。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萍女士，没有她的策划、督促、组织，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感谢李殷小姐，本书中鲜活的现场图片都由她拍摄。
　　张莉
　　2014年3月12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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