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了皇帝制度的各个方面，如称呼服饰、仪仗禁卫、内宫制度、都城格局、临朝听政、继位分封、丧葬陵寝等等；下编就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全面确立和腐化进行了梳理，并对皇权的基础、特点进行了总结。最终《皇帝与皇权（第三版）》得出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史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圈的结论，发人深省。作者对中国历史功底深厚，史实史料烂熟于胸，故能旁征博古通今引，驾轻就熟。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又对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研究，提出了一些不道理的看法，对皇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也进行了分析批评。读者从中必能有所启迪。

前言
上编·皇帝
第一章　即位称尊——关于皇帝的种种
（一）关于皇帝的称呼
（二）怎样才能当上皇帝
第二章　神道设教——他是天帝的元子
（一）奇征异表与谶纬
（二）五行德运与天人感应
第三章　道与术——皇帝的道德标准与治术运用
（一）帝道
（二）治术
第四章　都城与宫殿
（一）都城
（二）宫殿
第五章　临朝亲政
（一）皇帝的运作
1）大朝会
2）常朝
3）集议
4）诏旨的拟发与表章的批答
5）访舆情
6）殿试、视学
7）亲刑狱
8）巡狩、巡幸
9）大阅和亲征
10）祭祀
11）授时颁历
（二）皇帝的学习
第六章　仪卫服饰
（一）符玺
（二）服饰
（三）仪卫卤簿
（四）宫禁
（五）军卫
第七章　内宫制度
（一）内官组织
（二）宦官组织
第八章　继位与分封
（一）太子与继承
（二）皇子的分封与宗室、公主
第九章　内宫财政
第十章　丧葬陵寝
第十一章　一人与天下

下编·皇权
第十二章　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
（一）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成长与发展（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589年隋重新统一全国）
（二）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成熟（从589年隋统一到1279年南宋灭亡）
1）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全面确立
2）专制主义皇权政权机构的进一步完善
3）作为专制主义皇权成熟标志的自我调整机制的完备
4）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的实行
（三）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发展与腐朽僵化（从1279年南宋灭亡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
第十三章　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基础
（一）政治和经济基础
（二）理论基础
（三）个人的作用
第十四章　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特点
（一）大一统
（二）高度中央集权
（三）奴隶制的家长式统治
（四）牢固的人身控制与对工商业的排挤
（五）文化的全面专制
第十五章　一个封闭的循环圈

精彩书摘

　　《皇帝与皇权（第三版）》：
　　第一，沿用或取近于其原有根据地；在并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则选择自己控制最牢固的地区，以利于新建王朝的安全与稳定。秦都咸阳，因为这里原来就是它的根本。刘邦取得天下，他的部属都是山东之人，他们都希望把都城选择在洛阳。娄敬则说刘邦：“陛下起丰沛，仅率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可知当时山东破坏严重，而人民对刘邦并不存好感。相形之下，关中素称天府土膏，经过萧何的经营，比较牢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最后在张良的附议下，刘邦毅然决策，即日车驾人关，西都长安。刘秀定天下，当时的长安已彻底残破，而他的部属又都是南阳一带的人，因此他选择洛阳为都也是安定新朝的上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常见，无烦枚举。
　　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金、元、清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的始兴地，金、清是在白山黑水之间；蒙古则是在蒙古草原的三河流域。他们入主中原以后，政治重心已经南移，把都城继续放在其本土，显然难以达到有效控制中原的统治需要。因此，选择在东北、蒙古与华北接合部位相近的燕京作为兼控南北的首都，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第二，必须考虑地理与社会经济的形势与需要。张良在为刘邦比较洛阳与长安两地建都的优劣时说：洛阳虽“东有成皋，西有觳渑，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然其腹地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列传》）这里，张良提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条件。如果在政治上缺乏那种高屋建瓴的地理优势，在军事上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更根本的必须有足以维持一个庞大官僚集团与戍军队伍的经济承受力，否则，它也不够首选的条件。长安拥有百二秦关之险，在隋唐以前，无论是西汉和一些割据政权，所拥有的官吏、军队数字还是比较小的，以关中沃野所产，更益以有限的转输，朝廷的国用就足以维持。
　　然自隋唐以降，每当关中地区农业歉收时，就无法满足长安帝皇宫卫与百官俸食的需要，皇帝便被迫东幸洛阳，等到丰收后，再回到长安。如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翌年三月才回来。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日：‘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资治通鉴》卷=O九）。玄宗开元廿一年（733）“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当时任京兆尹的裴耀卿上言：“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家大计，不惮劬劳。”（《旧唐书》卷九八本传）经过裴耀卿的规划，改良运输方法，增加运输数量，创行和糴，才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京城粮食不足的大问题。北宋的首都选择在汴梁（今开封），称东京。这一方面是沿朱梁之旧；另一方面就是取其便利于东南财赋的转输。依靠运河、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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