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 [Studies on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2, Stone Insciptions]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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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中国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碑刻和铭文可能是最为常见的文献形式这些留存至今的历代碑铭，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观念？记述了哪些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哪些历史变迁过程？《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是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编辑的《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二辑，集中展示了中外学界近年来碑铭研究的新最成果。

作者简介

　　郑振满，男，1955年出生，福建莆田人。现为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主任。198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9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德国国家族群与宗教研究所、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暨南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访问学者与科技交流。主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地方史数据库”、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项目“在边疆的村落：华南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明清时代的乡族、乡绅与官僚政治”、“清代闽台社会形态与地方行政比较研究”，“清代台湾与大陆家族组织比较研究”，福建省委托项目“福建省名镇名村考古计划”等。代表性著作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培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等，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民俗曲艺》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目录

前言【郑振满】

碑铭的制作与流传
汉代买地券丛考【鲁西奇】
北宋杭州的信仰、美术与资助--飞来峰五百罗汉造像考述【潘高升】
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小林隆道】
碑刻的制作与篡改--广西恭城县的例证【江田祥】

碑铭与地域社会
蒙元统治与晋北地方精英的变动--以《定襄金石考》为中心【饭山知保】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滇西赵州坝子的社会重建【马健雄】
清初贵州土司政治与边政形势--以《六姓合约碑》为中心【陈贤波】
清至民国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组织--以高要县景福围碑刻为中心【衷海燕】

碑铭与社会经济
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禁碑研究【卞利】
明代粤东北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关系--大埔县《院道府县断示碑》释读【夏远鸣】
明中叶赋税制度在五台山区的推行--以寺庙碑铭为中心【韩朝建】
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谢湜】
18世纪西江中游的客商与乡村社会--以浔州府碑刻为中心【唐晓涛】

碑铭与社会文化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郑振满】
明清北京的信仰、组织与街区社会--以东岳庙碑刻为中心【赵世瑜】
地方神庙与社会文化变迁--南昌西山万寿宫碑刻研究【李平亮】
“官方”庙宇的意义转变--赤湾天后庙碑铭解析【刘志伟】
正德癸酉平阳尧庙改制考--《三圣庙碑》解读【刘永华】

碑铭与宗族组织
华北的祖茔与宗族组织--北京房山祖茔碑铭解析【汪润】
“圣贤后裔”与宗族建构--河内县两程夫子祠碑刻研究【宋永志】
湖北水乡的庙宇与宗族--武汉新洲晏公庙碑刻解读【徐斌】

