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是一本描述两岸电影关系史的著作，《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致力于把电影看作一个文化产品和社会文本，在大“中国电影”的格局中，用一种由外（社会）而内（电影）的方法，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观照两岸电影的历史关系，考察1924年大陆电影到台湾以来，两岸电影八十多年的关系发展史。
　　依据大陆、台湾两岸电影关系呈现的特征和规律，全书将两岸电影关系史分为三个较大的历史跨段：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和对话（1924-1978），历史文化经验的互动与共鸣（1979-1995），电影工业生产的汇流与分流（1995-2010）。

作者简介

　　谢建华，副教授，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与传播、电影关系史

小球推动大球，电影推动现实

绪论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1．两岸中国电影工业的大整合
2．两岸电影史研究的新思路
（二）研究意义
二、已有的研究基础
（一）关于两岸电影发展史的独立表述
1．台湾（中国）电影史研究
2．中国（大陆）电影史研究
3．海外中国电影史研究
（二）“华语电影”：一个整合的两岸电影研究概念
（三）两岸电影关系的初步研究
1．两岸电影的文化关系与政治认同研究
2．两岸电影互动关系研究
3．两岸电影比较研究
4．两岸电影传播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架构
（一）研究方法
（二）内容架构

上编对峙：“中国正统性”的一元叙述(1924-1978)
第一章两岸电影关系的历史概述
第一节 “异域”接触(1924-1945)
一、电影演映
二、影人往来
三、两岸电影关系的阶段特征
第二节文化复合(1945-1949)
一、政治接收与影业重建
二、演映与制片中的“中国”主题
三、从上海到台北：中国电影坐标的历史转移
第三节政治角力(1949-1978)
一、“反共复国”：电影政策制定的大陆因素
二、民族主义：电影制片中的大陆主题
三、“反红”与“复古”：电影演映中的大陆情结
第二章谁是“中国”：台湾电影中的两岸主权纷争
第一节台湾旧片重映中的政治认同与情绪表达
一、旧片重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旧片重映的阶段特征
三、旧片重映中的政治认同与情绪表达
四、结语：旧片重映的影响与意义
附：旧片重映片目
第二节文化国土的争夺战：两岸电影关系中的香港身影
一、“港片”／“国片”：香港影业背后的文化“统战”
二、“左”／“右”：香港电影的阵营分裂
三、他者／自我：香港电影创作中的两岸书写
……
中编互动：民族文化的传播共鸣(1979-1995)
下编汇流：两岸电影工业的互融共赢(1995-2010)

精彩书摘

　　《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
　　1.主题书写
　　台湾“反共片”的主题书写具有一成不变的套路。不管是50年代流行的“匪谍自首”、“共党阴险”剧情，60年代流行的“投奔自由”故事，还是70年代对“大陆沦陷苦难”的想象，1980年代“共党阴谋”和“大陆崩溃”交替呈现的宣传模式，反共电影总能在简陋肤浅的故事中，贴上“反共复国”的政治标签，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并对当局的政策信息和意识形态观念进行注解。每一部“反共片”就像一篇急就章的政宣论文，剧情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每一处道具，都在极力为“中心论点”提供“论据”，以顺利导向最后的“反共”结论。这种急功近利的艺术心态，使“反共片”的主题书写往往显得异常生硬俗套。即使有再新的形式包装，类型电影的外观仍然是“反共”政策的内核，一以贯之的情节推进模式总能让观众一眼望穿。从开端到结局，一切似乎已各就各位、早有定论，观众只需要在影片的末尾再次印证已有的观影经验就行了。
　　1970年拍摄的《歌声魅影》，被改造成“推理间谍文艺歌唱片”，但它的情节推进路线、角色命运结局和传统的“反共”政宣片几乎完全雷同。在这些影片的情节设计中，“恶贯满盈”的共产党员往往受人利用，在组织的“教唆指使”下进行破坏行动，在结尾总能“良心发现、幡然悔悟”，要么被国民党的“慈爱关怀”感动，要么被当局“自由宽大”的政策感化，要么在爱情中找到栖身台湾的理由，总之，他们的“回心转意”将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配合“保密防谍”宣传的社教片中，“觉悟投诚”的共产党员因被“组织”发现，面临被杀人灭口的危险。编导往往在大肆渲染共产党“赶尽杀绝、惨绝人寰”后，让历经险境的主人公在结局实现命运逆转。
　　60年代前的“反共片”以“匪徒自首回归”的圆满结局居多，《梅岗春回》《罂粟花》《歧路》等片均皆大欢喜，显见国民党“反共复国”的乐观心态。之后的影片多以悲剧作结，《奔》《夜尽天明》《雪花片片》等影片中，被策反成功的“匪党”多命丧黄泉，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也显示了国民党在“反共”目标上的悲观心态。不管是“被杀成仁”还是成为“反共义士”，“反共片”中的“共匪分子”形象都已成为台湾当局意识形态的化身，他们的命运在正衬或反衬的情节思路中，不断印证“反共主义”的合理性。
　　在《血战大二胆》《古宁头大战》《八二三炮战》《狭谷军魂》等战争反共片中，不管历史事实如何，在充分渲染了对方的“狡诈凶狠”之后，国民党军队总能出奇制胜，将敌人推向必然覆灭的固定结局。这样千篇一律的主题程式，不仅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阿Q式的心理安慰，也为岛内民众提供了“反攻有望”的梦幻场景。李嘉导演的《狭谷军魂》（《黑夜到天明》，1963）竟然假想了一幅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理想场景：武装特务空降至某峡谷，在所谓“游击女战士”的配合下，从黑夜固守到天明，等“反攻大军”赶到，终于完成使命。《魔窟杀子报》（1959）的结尾，同样是国民党“游击队突袭成功”，“匪徒”死于非命的大圆满结局。在台湾“反攻大陆”屡败屡战的60年代，这些虚假辉煌的景观是如何获得观众认同的？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一成不变的“反共复国”主题宣传，使国民党在画饼充饥中弥补了些许失落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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