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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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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63483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5257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94

字数：36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一代巨人》以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岛去世至1669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昭雪为时间段，详细地叙述了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士事业百余年间的萌芽、发展、兴旺、衰落的历史历程。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时期，成功在中国立足、传教的历史和最后传教失败的结果得出了文化适应是相对完美的文化传播方式的结论，这一方式对于我们从事文化保存和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邓恩（George H.Dunne）（1905～1998），男，生于1905年，美国现代耶稣会士。于1998年6月30日在加州的洛斯加托斯去世，享年92岁。生前曾在圣路易斯大学执教，于1961年被任命为乔治敦大学校长助理。与中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50多年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返回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以来华传教士研究为题的，但是他的论文基本上只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对此他感到十分不满意，于是产生了到罗马继续他的研究的想法。
　　
　　余三乐，男，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明史学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2005年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仁惠之星”二级勋章。从事明史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多年。出版《孙承宗传》《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北京的天主教堂》《明代宫廷里的外国人》《徐光启与利玛窦》《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士》等作品。。石蓉，译有《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等。

第一章奔向“月球”
第二章利玛窦参加远征军
第三章利玛窦主持工作
第四章扩展根基
第五章登上了“月球”
第六章收获
第七章暴风雨的前奏
第八章台风
第九章在暴风雨中前行
第十章是谁杀了知更鸟
第十一章新与旧
第十二章潮起潮落
第十三章栋梁的倒塌
第十四章兄弟帮兄弟
第十五章多么美好和快乐啊……
第十六章烈火下的适应策略
第十七章礼仪问题
第十八章绿色的土地
第十九章适者生存
第二十章红色的顶戴和金色的鹤
第二十一章参天大树的倾倒
尾声

精彩书摘

　　《一代巨人》：
　　这个系统的传教方法的构想，是在1609年2月15日利玛窦写给耶稣会副省长巴范济的信中讲述的①。这是他成熟的想法，是其数年经验的成果。可以推测，在利玛窦刚刚到北京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有了这些想法。因为从1601年开始，他的传教工作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做的。
　　利玛窦的这种传教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批评。有人指责他过分信赖“人”或“自然”的方式，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利玛窦有一套完整的、中允的见解。透过他的札记和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刻的、有纯真信仰的人。利玛窦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例证：是唯一的神的行为，使天主教的传教有了超自然的成果。神佑总是及时地出现，介入他的传教使命，保佑他化险为夷。他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于天主的保佑。同时，他绝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宗教狂热者。他知道主的恩典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而是以人为媒介的，在“行其神迹”时，有数不清的秘密途径。传教士的职责，就是搬开天主在施行慈悲的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只要有利于传教，不管事情是多么的微小，无论道路有多么的曲折，都要将主的恩典和启示送到人的灵魂中。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利玛窦才将为演奏古琴而谱写经文歌曲一事也当成了他的职业。
　　利玛窦深知神的恩典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比在他去世后批评他的人知道得更清楚。他知道，是主的众多和细微的关爱才使他对最后的胜利抱有永不动摇的信心。与同时代的许多传教士不同，急躁、要见到立竿见影的成果，不是他的性格。利玛窦确信，果实何时成熟，主自有安排；对每一个复杂的、困难的问题，他都不求有即刻得到的、简单明了的解答。这与在他去世后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也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思维是根植在深刻的信仰和十足的信心之中的。当时在传教士中存在的那些急躁、简单化等缺点，利玛窦是没有的。而后来的传教士们，却受这些缺点的折磨与困扰而分裂成两派，最终导致传教事业的毁灭。利玛窦认识到传教士们身处复杂的环境中，他却能坦然处之。当问题没有明确答案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地守候着，等待着天意的安排。至于等候时间的长与短，并没有对他构成压力。
　　有一封信，为利玛窦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典型的例证。写这封信的起因是巴范济督促利玛窦，要他力争从皇上那里得到明确的授权，允许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自由地传布福音。利玛窦回了一封信，在其中解释了为什么说提出这种要求是不安全的，说明了当时这种做法不必要的理由，并提出他在方法论上的一些见解。在指出吸收天主教徒要“看重质量，而不要吸收数量众多的平常之人”后，他还说：“等我们有了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后，可能会呈上奏折，请求皇上至少同意天主教徒行使他们的宗教权利，因为天主教与中国的法律是不相抵触的。我们的主将会让我们明白，同时也会让我们一点一点地发现，用何种恰当的手段，依照他那神圣的意愿而走到这一步。”这番话向我们展示出一位深信天主的恩典之人的特性，为我们理解他的处理传教问题的方法，提供了关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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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活动的半径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但同时，它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增长，特别是交通手段的进化而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说，文明半径的扩展同时就是人的力量对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它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发展阶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铁与血的残酷洗礼，在公元前221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近2000年中，中国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经历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仇杀与融合，当十七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明区域。它的中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农业文明区，它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向它朝贡的所谓的“蛮夷”。这几乎就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代代相因，经久不衰，而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出现断层，从根本上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天生优越”，而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护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虽然说不能完全阻隔其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规模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的特别呵护下，没有经受过外部文明毁灭性的打击，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中华文明经历过生气勃勃、锐意进取和开放胸襟的时代。正如《一代巨人》所描写的：
　　“中国曾经有过热衷于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在汉朝（前206～220）伟大的汉武帝（前140～前87）的统治下，亚洲的土地就已经回响着中国军队征服的脚步声。伟大先驱者们探险的足迹深入到中亚地区，并与地中海文化的边缘地带建立了接触。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光辉照亮了东方，她的影响覆盖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Nestorian）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被宽容和接纳，佛教继续带给中国外部世界的新鲜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统治期间（公元1279～1368），当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南面称王时，在‘汗八里’（即后来的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外国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观。”
　　但同样也像《一代巨人》所评论的：“这样的光荣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十六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没有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了。”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文明区域彼此间的竞争。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十七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就在中国人正以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地崛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又赋予它扩张的翅膀。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了。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两者之间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