精彩书摘

　　《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
　　从古至今，凤仪都是滇西的交通咽喉。今天滇缅公路、楚大高速公路、大丽铁路、大丽高速全从凤仪坝子穿越，大理机场位于凤仪北端。在云南和西南的许多地方，当地人将山间盆地，即“山区平坝”通称为“坝子”。明清时期，凤仪坝子为赵州州治所在地。不过，除了从地理概念上的“山间盆地”来认识了解滇西的山区和“坝子”之外，我们也需要根据当地的碑刻等历史文献，从地方社群关系总体上的历史变迁，来了解历史上赵州坝子的社会变化。基于马存兆编著的《凤仪古碑文集》，我们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和研究汇集于赵州城和周围二十五个村落基于碑文的历史记录。从坝子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而言，如此集中的碑刻文献在国内仍然是不多见的。这些碑文记录了明清以来赵州坝子中从定西岭至山西村的许多重要村落庙宇、公共财产、村落社群关系、村落与官府的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帮助我们了解“赵州坝子”的社会整合及变迁的具体过程。
　　“赵州坝子”的历史并不是以族群或民族为单位展开来的，这是我们从这些碑文中了解到的基本信息。长期以来，从事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历史学者，往往强调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国家对边疆的开发等基于“地方民族史”的研究视角，不过从这些明朝、清朝至民国初年的赵州碑文中，我们发现，坝子里的社群关系、明清国家权力对地方社群的控制、交通体系与宗教活动的变化等，都从不同方面促使“赵州坝子”的一体性不断强化。但是，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族群差异并不是基础性的社会类别问题，在城镇、乡村和交通道路连成的社群及其网络中，重要的是以村落为单位共同体。尽管如此，城镇、村落之间，仍在不同程度和方式上维持着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和调和机制，特别是地方政治领袖及文化精英围绕着庙宇、公共财产的创建、保护和竞争，在促使赵州坝子的经济、政治和地方认同一体化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向度来了解不同社群在赵州坝子作为一个社会空间之中的关系。所以，将“坝子”作为社会整体性来讨论社会的内在差异，对于我们理解滇西山区的社会历史变迁非常有益。
　　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碑文中，看到从南诏、‘大理国时代“名门巨族”控制着大规模佛教寺院的村落社会，逐渐过渡到军民参差、里甲编户，再到清末社会动乱之后，赵州的州城及乡村演变为滇缅交通线上小型坝子社会的历程。其中，地方世家大族和村落社群在应对不同国家体制时所采取的态度、策略和作为，既为自己的群体谋取不同利益，也总是从大的时代潮流中找到自己的空间。从赵姓、董姓这些南诏、大理国时代能够“保国振邦”、“超凡人圣”的“名门巨族”，①到经历清末地方动乱之后，特别是光绪至民国初期，各村才纷纷建立祠堂、重新叙述家谱，其中的复杂社会背景，还需要深入研究。
　　历史上“赵州坝子”的社会整合，反映出云贵高原西部山区，基于地理空间和与政治经济体制，交通系统将联系密切的政治经济要地统合起来，并促进地方整体性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趋势在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日常宗教实践等方面都有集中的体现。本书收录的碑刻文献，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文本，从整体上提供了“成为一个坝子”的社会历史线索。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勾勒出明清以来云南西部山区基于“坝子”的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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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中国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碑刻和铭文可能是最为常见的文献形式。这是因为古人制作碑铭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公之于众、垂之久远。因此，无论是在旅游景区，还是在穷乡僻壤，都不难看到形形色色的碑刻和铭文。那么，这些留存至今的历代碑铭，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观念？记述了哪些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哪些历史变迁过程？当我们面对历代碑铭，可以尽情发挥历史的想象力，找到寻幽入胜的新途径。
　　《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收录的21篇论文，展示了近年来碑铭研究的新成果。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具体的碑铭资料出发，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发掘碑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揭示碑铭所反映的历史动向。我们特别关注碑铭与地方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试图从中发现中国历史的潜流，倾听底层社会的声音。当然，每篇论文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与学术旨趣，其研究方法与论述方式也是不拘一格的。为了便于阅读和讨论，我们把这些论文分为五个专题，即“碑铭的制作与流传”、“碑铭与地域社会”、“碑铭与社会经济”、“碑铭与社会文化”、“碑铭与宗族组织”。我们深知，这五个专题并未涵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碑铭研究》所涉及的全部议题，也未必完全符合每位学者的本意。因此，希望读者诸君不为“分类”所限，耐心通读全书，尽可能与每位作者“对话”。
　　在碑铭研究中，首先必须考察碑铭的制作与流传过程，揭示碑铭的形制特征、文本传统与历史文化内涵。“碑铭的制作与流传”专题收录了四篇论文，分别考察汉代的买地券、五代至宋初的罗汉造像、宋代的石刻文书、清至民国的恭城县碑刻，探讨其历史源流与史料价值。
