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天下主义》是著名学者许纪霖、刘擎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CSSCI）最新一辑。本辑是在“新儒家”再次进入公共视野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古典政治学思想，如何为当下复兴中的中国提供处理内外关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新的力量格局，也需要新的理论将中国崛起的趋势正当化，以此抚平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可能发生的国家间矛盾。扬弃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激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天下”智慧，是一条必须引起注意的路径。许纪霖、刘擎、周濂、秋风……在本期共同阐释当代儒家精神。

　　知识分子论丛，CSSCI来源辑刊。
　　一线学者，一流视角，一个对话空间。以关心国事、有表达能力和号召力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中外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及都市研究为核心，每辑聚焦知识界共同关怀的某个公共问题，为中国和全球知识分子的跨学科交往提供一个合宜的公共空间。

作者简介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7－2008年美国Fulbright访问学者。2013年7月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书评

　　中华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许纪霖

　　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中国的思想资源，正如欧洲的理性主义和民主已经不只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时代，我们处在同一文化地平线上。这部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同质化”的文化，而是意味着我们看得见别样的、同样丰富的风景，我们彼此看见。
　　——刘擎

◎新天下主义在当代世界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
李永晶：从“天下”到“世界”——东亚儒学秩序原理的过去与未来
崇　明：民族国家、天下与普遍主义
刘　擎：寻求共建的普遍性——从天下理想到新世界主义
◎现场　国家的精神维度：宪法爱国主义与公民宗教
秋风任锋刘擎许纪霖等：道统与儒家公民
周濂崇明邱立波刘擎等：公民宗教与国家精神
◎西方思想中的自由观念
马西娅·科利什：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观
特里·平卡德：黑格尔伦理学中的自由与社会范畴
曹　钦：托马斯·潘恩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
陈肖生：尊重公民要求什么——对自由主义一项内部争论的考察
葛耘娜：自由与分权制衡——从洛克到孟德斯鸠
◎中国思想史研究
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符　鹏：进化论与近代人道观念的重构——以严复和康有为的人性论比较为例
于海兵：“小我”与“大我”——“愚公移山”的近代再阐释

精彩书摘

　　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
　　许纪霖
　　在21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但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却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在国内，边疆所发生的民族与宗教冲突没有解决，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分离主义和恐怖活动。在东亚，中国的崛起让周边有些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空前高涨，呈相互刺激之势。犹如19世纪的欧洲，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这一本源不是别的，正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意识，这一意识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从上至下的宰制性思维。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在于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何谓“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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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的。当近代中国从欧洲引入民族主义之后，中国人的胸怀从此狭隘了许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缩，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气魄，矮化为“那是西方的、这是中国的”小家子气。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只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要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还应包括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中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普遍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中华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是黑格尔所说的负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应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传承“世界精神”承担责任，而这个“世界精神”，就是以普世价值形态出现的“新天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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