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雅明的身份丰富而多样，除了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诗人神学家、翻译家的身份，他还是个独特的“收藏家”。本雅明喜欢藏书，不只是为了阅读，还为了在其中游荡。书对他来说是历史的沉积，书使历史变得可以触摸、把玩，可以“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读书随笔》对普鲁斯特、德布林、卡尔·克劳斯、卡夫卡、布莱希特、波德莱尔等人的书写，让我们栖居在这个“一流的德国文学批评家”的读书视野内，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对书的救赎。

作者简介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德国著名作家，20世纪最富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一生颠沛流离，去世后声名鹊起，是其所处时代的“异数”，被公认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著有《单行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等。

　　国荣，河北隆尧人，2011年6月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比较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外语系，主要兴趣是后殖民研究、离散书写和海外华人文学，曾翻译《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萨缪尔·贝克特》，以及比较文学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若干。

精彩书评

一本书不仅是世界的一个断片，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书是世界的缩微，读者栖居其中。本雅明既是一个游荡者，四处漂泊，又是一个收藏家，为物品所累。他总是处在游荡和收藏的激情之中……书对于本雅明来说是另一个在其中游荡的空间。

——苏珊·桑塔格

精彩书摘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读书随笔》书摘：精神病人的书

　　作为一家小有规模的藏书的主人，一丝尴尬常常在不经意间滑过。

　　十年前，在我着手整理我的藏书，以建立一种相对满意的秩序时，我很快就发现了那些难以割舍而又不能再保留在原处的图书。

　　赫尔曼·冯·吉尔姆的诗歌自然是德国文学中的珍品，但是，我知道，在我接受荷尔德林的启蒙和洗礼时，我并不希望把它们归入德国诗歌的行列。埃米尔·斯兹提亚（EmilSzittya）的处女作《埃克·荷马的把戏》（Ecce-Homo-Ulk）是我必须拥有的，相比其他知名作家的青涩之作，它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但是，我却把它从这个书架赶到那个书架，直到它在离吉尔姆的诗作不远的地方，找到栖身之所。而且，我也不想把布吕赫的这本《拿撒勒人耶稣的英雄赞歌》（AristiedesJesusvonNazareth）归入宗教哲学的行列中。可是，它对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憎恶的描述太有价值了，以至于我不忍心把它丢弃。

　　就这样，这些年来，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去主动收集精神病人的作品，竟然也积累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变态图书馆”（LibraryofPathology）了。事实上，我原本都不知道有这些精神病人的作品存在。

　　1918年，在伯恩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我看到了施莱博尔（Schreber）著名的《回忆我的神经病》（DenkwürdigkeiteneinesNervenkranken），是由奥斯瓦尔德？缪茨（OswaldMutze）在莱比锡出版的。是我之前就听说过那本书？还是几周后，在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于莱比锡的《简论神经官能症理论》（KleineSchriftenzurNeurosenlehre）第3卷中，我读过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没关系了，反正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出版施莱博尔回忆录的那家出版社，在出版最稀奇古怪的灵性写作方面，已经小有名气。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家出版社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种神学著作。根据这种神学体系，“只有上帝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触尸体”，或者说，该书作者“毫不怀疑，上帝对铁路这种概念早有所知”，或者说，这种神学体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上帝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基本语言，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过时但却依然充满活力的德语”。在这种语言体系中，上帝被称为“今在永在”，而病人之前曾经一起决斗过的兄弟，则被称为“那些高悬在仙后座（Cassiopeia）下的人”。而同样引人注目又言简意赅的则是，这位偏执狂在他病情的不同阶段，用以描述他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日常事务时所使用的词语的变化。偏执狂患者普遍持有的世界末日的观念，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把其他人的存在都看成了一种可笑的/愚蠢的幻觉。为了描述这种状况，他的书中充斥着“随便拼凑的人”“极品娃娃”和被“魔法遁去”的人们，不一而足。书中还包含一些其他的不同凡响的捏造之词。例如，病人喊叫的冲动，也即“喊叫奇迹”，被他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心灵上的喉咙清理”。同样，曾经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偶有涉及的主题——“对一些常见词汇的反其意而用之”，也出现在了这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中，比方说，“果汁”被称为“毒药”，“毒药”反被称之为“食物”，而“奖励”则被颠倒为“惩罚”，如此等等。

　　这本书原本是作者献给妻子的，作为他在病中形成的宗教观念的指南。作者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身为首席法官的施莱博尔在医院住了十年之后，被宣布为正常人，重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回归到他的家庭中来。这是他屡屡撰写充满睿智的报告的回馈，这些报告后来被他当做回忆录的附录发表了。当然，他患病的不同阶段，直到他极为严格而又圆满的幻觉过程，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展开。下面我们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他及其他人的案例。

　　有一点非常清楚：由巴伐利亚皇家政府和地方医学顾问卡尔·弗里德里希·安顿·施密德特、哲学博士、医生、手术师、助产士，以及一些博学的社会团体所构成的这个小社会，几乎没有为偏执狂或者其他精神方面的患者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临床诊断。精神病学家早已经超越了那种把每一个症状都误当做疯子之一种的阶段；若非此，我们大可说他们只是在“给精神病编目”（cataloguingpsychosis）。如果不多加考虑的话，《生命与科学之要素与法则》（LebenundWissenschaftinihrenElementenundGesetzen）一书的作者，即博学甚或是德高望重的C.F.施密德特，或许完全是正常的。他的书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偏执的概念。读者至多不过是疑惑，作者为什么会在“人类学与药物学”这一章中，使用大量的篇幅去复制精神病患者的报告。他所讨论的这些报告显然是他自己写的。这种人似乎更像一个早期的手术师的化身，或者说是毕希纳的《沃切克》（Büchner‘sWoyzeck）中那位医生在当代的再现。大致看一下插图，可能就会立刻意识到他的世界观中的狂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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