　　鲁西奇的《汉代买地券丛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传世和出土的汉代买地券作了全面的考辨，试图澄清前人的误读之处，整理出更为可靠的汉代买地券释文。更为重要的是，此文对汉代买地券的渊源、性质与意义作了深入的辨析，并就买地券与现世实用土地买卖契约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他认为，今见所有汉代买地券都是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而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买地券与镇墓文在时间、空间上并存，其功用与性质并无本质区别；买地券与镇墓文之源头，至少可上溯至西汉前期墓葬所出之告地策。由于买地券、镇墓文与告地策都是用于处理亡人与冥世的关系，这些历史文献直接反映了汉人的信仰习俗。另一方面，今见西汉告地策均出于楚国故地，而出土有买地券的魏晋南北朝墓葬主要集中在南方，由此似可推测，随葬买地券及镇墓券、告地策之俗源自楚国故地，其反映的信仰亦与楚地信仰有关。换言之，通过考察买地券、镇墓文、告地册等出土文献的时空分布特征，可以推断此种习俗起源于某一地域、其信仰流行于某一地域群体。
　　潘高升的《北宋杭州的信仰、美术与资助——飞来峰五百罗汉造像考述》，通过现场考察飞来峰罗汉造像和系统分析造像记，试图厘清11世纪初杭州飞来峰五百罗汉造像的相关信仰、美术与资助者，探讨飞来峰造像的历史文化内涵。他认为，飞来峰青林洞未完工的五百罗汉造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同类宗教题材造像。青林洞罗汉造像的开凿过程，不仅体现了平民百姓在佛教造像活动中的广泛参与，也见证了一种中国化的新佛教造像题材的发展。罗汉最初来自印度，随后来到离杭州不远的天台石桥，又从天台来到西湖群山之中。唐宋之际，随着五百罗汉等佛教新造像题材的兴起、发展，作为“东南佛国”的吴越佛教文化日益走向世俗化。
　　小林隆道的《宋代的赐额敕牒与刻石》，利用《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和《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从中找出宋金时代的石刻“文书”，并参照相关拓片或原碑实物，考察宋代不同时期的文书形态及其在石碑上保存原貌的程度。他发现，宋代石刻“文书”的种类，主要是对寺院、宫观、祠庙发下的赐额、赐号的敕牒。在宋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此类石刻敕牒文书的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北宋初年到熙宁年间，石刻文书一般不保留原件的文书形态，没有保存押字、官印，其书体与其他文章类似；从熙宁末年到哲宗时期，开始将牒文和“事书”部分用特殊的书体刻石，又保存“敕”字的原貌，但还是没有保存押字、官印；到徽宗时期以后，保存押字、官印的石刻文书越来越多，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将文书的原貌在石碑上尽量保存的意识和态度，这种刻石样式一直延续至南宋末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宋王朝日益注重依靠石碑的外观，表现皇帝在宗教界的权威。不仅如此，宋代石刻文书的内容也有显著的变化：宋初一般将赐额敕牒与州帖等相关文书一起刻石，但后来渐渐倾向于只刻一件敕牒。这是因为北宋末期的赐额敕牒直接送达寺观，所以采用连粘方式的赐额敕牒不见了。更为重要的是，北宋末期到南宋出现了敕牒“事书”部分“长文”化现象，即通过详细记述敕牒发出的理由或敕牒发出申请及审查过程，显示此类石刻文书的合法性。
　　江田祥的《碑刻的制作与篡改——广西恭城县的例证》，利用近年在广西北部的恭城县收集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碑刻，考察当地碑刻的制作与篡改过程，探讨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他发现，在碑刻的制作过程中，刻工群体、制作成本与立碑仪式等，都值得学者关注。这是因为碑刻的制作过程与安置仪式，赋予碑刻在特定空间中的文字权力，使之具有“地方性”的文化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本文以恭城县西岭街周王庙的两通碑刻为例，探讨碑刻的篡改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这两通碑刻都是民间会社的会碑，在立碑之后都有被人为涂改的痕迹，即陆续凿掉了其中的一些人名和田产。这说明，在这些民间会社成立之后，不断有会友“退会”后“顶会”，导致了会友构成和产业规模的变化。因此，通过这些被篡改的碑文，可以深入研究当地民间会社的实际运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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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浓重些，质量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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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浓重些，质量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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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很棒，对学习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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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碑刻研究比较关注，这书挺好的，只是有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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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学术的书，研究碑刻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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